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很深，他又在考慮如何著手幫助那位女士的事，我便起身告辭。臨走說：“何時到大陸，給我個電話，咱們後會有期。”他說：“目前我正在考慮處理掉一些家具，把有些東西整理一下，到北京買幢住房，每年回去住幾個月，再到這邊住些日子。兩邊跑著，心裏才踏實些。在這事業上雖然順，可沒有生根的感覺，總還好像在作客，我的根在北京。那裏氣氛環境，民情風俗，連街上走道的人說話聽起來都親切。慢慢我年紀大了，演出會減少。我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藝術研究、教學和文物收藏上。兩邊都是我的家，兩邊都有我存身之處，憑我所有的力，為兩邊的交流，為民族文化的複興做點工作，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其它奢望了。”
他把我送下樓，雨夜中我頻頻回頭，望著這位戰勝了苦難、自強不息的小兄弟，祝願他的計劃會實現，相信他的計劃會實現。
回來後我想寫一篇文章談他那些扇麵。它們算不上宏偉巨作，但絕不是凡俗之物，它們是珍寶。中國少了這一份珍寶，它的文化財富就不完美、不豐富、不多彩。把它們彙集起來就展示出中國在這一藝術領域的偉大成就……想著想著，我思路有點模糊起來。我弄不清在想的是馬玉琪還是他收藏的那些畫。
§§新台幣、雲門舞集和韓舞麟
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台灣同行的熱心奔走，我赴台的心願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薪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覺得曆史運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地把我的拿到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台灣去，總會有用到新台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黐線！”也就是神經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薪傳》，是八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我不由激動流淚。閉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隻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薪傳》，著實為此歎息了幾天。
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跟台灣作家戲劇性的見麵，就像發生在昨天。
九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筆會。臨行前聽說台灣作家也去參加，我挺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麵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之間，起名按舞字排行，下綴一個動物名。她叫舞燕，妹妹叫舞鳳、舞鸞，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台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台灣關係吧？”“文化大革命”期間，有親屬在台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嶽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消息。也許他們真到了台灣吧？”她就叫我見到台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寫了篇叫《尋訪畫兒韓》。不久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打聽落榜原因，“傳說”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台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幸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台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不料此後倒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台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台灣作品的興致。美國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此願望，送我一堆台灣，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略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餘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既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獲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屈，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惟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台灣同行見麵，增長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麵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找台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膚一樣黃，要分辨出哪一位來自台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裏鶴立雞群。