走的那天，他們夫妻開車一直把我送到紐約。到了紐約，夫人先下車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車送進修車廠，又租了輛車把我一直送到華僑日報社，這才告別，並約好過了年在中美作家會談中再相會。
後來我雖沒再去美國，但始終與他保持著聯係。我的小女兒學英語，他極高興地和她建立文友關係，兩人不斷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學英語，不能老是靠她翻譯才知道他信中的內容。他又請我女兒轉告我，他在美國見到賈平凹時是多麼高興。還向我報告，張學良將軍到美國時，紐約華人集會歡迎，他是惟一得到請柬的外國記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給我的信，我感到有點驚詫。打開請人翻譯後才知道這是訃告式的信，我們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場開心網球後急促地離開這個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經過翻譯仍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在寫完對卡曾斯的懷念文章後立即給他寫信。請他也注意自己的身體。我沒有提“老”這個字，但我要他不要再無節製地拚搏。他回信說，他現在身體跟二十年前沒什麼兩樣。不拚搏，為什麼活著呢？
是的，工作、拚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這個人隻要一息尚存，就在奮鬥不已。而且我也真的沒感到老和他有什麼牽連。因此我聽到他驟然而去的消息，一時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索爾茲伯裏可以說跟我們是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各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和信仰。因而我們也有分歧。但這並沒妨礙我們成為朋友。到底我們共同的東西多些，大家都有把世界變得更可愛的願望，都有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獻身的決心，有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熱心。所以我們的爭論不僅沒影響我們的友誼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有老索這樣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氣。世界上這樣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結識到很幸運，所以我永遠會懷念他。
§§曼穀遇老鄉
今年七月，我從新加坡乘火車到馬來西亞，再從馬來西亞到泰國。
這天，我從海濱回曼穀。途中到一個叫“耶律花園”的遊覽帶打尖。這園中除了有成片的熱帶植物林，還可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纏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樹給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節目。
泰國華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來的，下車後便融入人群中。沒走多遠，我就發生個錯覺，怎麼好像回國了？因為這群遊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說的全是中國北方話。隻見兩位青年男女正在一棵巨大棕樹下擺姿勢，旁邊的同伴們給以指點：“哎呀，他小姨兒，這架式成了唱二人轉了。這扯不扯，咋不挨近點。”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這地道東北話聽著親切，我馬上湊上去問：“聽這口音你們幾位是從東北來的？”
