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王為躲追兵而與人走散，在山溝裏藏了兩天兩夜，沒吃到一點東西。後來遇到一個砍柴的老頭，送給他一個用玉米麵和幹白菜做的菜團子。國王三兩口就吃了，覺得這是天下最好的食物。他問老頭這叫什麼，老頭說叫“饑餓”。
走在沙漠裏的人，如能得到一杯水，會無比快樂和驚喜。而當他千裏迢迢走出沙漠，來到泉邊，喝第一杯水很甜，喝第二杯水很涼，等到喝第五杯水很飽。如果連續不停地喝，最終會成為一種負擔。
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有一句名言：“每一種事情都變得非常容易之際，人類就隻有一種需要了——需要困難。”困難是一塊試金石，困難是一本教科書，平靜的海麵永遠不可能造就一個有經驗的水手。過去的幸福，是因為戰勝了過去的困難；今後的幸福，也都在今後困難的身後。
人們從獲得一單位物品中所得的追加的滿足，會隨著所獲得的物品增多而減少，這就是著名的幸福遞減定律。
隨著收入的增加幸福也會增加嗎？答案是否定的。伊斯特林係統研究了收入與幸福的關係，發現了這一悖論，被後來的研究者稱為“伊斯特林悖論”，也叫做“幸福悖論”。“幸福悖論”引導人們進一步思索，有西方學者研究後指出，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臨界點（如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的時候，幸福感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就不存在了。
根據賽利格曼的觀點，財富隻是缺少時才對幸福有較大影響，可當財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後，財富與幸福的相關就小多了。不但不存在，物質的增加還可能帶來幸福感的減少。阿瑪蒂亞·森的《不平等之再考察》認為：“更多的自由必然減少愉悅，甚至可能減少滿足感。”物質上單向度自由空間的無限度延展，還會對人類的幸福帶來挑戰。富不過三代的反思是，往往是在第一代人身上精神就已經很貧困了，貧困的經濟學意義就是由於製度和非製度的原因，導致的個人和家庭對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匱乏，一些所謂的富豪們窮得隻剩下錢的表白並不是囈語。
和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理論一樣，當你在很口渴時喝的第一杯水邊際效用最大，此時你的幸福度最大，而當你喝第二、三杯水時邊際效用則遞減，此時你的幸福度就降低了，然後依次降低直至你不再感到口渴時邊際效用為零。那麼財富在不缺少的時候什麼在影響人的幸福呢？幸福的兩駕馬車一是物質，二是精神，在物質充裕的背景下，幸福缺失的原因自然是精神上的匱乏。在這方麵製度經濟學也有著自己的演繹。其實即使在物質缺少的時候精神也在扮演著很大的作用，比如對於同樣半杯水，悲觀的人會認為怎麼才隻有半杯水，而樂觀的人則認為原來足足還有半杯水。悲觀和樂觀來源於一個人的知識體係的儲備的總體狀況，我們稱之為精神。
這裏的精神是社會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綜合體，經濟學上稱之為非正式製度，具有濃厚的社會色彩。新製度經濟學認為，非正式製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對於人們來講，在一定的標準下，習慣、文化、價值以及不同的知識形態就好比是口渴人的水，作為消費品，它們的存在價值同樣有著另外意義上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第一杯水、第二杯水、第三杯水對一個口渴的人的邊際效用是不同，知識對於人類的幸福同樣有著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當人類第一次見到電燈泡的光芒、當人們第一次嚐試新的遊戲規則的時候，幸福的意義和後來無數次重複後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對未知世界的每一次征服都會帶來酣暢淋漓的幸福感，當一個民族在實現溫飽的時候都集體感到幸福缺失，必然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嚴重物化的時候，當隻有用貨幣衡量貨幣價值的時候，貨幣的價值等於零。幸福是對稀缺的東西占有帶來的滿足感，當原有的知識體係的邊際效用為零的時候，在精神世界上渾渾噩噩的民族的幸福自然無處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