這是台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甭客氣”。我聽了一愣，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是這麼突然出現在麵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消了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閑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地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麵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做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煙鬥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您。我看過您畫的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是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地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煙？”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煙叫忌煙！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我幹脆隨他坐在台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麵時那股別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台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他說：“好像是的。”我問：“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全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台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嶽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嶽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緣情分總重於後天觀念形態吧，隨著會議進行，兩岸作家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由隻點頭變為出聲寒暄，由應酬式的寒暄又變為較深入地談心。日本接待人員看在眼裏，接待方法就跟著變化。開始時每逢外出，他們都把兩岸作家分別請上兩輛車，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後來卻專門騰出輛專車，笑嘻嘻招手說：“中國作家，都上這一輛車吧。”
分手那天，王藍來到我的房間，送我一本畫冊。我把《煙壺》送他作紀念。我問他：“如果我選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陸發表，您不反對嗎？”他說：“當然可以，不過，不必說問過我吧。”他又一次對我說，見到舞麟會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訴他。
回北京後，我告訴嶽母二叔一家確實在台灣，二叔是教員，二嬸是演員，現在她還在拍電視劇。全家人聽了好幾天都處於喜悅興奮狀態中。
我把王藍的畫選出一組，送到雜誌發表，並且寫了一篇介紹（但沒說這畫是怎樣得到，更沒說我倆見過麵，那時還沒這麼大膽）。有一天，忽然有位長者找到我家，對我驗明身份後，便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問道：“你介紹的王藍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我看了連說：“正是。”他說：“我是王藍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計你見過了王藍，我來打聽一下他的近況……”輪到我說話時他是那樣神情專注，又用天津鄉音打聽我和王藍相會的細節，那種手足之親、關切之情令我難忘。
大概是從這開始，我對兩岸文學界的交流熱心起來。凡這方麵有事找到我，搖旗呐喊也罷，站腳助威也行，都願盡一份炎黃子孫的責任。這一來也才知道自己遠非最先覺悟者，熱心此事的作家，兩岸都大有人在。在談到促進兩岸交流，加深了解，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振興民族文化時，有時是很難分辨出誰來自海峽的哪一側。
我終於要踏上美麗、親切的台島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過程中，台灣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勞力。但我不想用“謝”字來衝淡同胞之情手足之義。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幸運和自豪，因為世界終究還是按我們意誌變得更可親可愛了。
我隻想大喊一聲：“我高興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雜記
50年代初，看周信芳先生唱《掃鬆》唱道：“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想這是舊世故，新社會不該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想起這句話來，覺得這話尚未失去時效，不可廢棄。近幾年，有機會到外邊走走。發現這點處世經驗倒也並非隻在中國有用，竟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證明之一是有人從海外回來，寫了幾篇文章，一說到外國的好處，國內便有人說：“這是崇洋。”說到外國的弊端，國外便有罵：“共產黨的偏見。”所以從香港回到北京，人們（包括在北京的香港人）問我：“對香港印象怎麼樣？”