周圍的老頭老太太、姑娘小夥一塊回答：“我們是沈陽的，聽你說話咱離得不遠！”
“我從北京來，可是我在遼寧呆過多年！”
一位老者說：“那也是老鄉呀。哈，在這地場見老鄉不容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
東北人的爽朗熱情令我激動。我就跟他們一塊照相，一塊看景兒，找了位年紀相仿的老人邊走邊嘮。原來，他們都是些個體經營者，從沈陽自費到曼穀旅遊。末了，老頭掏出名片說：“在這裏見麵是個緣分！多咱到沈陽，上我那吃餃子去，我請客！”
我也趕緊遞上一張名片，他身後一位女同胞，就把頭伸過來湊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會，她“咦”了一聲，問到：“鄧友梅？你就叫鄧友梅？”
我說：“錯了管換。”
她追著問：“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說：“山東。”
“山東哪個縣？”
“平原。”
“平原哪個村？”
“鄧莊！”
“我就是鄧莊的！”
說完她轉到眼前，衝我笑起來。
她五十歲上下，戴副大光眼鏡，頭上已摻有白發，健壯開朗，滿臉喜興。我們那村沒多大，可我就不記得見過這位體麵大方的鄉親。
見我苦挖記憶，她又問道：“你認得張二德嗎？”
這句話聲音不高，對我卻真是“如雷貫耳”。
我忙說：“當然認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張秉榮。”
這個張二德跟我可有一段曆史淵源。我們村當時有兩大家族，一個姓鄧，一個姓宋。姓張隻他一家，是惟一的外來戶。我們那地方人不光種地，還愛練武，種地要犁、耙，練武要刀、槍。可是沒人會打鐵。鐵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後春種之前，張姓父子兄弟結伴，用小車推著火爐風箱、鐵砧大錘來到我村找活幹，連打新的帶修舊的，年年都來，跟村人結下交情。終於有一次來了就再沒走，住在我家牆後。
抗戰開始後，我鄉成為抗日根據地。他們全家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是可靠的堡壘戶。敵工科交通站就秘密設在他家。別人參軍都是換上軍裝，背上背包排著隊去入伍，很有氣派。我一參軍就當交通員，穿著便衣從我家出門走十幾步進了他家就算參加革命。
那時張家仍然以打鐵為業，張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雖然住在家中，卻參加我們的工作。為了工作方便，也出於親密感情，我們交通站長認大嬸作幹媽，我也就跟著他喊幾個兄弟為大哥二哥。
後來形勢變化，我南下編入新四軍部隊，數十年再沒回到過家鄉，張家兄弟在我記憶中漸漸淡漠了。
“文革”結束後，我收到一封從本溪鋼鐵廠來的信。信中說：“我叫張義德，是本溪鋼鐵廠老工人。我要找個人一直沒找到，最近從報上看到鄧友梅這個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寫信打聽一下你是不是山東平原縣鄧莊人。抗戰時鄧莊有個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裏當小交通員？”一下子，他們全家都在我心中複活了。我立即給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來信說，找我的目的是請我為他參加抗戰的曆史作個證明。我當即給他寫了證明信。
