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中國作為協約國的成員成為戰勝國之一，所以，1919年1月，中國政府代表欣然出席了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和平會議，史稱“巴黎和會”，又稱“凡爾賽會議”。
出席和會的共有二十七個國家的七十名代表。列強都派出總統、總理或首相為團長的代表團。列強各國的具體目標雖不完全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想利用這次會議，重新在世界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其中，日本的主要目標是要爭取列強承認它能持續繼承在大戰期間所奪取的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使其對山東的占領合法化、永久化，而它這一圖謀暗中已取得了英、法、意等國的支持。中國代表則希望通過這次會議，能以戰勝國的身份一舉廢除列強數十年間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諸多不平等條約，以維護國家的獨立、領土的完整和民族尊嚴。然而出席巴黎和會的北洋軍閥所控製的北京政府代表，由於各自依靠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同，出席和會所持的態度和要達到的目的也大多不相同，因此步調不一：一部分人希望通過美國的幫助，能在和會上收複中國喪失的主權；而以段祺瑞為首的親日派漢奸則僅想以履行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來討好日本，以換取收回青島的“美名”。
當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是以外交總長陸征祥為首，由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組及南方軍政府外交次長王正廷為主要成員所組成的。中國代表團一開始就受到和會的侮辱性的待遇——本來協約國在1917年竭力拉攏中國參戰的時候，曾保證戰後給中國以大國待遇，並以照會的形式正式確認，但是在這次和會上，中國卻被排斥在會議的最高決策機構“十人會”之外，隻有被邀請時，才可列席陳述意見。
日本代表利用其“十人會”成員國之一（有兩名代表參加）的特殊條件，在1月27日搶先提出膠州灣租借地以及鐵路和德國在山東所有其他一切權利，德國應無條件讓與日本的無理要求。還強詞奪理地聲稱，此問題屬德日之間的事，中國無權參加討論。但是，由於山東無可爭辯地屬於中國領土這一事實，會議不得不邀請中國代表列席發言。中國代表顧維鈞義正言辭地要求將德國所強占的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權利完全歸還中國；日本則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益全部由其接收。雖然中國代表在會上據理力爭，但英法等國對日本百般偏袒，對中國的意見不予理睬。美國為削弱日本在中國獨占的不合法地位，開始對日本占領山東不肯承認。然而，日本以退出和會和不參加國際聯盟相威脅。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把成立國際聯盟視為和會的最終目的，因此便見風使舵，轉而對日本妥協，向中國代表表示他無能為力，並且還質問中國為何在1918年9月24日與日本訂有“欣然同意”的協約。最後，和會拒絕了中國的要求，而按照日本的侵略意願做出犧牲中國的無理決定，即在對德和約中關於中國山東的各條（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條）規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繼承膠州灣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完全讓予日本，日本僅聲明保證“將山東半島主權完全歸還中國”。
5月1日，英國外相將會議解決中國山東問題的方案正式口頭通知中國代表，北京政府竟缺心少肺地決定在和約上簽字。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北京學生首先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遊行群眾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等口號，強烈要求嚴懲曹汝霖（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時任交通總長）、陸宗輿（訂二十一條時任駐日公使，時任幣製局總裁）、章宗祥（經手向日本借款，時任駐日公使）三個賣國賊。憤怒的群眾火燒趙家樓胡同曹宅，並且痛打躲在曹宅的章宗祥。運動很快波及到上海、天津等全國二十多個省一百五十多個大中小城市。運動中工人階級發揮了主力軍作用。在工人罷工和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職務。
6月28日，是規定和約簽字的最後一天，各國代表聚集在凡爾賽宮。北京政府電令代表簽字。但是，北京政府代表不堪承受國內人民的強大壓力，僅收到抗議的電報達七千多封，而且還直接受到留法學生和華工的牽製，他們包圍了代表團的住處。聲稱：誰出去簽字，就打死誰！打死一個代表，我們用三個人來償命，並且都已決心一死。在此情況下，北京政府代表未敢出去簽字。中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公布後，使帝國主義國家大為震驚。當時外國報刊評論說，不是中國政府代表不簽字，而是中國人民、中國學生不讓簽字。
簡評：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雖為戰勝國之一，但戰勝國的地位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榮譽和尊嚴，相反，卻受到與戰敗國一樣的對待，成為帝國主義各國間政治交易的犧牲品，給中國恥辱的史冊中又增加了一頁。時至今日，我們不僅慨歎，隻有國家富強起來，人民才能當家作主，挺起腰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