我就說：“就是那個樣兒。”
又問：“那個樣兒是什麼樣？”
我說：“有好有壞，亦好亦壞，不好不壞，好好壞壞。”
他們很失望，覺得這話等於沒說。我挺高興，沒讓他們抓住作文章的題目。
我是到香港探親訪友的，本沒想作什麼調查，下什麼判斷，其實談起親友之間的事，倒有些可記。
在香港我惟一的親屬就是我的妻。香港人慣稱作“太太”。我的太太和我感情很好，見我來了總想領我去看一看，玩一玩，買點什麼，吃點什麼。我在北方住慣了，習慣於涼爽和安靜。香港的濕熱與喧鬧我有點不大受用。隻得天天坐在家中的冷氣機前看雜誌。她感到這樣太委屈我，找出各種題目鼓勵我出遊。我不願辜負她的情義，便去了幾次，結局都不好；我一上街就出汗，一出汗就心煩，一心煩那臉色就不大可愛；陪著個滿臉煞氣的人逛街還有什麼趣味呢？慢慢地她臉色也沉了下來。等我發現她不高興了，再裝作興趣很濃地看這看那已經晚了，她說：“別假裝高興了，還是回去衝個涼看書吧。”隻有一次玩得痛快，先去了太平山，又去了宋城，坐在宋城茶館裏我興致很高。因為那天下大雨，非常涼爽。我正感到非常適意時，卻發現太太臉色由紅轉青，胳膊上毛孔緊縮，兩個肩膀緊緊夾著。我說：“你怎麼了？”她說：“滿好。就是有點冷。”我學她的口氣說：“別假裝高興了，還是回去暖和暖和吧。”從此她就不再鼓動我去遊玩。
我既不肯出去，朋友們就隻好來訪我。一天有人喊我去接電話，說是：“女作家×××找你。”不知為什麼，我把×××聽成了“陳若曦”，拿起電話就說：“你好。”
對方也說：“你好！”果然不錯，一口女性的帶台灣腔的國語，是陳若曦無疑了。她說：“有人要我寫篇文章，我想采訪你。”
真見鬼，幾天前我在舊金山看見她，她不采訪，我到了香港她倒要采訪。隻好說：“歡迎。就在電話裏采訪嗎？”她說：“我要去找你談！”我想大概有人給她出機票。就說：“那就來吧。”她說：“見你之前我要先看看你的《那五》，可是找不到哪裏有？”我說：“唐人街書店就有。”她說：“什麼唐人街？”我說：“就是三藩市的唐人街呀，離你很近！”聽口氣她有點火了：“你以為我是誰？！”我說：“你不是陳若曦嗎？”她笑了一陣，罵我：“怎麼這樣糊塗呀！我是施叔青，怎麼是陳若曦呢？”我隻好告罪。
過了一天，這位“明白人”來了，她手中提著個巨大的四喇叭雙音道錄音機，少說有十幾磅重，難為她搬上了十層樓。她放下錄音機就翻她的皮包，翻了一陣兩手一拍說：“糟糕！我沒有把錄音帶拿來……”我指了錄音機說：“裏麵不是有一盒帶子嗎？”她看了一下說：“噢！我放在裏邊了。”接著又翻她的皮包，這次是拿出了頗有重量的瓷插頭。但這個瓷插頭往我牆上任何一個插孔也插不進去，她又雙手一拍說：“糟糕！這個插頭不能用。”我趕緊把電熱壺上的插頭拔下來替她接上，這才開始采訪。這一談正事，她的精明勁就露出來，問題提得尖銳，明確而又有啟發性。談了兩個小時，她還不滿足，於是去吃飯。吃完飯又在她的辦公樓談了三小時左右，我聲明筋疲力盡了，她卻還談興正濃，但又不好強製我再談，便放我回去，而且一定要送我下樓為我引路。經過她的“錄音機事件”，我已領教了她的“明白”範圍，自信我自己去找車比她更有把握，便謝絕了她的好心，匆匆趕回家。要燒水衝茶，想起插頭還在施叔青的錄音機上。我估計按她的明白程度，她是再不會想到這件事的，隻好改飲可口可樂。
從此我知道，叔青最大的長處是小事上不明白，大事上明白。不像我大事小事都糊塗。
一天晚上，又來了個電話，說是有幾個朋友正在吃飯，聽說我在此，約我去玩玩。說話者自報：“我是陸鏗。”這有點使我吃驚（是“受寵若驚”的“驚”，不是“驚懼”的“驚”！）。陸鏗先生是我久已聞名的，幾位國內和他相熟的朋友對他很為稱道。盡管我剛吃過了晚飯，還是毫不猶豫地說：“我現在就去，你們先吃起來，不必等我。”
放下電話，我想：“我和大聲先生沒有聯絡過，這是誰報的信呢？”趕到餐館一看，叔青女士正在聚精會神地對付一雙大蝦。
幾位久已聞名但無機會見麵的朋友全在座上。劉以鬯先生，胡菊人先生，鍾玲女士，還有一見如故的戴天老兄（他叼著煙鬥的樣子，很像我一個老朋友）。而東道主曾振基先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從事建築又熱心文學事業的專家。
這天的談話十分愉快，沒有什麼客套和虛禮，坦白和諧，誠懇熱情。在文學的總題目下談的範圍頗廣，對國內的文學出版、評論工作他們作了不少批評。批評是中肯的，有許多看法和我一致。但我更重視與我看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常想，所謂交流，無非是交流信息與觀點。越是不同的東西交流起來越有價值，一個人總要多知道些別人怎麼想，想什麼，並尊重人家這樣想的權力，才可以有所長進。朋友們談文學，又不是聯合國表決是否製裁南非種族歧視行為，幹什麼我要取得一致意見或是進行表決呢！這晚上使我愉快的不隻是談話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這種氣氛，友誼的氣氛，信任的氣氛，輕鬆的氣氛，在文學上，我是主張“黨同而不伐異”的，而交朋友我則主張“山川相異，日月同天，為求發展，廣結善緣”。
飯後才知道，外邊下起了大雨。一為避雨，一是談興尚濃，有兩位朋友便提議再找個地方喝點什麼。很快找到了荷蘭式的酒吧，除去我們三四個人沒有別人，倒也清靜，便要了幾樣飲料坐了下來。誰知一杯酒水沒喝完，話題剛開頭，侍者卻通知我們他要關門了。掃興之餘，戴天便罵了一句傳統的粗話。不知店家聽到與否，我由此卻對戴天兄有了更多好感；覺得他實在可愛，是個可交的朋友。
在酒吧剛開始談起的話題，就是台灣的“雲門舞集”。他們建議我去看看。我還沒拿定主意，就叫人趕出來了。
第二天我就翻名片，翻了半天，別人的都有，惟獨沒有戴天的，這才想起他似乎宣布過對印名片很反感，從沒印過名片。隻好打電話給菊人兄求助，接電話的小姐說：“他還沒有回來。”按北京人的習慣，我想他既“沒有回來”，那一定是到什麼地方去了。聽說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跑來跑去，天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呢？我以為是不應該為這樣的區區小事打擾陸鏗先生和劉以鬯先生這樣的長者的，隻好打消念頭。正這個當兒施叔青又出現了，她並且給我弄到了票。這一來使我幾天沒喝上熱茶的怒氣全消，心服口服地承認她比我明白得多。
看“雲門舞集”的《薪傳》，實在是美的享受。我原就以為會很好，但沒想到這麼好：既有力感又有美感，力與美統一了起來，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傳統與革新統一了起來。我相信這個舞若在大陸演出肯定會受歡迎。看到福建人當年一步三回首地辭別故土開發台灣的情景，我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