我們恢複了聯係，但沒機會見麵。十年前，我應邀到本溪參加會議，報上發消息時提到了我。當晚老張拿著報紙就找到了賓館，相隔四十多年沒見，誰也認不出誰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歡聚了一場，並沒見到他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點困惑，說道：“聽我爹說，那年你到我本溪家裏去過，我沒趕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陽……”
我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們一塊看大象表演，看獼猴摘椰子，坐在一起，邊看邊聊。她告訴我，她爹爹弟兄幾人，多年前就離開平原老家，扔下小鐵匠當了大鐵匠，兩個到了本溪鋼廠，一個在包頭鋼廠，現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門當戶對。她在沈陽開了家抻麵館。雖然沒做過買賣，可山東人講實在，有熱心，靠真材實料招引顧客。幾年下來取得了顧客信任，生意紅火。經濟改善後，就想出國開開眼界。她眉開眼笑地說：“感謝黨政策好，既給咱指出掙錢之道，還為咱打開了出國的門。要不然哪就輪到咱出國了？”
她說得很平淡，可我像聽神話。心裏總想：這真是我房後張鐵匠家的姑娘？祖祖輩輩拉風匣，打鐵砧，她爺爺帶著全家從章丘搬到我村時，用一輛小車子就都推來了幾輩子攢下的家當。下一輩人就這樣揚眉吐氣地出國了，她手上這幾件金飾物就比當年那一車子家當值得多！
我們看節目，有個年輕人圍著我倆轉，拿著個攝像機給我們錄像，一位年輕女士還幫他打下手，見我奇怪，秉榮介紹說：“別在意，這是我兒子，那是兒媳婦。他給咱錄下像拿回去給他姥爺看。”
我吃驚地問：“怎麼？你們全家都來了？”
她說：“生意做得這樣，孩子們都沒少辛苦，我慰勞慰勞他們，把全家都帶出來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廳進餐，看他們飯菜上來，我隻好告別。張秉榮急忙叫孩子寫了個字條交我。上邊寫了沈陽“老四季麵館”地址和三個電話號碼，並告訴我：“打哪一個都行。隻要說是鄧友梅，咱家人沒有不知道的。”
我拿著這張紙仍然感到這像是夢境。腦子裏是推著小車，滿麵饑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張鐵匠一家；麵前是坐著飛機，談笑風生在外國旅遊的張秉榮一家。怎麼也不能把兩組形象聯在一個畫麵上。
§§重逢在台北
在台北見到馬玉琪，互相對視了半天，說出同一句話來：“想不到咱們倆能在這兒見麵，真想不到……”
我認識馬玉琪的時候，他還不折不扣是個孩子。1950年馬玉琪跟我弟弟在上海戲校是同學。1952年上海戲校停辦了，他倆都回北京。一個進了中國戲校，一個進了藝培。還總找到一塊玩，那時他不過十多歲。我除了囑咐他們好好玩，別淘氣，沒說過幾句話。
過了些年，我成了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鞍山地界。馬玉琪和葉蓬（伯英，盛蘭先生長子）、艾美君、馬玉璋、黃文穎等畢業後分配到了鞍山。當時的鞍鋼和鞍山市領導對他們很重視，尤其是文化局長張未然女士，既懂藝術，又愛人才，把玉琪和艾美君視為“市寶”，像對自己孩子一樣關照他們。
“他鄉遇故知”，他沒因為我的特殊身份疏遠我，反而很關心。但我不想給小兄弟添麻煩，並沒多來往。他演戲我是常看的。當年的小孩子已出息成這樣一位嗓子好、天賦好、基本功紮實的青年演員了。這時候，他正式拜師葉盛蘭，很受盛蘭器重。他演出的《叫關》、《射戟》、《奇雙會》等很有葉派神韻。
到了“史無前例”時候，陰錯陽差，他也劃入另冊，跟我一塊接受專政。造反派把文藝界的黑幫分子都關進一個大院，集中批鬥。“牛鬼蛇神”分為三六九等，吃飯也有區別：有反戈一擊、立功贖罪表現的，戴著白袖標享受與造反派一同進餐的優待；罪過輕，表現尚可的，等造反派吃完後，排隊集體去吃；罪惡深重，死不悔改的分子，要等黑幫們也吃完，兩個造反派押解一個，站到食堂牆角去吃。這種人共有三人，一個是在下，一個是說評書的單田芳，還有一個就是馬玉琪。
