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史記老莊申韓同傳之原因
韓非主道篇曰：“虛靜以待令”。又曰：“明君無為於上”。這虛靜無為四字，是老子根本學說，韓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見他淵源所自。其書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於道德，而不出於愛惡”。可見他製定的法律，總是本於自然之理，從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並不強人以所難。他說：“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鬥，故賢者勸賞，而不肖者少罪。”可見他所懸的賞，隻要能夠努力，人人都可獲得，所定的罰，隻要能夠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若雷霆，神聖不能解也，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嬖而必誅。”事事順法律而行，無一毫私見。他用法的結果是：“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淡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上下交順，以道為舍。”這是歸於無為而止。
老子講虛靜，講無為；韓非也是講虛靜，講無為。黃老之術，發展出來，即為申韓，申韓之術，收斂起來，即為黃老，二者原是一貫。史遷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即是這個道理。後人不知此理，反痛詆史遷，以為韓非與李耳同傳，不倫不類。試思史遷父子，都是深通黃老的人，他論大道則先黃老，難道對於老氏學派，還會談外行話嗎？不過韓非之學，雖是淵源於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擴而大之，獨成一派。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韓非曰：“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同是無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適，一出韓非之口，而凜然可畏，唯其如此，所以才獨立成派。
莊子與韓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徑絕端相反，而皆本之於無為。莊子事事放任，猶可謂之無為，韓非事事幹涉，怎麼可謂之無為呢？莊子是順應自然做去，毫不參加自己的意見，所以謂之無為。韓非是順應自然，製出一個法律，我即依著法律實行，絲毫不出入，也是不參加自己的意見，故韓非之學說歸於無為，因為他執行法律時，莫得絲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議親議貴這類辦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韓非說：“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見他立法是持大體，並不苟細。漢高祖用講黃老的張良為謀臣，入關之初，“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黃老舉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設柙股虎，用的是申韓手段。我們從此等地方考察，黃老與申韓，有何衝突？
（九）老子與其他諸子
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孫子言兵，韓非言刑，而其源者出於老子。我們如果知道：兵刑與道德相通，即知諸子之學無不與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溫良恭儉讓，儉字與老子同，讓即老子之不敢為天下先，孔子嚐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之兼愛，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節用，即是老子之儉。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則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見其與老子相通。戰國的縱橫家，首推蘇秦，他讀的書，是陰符，揣摩期年，然後才出而遊說，古陰符不傳，他是道家之書，大約是與老子相類。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此語，是以一個平字立論。蘇秦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一類話，激動人不平之氣，暗中藏得有天道張弓的原理，與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蘇秦的說法，能夠披靡一世。老子所說：“欲取姑予”等語，為後世陰謀家所祖，他如楊朱莊列關尹諸人，直接承繼老子之學，更不待說，周秦諸子之學，即使不盡出於老子，也可說老子之學，與諸子不相抵觸，既不抵觸，也就可以相通。後世講神仙，講符籙等等，俱托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
漢朝汲黯，性情剛直，其治民宜乎嚴刑峻法了，乃用黃老之術，專尚清靜。諸葛武侯，淡泊寧靜，極類道家，而治蜀則用申韓。這都是由於黃老與申韓，根本上是共通的緣故。孔孟主張仁義治國，申韓主張法律治國，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其實是一貫的。諸葛武侯說：“法行則知恩”，這句話真是好極了，足補四書五經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義。子產治鄭用猛，國人要想殺他：說道：“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來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說道：“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難道子產改變了政策嗎？他臨死前還說為政要用猛，可見猛的宗旨，至死不變，而所收的效果，卻是惠字，《論衡》載：“子謂子產……其養民也惠”。又講：“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關鍵，隻有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嚴，與子產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說申韓刻薄寡恩，其實最慈惠者，莫如申韓。申子之書不傳，試取韓非子與諸葛武侯本傳，對照讀之，當知鄙言之不謬。
韓非之學，出於荀子，是主張性惡的。荀子以為人性惡，當用禮去裁製他。韓非以為禮的裁製力弱，法律的裁製力強，故變而論刑名，由此可知：黃老申韓孟荀，原是一貫。害何種病，服何種藥。害了嬴秦那種病，故漢初藥之以黃老，害了劉璋那種病，故孔明藥之以申韓。儒者見秦尚刑名，至於亡國，以為申韓之學，萬不可行，此乃不知通變之論。商鞅變法，秦遂盛強，逮至始皇，統一中國，見刑名之學，生了大效，繼續用下去，猶之病到垂危，有良醫開一劑芒硝大黃，服之立愈，病已好了，醫生去了，把芒硝大黃作為常服之藥，焉得不病？焉得不死？於芒硝大黃何尤？於醫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之原因
《禮記》上，孔子屢言：“吾聞諸老聃曰”，可見他的學問，淵源於老子。至大限度，隻能與老子對抗，斷不能駕老子而上之。《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這種驚訝佩服的情形，儼如虯髯客見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樣。《虯髯客傳》載：道士謂虯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虯髯也就離開中國，到海外扶餘，另覓生活。孔子一見老子，恰是這種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已被老子講得透透徹徹，莫得孔子說的，孔子隻好從仁字講起走了。老子學說，雖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詳，他專言道德，於仁義禮三者，不加深論。孔子窺破此旨，乃終身致力於仁義禮，把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條分縷析的列出來。於是老子談道德，孔子談仁義禮，結果孔子與老子，成了對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帶得有點強哉矯的性質，雖是佩服老子，卻不願居他籬下。這就像清朝惲壽平，善畫山水，見了王岩穀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畫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習花卉，後來二人竟得齊名。孔子對於老子，也是這樣。他二人一談道德，一談仁義禮，可說是分工的工作。
《論語》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何以不言性與天道呢？因為性與天道，老子已經說盡，莫得孔子說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離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業已探驪得珠，孔子再說，也不能別有新理，所以就不說了。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請問致的是什麼？守的是什麼？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學案，虛字靜字，滿紙都是，說來說去，終不出“致虛守靜”的範圍，不過比較說得詳細罷了。老子書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雲“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長久，而況於人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老子這一類話，即把天地化生萬物，天人感應，天道福善禍淫，種種道理，都包括在內，從天長地久，說至天地不能長久，就叫孔子再談天道，也不能出其範圍，所以隻好不說了。老子所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見到了的，他讚周易，名此物曰太極，曾極力發揮，唯理涉玄虛，對門人則渾而不言，故大學教人，從誠意做起走。
性與天道，離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講的。何以見得呢？一般人說宋儒是得了孔子真傳的，朱子是集宋學大成的，朱子畢生精力，用在《四書集注》上，試拿《集注》來研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嗎？《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豈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則導之……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歸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見性與天道，離卻自然二字，是講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說盡，宜乎孔子不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