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文化衝突之點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點，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人培養身，中國培養心，西洋教人，重在“於身有益”四字，中國教人，重在“問心無愧”四字，這就是根本上差異的地方。
斯密士倡自由競爭，達爾文倡強權競爭，西洋人群起信從，因為此等學說，是“於身有益”的，中國聖賢，絕無類似此等學說，因為倡此等學說，其弊流於損人利己，是“問心有愧”的。我們遍尋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尋不出斯密士和達爾文一類學說，隻有莊子上的盜蹠，所持議論，可稱神似。然而此種主張，是中國人深惡痛絕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蹠之徒也。”自由競爭，強權競爭，正所謂孜孜為利，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異的地方。
孔門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向內，追進兩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再向外發展。猶之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這是中國學說，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競爭等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麵建築起走，基礎未穩固，所以國際上，釀成世界大戰，死人數千萬。大戰過後，還不能解決，跟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
孔門的正心誠意，我們不必把它太看高深了，把它改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做一事，於動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門的精義，不過如是而已。然而照這樣做去，就可達到“以天下為一家”的社會。如果講“自由競爭”等說法，勢必至“己所不欲，也可施之於人。”中國人把盜蹠罵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類似盜蹠的學說，奉為天經地義。中西文化，焉得不衝突。中西文化衝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國，是西洋人把路走錯了，中國人的路，並沒有走錯，我們講“三教異同”，曾繪有一根“返本線”，我們再把此線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衝突之點看出來。凡人都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善心長則惡心消，惡心長則善心消，因此儒家主張，從小孩時，即把愛親敬兄，這份良知良能，搜尋出來，在家庭中培養好，小孩朝夕相處的，是父親母親，哥哥弟弟，就叫他愛親敬兄，把此種心理培養好了，擴充出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造成一個仁愛的世界了。故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所以中國的家庭，可說是一個“仁愛培養場”。西洋人從我字，徑到國字，中間缺少了個家字，即是莫得“仁愛培養場”。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誠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學說發揮出來，就成為殘酷世界，所以說：中西文化衝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國。
所謂中西文化衝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衝突，並非中國文化與之衝突。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競爭一類學說釀成的，非中國學說釀成的。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衝突的明證。西人一麵提倡自由競爭等學說，一麵又痛恨戰禍，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國學說，發揚光大之不可。
（二）中國學說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見世界上滿地是金銀，總是千方百計，想把它拿在手中，造成一個殘酷無情的世界。印度人認為這個世界，是汙濁到極點，自己的身子，也是汙濁到極點，總是千方百計，想把這個世界舍去，把這個身子舍去。唯老子則有一個見解，他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又說“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銀，他是看不起的，當然不做搶奪的事，他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他舍去身子，並不是脫離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與眾人融合為一。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因此也就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了。所以他說“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殘酷無情的世界，也不是汙濁可厭的世界，乃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眾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線言之：西人從丁點起，向前走，直到巳點或庚點止，絕不回頭。印度人從丁點起，向後走，直到甲點止，也絕不回頭。老子從丁點起，向後走，走到乙點，再折轉來，向前走，走到庚點為止，是雙方兼顧的。老子所說“歸根複命”一類話，與印度學說相通。“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一類話，與西洋學說相通。雖說他講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樣精，講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樣詳，但由他的學說，就可把西洋學說和印度學說，打通為一。
我所謂“印度人直走到甲點止，絕不回頭”，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若釋迦立教之初，固雲“不度盡眾生，誓不成佛。”原未嚐舍去世界也。釋迦本是教人到了甲點，再回頭轉來在人世上工作。無如甲點太高遠了，許多人終身走不到。於是終身無回頭之日，其弊就流於舍去世界了。老子守著乙點立論，要想出世的，向甲點走，要想入世的，就回頭轉來，循序漸進，以至庚點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尋著丙點，即回頭轉來，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尋甲乙兩點，以免耽誤救世工作，此三聖人立教之根本大旨也。
孔子的態度，與老子相同。印度厭棄這個世界，要想離去他。孔子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這個世界並不覺得可厭。老子把天地萬物，融合為一，孔子也把天地萬物，融合為一，宇宙是怎麼一回事，還他怎麼一回事。所謂“老者安少，少者懷之”，“天地位焉，萬物寧焉”，就是這個道理。
曾子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幾句話，與治國渺不相關，而獨深得孔子的嘉許，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幾句話，是描寫我與宇宙融合的狀態，有了這種襟懷，措施出來，當然人與我融合為一。子路可使有勇，冉有可使足民，公西華願為小相，隻做到人與我相安，未做到人與我想融，所以孔子不甚許可。
宋儒於孔門這種旨趣，都是識得的，他們的作品，如“綠滿窗前草不除”之類，處處可以見得，王陽明“致良知”，即是此心與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即是事物上之理，遇有事來，隻消返問吾心，推行出來，自無不合，所以我們讀孔孟老莊及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讀斯密士、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
印度人向後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質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後走，而越來越遠，與人世脫離關係，他的國家就被人奪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礙物，即直衝過去，鬧得非大戰不可，印度和西洋，兩種途徑，流弊俱大，唯中國則不然。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對於物質，隻求是以維持生活而止，並不在物質上求安慰，因為世界上物質有限，要求過度，人與人就生衝突，故轉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與人是不相衝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脫離這個世界，中國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脫離這個世界。我國學說，折中於印度西洋之間，將來印度和西洋，非一齊走入我國這條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中國人尋樂，在精神上，父兄師友間，西洋人尋樂，大概是在物質上，如遊公園進戲場之類。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條路，然而兩者可以調和，精神與物質，是不生衝突的，何以言之呢？我們把父兄師友，約去遊公園，進戲場，精神上的娛樂和物質上的娛樂就融合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調和，等於約父兄師友遊公園、進戲場一般。但是不進公園戲場，父兄師友之樂仍在，即是物質不足供我們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們這樣設想，足見中西文化，可以調和。其調和之方式，可括為二語：“精神為主，物質為輔。”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偏重物質，即是專講遊公園，進戲場，置父兄師友於不顧，所以中西文化就衝突了。
中西文化，許多地方，極端相反，然而可以調和，茲舉一例為證：中國的養生家，主張靜坐，靜坐時，絲毫不許動，西洋的養生家，主張運動，越運動越好，二者極端相反，此可謂中西學說衝突，我們靜坐一會，又起來運動，中西兩說就融合了。我認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為一，其方式就是這樣。
有人說：“孔門講仁愛，西人講強權，我們行孔子之道，他橫不依理，以兵臨我，我將奈何？”我說：這是無足慮的，孔子講仁，並不廢兵，他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又說“仁者必有勇”。何嚐是有了仁就廢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寶，慈居第一，他說：“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廢了，西人來，把我的人民殺死，這豈不是不仁不慈之極嗎？西洋人之兵，是拿來攻擊人，專作掠奪他人的工具，孔老之兵，是拿來防禦自己，是維持仁慈的工具，以達到你不傷害我，我不傷害你而止，這也是中西差異的地方。
孔老講仁慈，與佛氏相類，而又不廢兵，足以抵禦強暴。戰爭本是殘忍的事，孔老能把戰爭與仁慈融合為一，這種學說，真是精粹極了。所以中國學說，具備有融合西洋學說和印度學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