在嚴密監視下不能對話，我們隻得“眉來眼去”互致問候。造反派是對我們既“觸靈魂”又“觸肉體”的，我見馬玉琪唇紅齒白的麵孔已經改了扮相，就知道他受了不少罪。有天趁造反派沒留神，我悄悄問他：“怎麼樣？”他急急對我說：“差點沒打死……”下邊話沒說完，造反派回過頭來了，他把下邊的話咽了回去。臨走時我特意從他身後經過，臉朝著地輕輕說了兩個字“挺住”。這以後我被拉出去勞動改造，再也沒見過他。
我後來被放到一個工廠接受監督改造。工廠隻叫幹活不給地方住，我花二百元買了間草房。就這麼個狗窩也有人來投宿。來者名叫馬延濟，是清朝內務大臣韶英的嫡孫，馬玉琪的表哥（馬玉琪姓的就是母親的姓）。這位馬先生本是水電部的會計，為人忠厚老實，惟一的毛病是愛唱京戲。他小時候，言菊朋先生是他家座上客，他很得言先生點真傳。但隻有唱功，沒練過身段。他一心要下海，就找到他表弟馬玉琪。按規矩劇團請他先唱一場。在幕後先唱了句倒板，台下的內行們一聽給個滿堂好，議論說：“每月工資得值八百。”出場一亮相，底下又說：“五百也可以了。”走完台步一念引子，下邊竟說：“三百也就差不多。”最後決定請他仍到劇團來當會計，碰上合適機會就請上台來一場，他就留了下來。“文革”中文藝界深挖階級敵人，把他的到來列為“走資派”“網羅牛鬼蛇神”的罪狀，給他定了個“封建王朝的孝子賢孫”外加“嚴重曆史問題”，放到工廠勞動。他連買間棚子的錢也湊不出來，便來和我搭伴。轉戶口時街道就給寫作“同居”。這樣我與馬玉琪的關係又密切一步。到了1976年，我滿四十五歲，被照顧提前退休，回到了北京，再也沒見玉琪，偶然聽到點他的消息，卻是令人難過和憤懣的。
“四人幫”垮台，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落實政策，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開放高潮，使我受到鼓舞，想要彌補二十年虛度的光陰，埋頭寫作，無暇它顧。等有機會打聽他的消息時，人們告訴說他已移居香港，並且棄藝從商了。
80年代中，我在深圳過春節。忽然有人送了一張請帖來：馬玉琪當晚在深圳劇院演出《四郎探母》。來人傳馬玉琪的口信，請我一定到劇場一會。我驚喜之餘，早早趕到戲院，進了後台。玉琪已開始化妝，他沒見老，但是胖得邪乎。他正跟身後圍著的幾個說話，他一邊說那幾個一邊記，記完又用廣東話問道：“先生，還有什麼地方要鼓掌喝彩？請再指教一下……”玉琪一見我來，匆匆把這幾位打發走，把我拉到化妝桌旁，連寒暄都沒寒暄，就跟我說起他這晚上的戲來。好像不是相隔十年沒見，而是昨天才分手。他說在香港的生意還可以，就是放不下自小迷戀的京戲。總不唱就要回功了。所以找機會來唱兩句。
玉琪在上海戲校開蒙時曾學旦，後來社會上對越劇女演男和京劇男演女頗有非議，轉到中國戲校後便專攻小生。我認識他許多年，還沒看他演旦角戲，這天的《探母》他前演鐵鏡公主，後楊宗保，頗見功力。但體態發胖，底氣有不足之相。廣東人又不大會欣賞京劇，盡管有專業捧場者按筆記本的指點叫好鼓掌，那天的氣氛也說不上熱烈。我暗暗有些難過，心想本來可以成為一代名優的人，今後怕隻能做個票友了。
此後，我每到香港都和他通電話。有時他是在電影廠幫忙（我弄不清他是教把子還是拍片），有時他又去內地做生意。香港朋友談到他，多會提起兩件事。一是凡有大陸來的同學和朋友，馬玉琪都無私地給以幫助；二是他近年在商業上不大順心，頗有重踏台毯之念。1987年我到香港，又給他打電話。果然，在電話中他告訴我，他決定重返舞台，明天就應約到台北去唱戲了，隻得在電話中告別。我祝願他此行能成功。
這一去就是九年。這中間聽說他不止一次回來，盡管鞍山那地方給他留下苦難的回憶，他仍沒忘記那裏的朋友和觀眾，還到那裏去演出過。他到北京我多半不在，隻有一次通上了電話，約我一塊吃了頓中飯，告訴我他在那邊幹得不錯，沒工夫多談。
這次我一到台北，就對東道主說：“請幫我打聽一下馬玉琪先生的地址。”旁邊有位記者笑道：“是盛蘭京劇團團長嗎？不用打聽，我這就有。”說著他就給我抄了個號碼。電話一通，我自報家門，馬玉琪大聲問：“你在哪兒來電話？在台北，老天，你到台北了，別費話，快來吧，見麵再詳談，請記下我的地址……”
我參加完一個晚宴，驅車找到了馬玉琪的住所。
這所房子，從外邊看是台北的公寓，進到他屋裏，覺得又回了北京。甚至不是現在的北京，倒像是當年王府大臣家的一角。花梨木房罩把廳房隔成兩單元，懸著宮燈，掛著古畫，青花大瓶，官窯瓷罐，多寶格上是玉佛銅鼎，木刻牙雕。花梨木家具上鋪的是鍛子繡花軟墊。一派傳統文化氛圍。
他把我拉到裏間椅上坐下，沏下碗蓋碗茶，又說了一句：“真想不到，我們會在台北見麵，回想從前……”
我說：“往事不堪回首，現在大家都好了，這才是真格的。”
平靜下來之後，我注意觀察了一下，發現一個奇跡：這不是深圳看到的那個肚子腆出、麵孔圓胖的馬玉琪了，時光好像倒退了二十年，我又見到了那個剛從戲校畢業不久、英俊瀟灑的小生。比以前成熟，但仍然年輕。
我說：“你的體形恢複、嗓音都還原了，大概下了不少功夫吧？”
他點點頭說：“當然得下橫心，吃點苦。可是太值了，我找回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告訴我，到台灣九年，他拚搏了九年。先與郭小莊女士合作。後來經濟基礎強些，就與魏海敏合作成立了盛蘭京劇團。他說：“我不能忘中國戲校對我的教育、恩師的栽培，台灣人喜歡京劇，帶有懷念故土、不忘根本的情結，我要唱就得唱好，使葉派藝術在台灣再現。”盛蘭京劇團成立後，得到兩岸同行和各界人士的歡迎支持，張群先生特為他題寫了團名，每次演出京劇界前輩師友都熱情協助。他唱《探母》，章遏雲女士擔綱蕭太後；他唱《臨江會》，李桐春助演關羽；他好學不倦，師友們都伸出熱情之手。袁世海先生跟他講自己和葉盛蘭合作時，所看到的葉先生的細節表演；葉少蘭把自己家傳的心得無私地轉授給他；他向畫家程十發請教昆曲，跟趙榮琛學程派唱腔。盛蘭京劇團每年在台灣至少要演出兩季，每次都造成轟動。他給我看近幾年演出的說明書和劇照，演出的劇目比在大陸時擴展了許多。《臨江會》《群英會》《雌雄鏢》《奇雙會》，這都是他在大陸很少演出的劇目，至於旦角戲程派的《罵殿》，在大陸時他根本就沒有這出戲。他又新排了清裝戲《清宮秋雨》和移植的朝鮮劇目《春香傳》。幾年時間，盛蘭劇團在台灣打開了局麵，立穩了腳跟，成了台灣京劇界頂梁柱之一。從張學良先生、蔣緯國先生與他合影中那種讚許和鼓勵的表情就能看出他業務上取得的成就。
隨著事業的發展，馬玉琪的經濟當然有了不少改善。但他個生活仍保持著我曾見到的那樣簡單，甚至可以說樸素。他不用工人，自己洗衣做飯搞衛生。錢多半花在幫助朋友、同行和收藏文物工藝品方麵。他收藏了許多精美的戲裝、文玩、書畫。目前正籌備舉行他收藏的扇麵展。他拿出一些扇麵給我看。真是多姿多彩，美不勝收。不是白石老人、大千居士的遺墨，就是梨園界名人的一些作品——四大名旦合畫花卉，曆代名伶的墨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他見我看得如醉如癡，笑著說：“你挑一幅去作紀念吧。”我怎敢奪人之愛，連聲婉謝。但他隨手挑一幅胡佩衡先生在上一個甲子年畫的蘭草，誠摯地送給了我。玉琪的性格我熟悉，再推他就嫌我生分了。我再三致謝收了起來。
已到深夜，談興尚濃，忽然來了電話。他接過電話沒談幾句就哆嗦起來，驚慌地問：“在哪兒出的事？你現在在哪兒？好，我一定幫忙，後天我就趕到香港好了……”放下電話，臉色蒼白，坐在電話桌前半天沒有一絲動靜。我等他緩過點後忙問：“出了什麼事？”
他告訴我，剛才電話是從泰國打來的，曾經由他幫助過的一個大陸出來的朋友，剛在經濟上有點基礎，夫妻二人去泰國旅遊，丈夫在那裏被人殺死了，沒有抓到凶手。作案情形很像是港台黑社會跟蹤過去做的。那女人困在泰國無法脫身，來電話要他幫助，要他盡快趕到香港去想想辦法。他說：“近來這樣的事發生不止一起，是這邊的人早就策劃好的。有的為了敲詐錢，有的因為別的緣故。如果當事人不滿足黑社會的條件，他們就盯住你，不在本地作案，專等你到外國旅遊、辦事時跟蹤而去，在那邊下手……”說著他搖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