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父子走出平凡世界
封麵故事
作者：李天波
平凡的世界
53歲的潘石屹前段時間在被子裏大哭了一場，起因是《平凡的世界》這部電視劇。劇中男主角孫少安想發家致富，受到村裏頑固派的抵製，他思量不通，跑到村支書田福堂家訴苦：我不就想讓村裏人的黑饃饃變成白饃饃嘛。
“黑饃饃”3個字讓潘石屹想起了自己的中學時代，當時他天天吃玉米麵做的黃饃饃，外加一份5分錢的蘿卜絲，有時候連蘿卜絲也沒有，而別的同學吃的都是1毛錢帶點肉湯的菜。那會兒，他經常夢到錢，不是現實中的人民幣，而是學校食堂麵值1角的紅色飯票。
在北京朝外SOHO一間寬大的會議廳裏，潘石屹向《博客天下》憶及早年的經曆。他語速不快、聲調不高，語氣平靜而沉穩。這裏隻是他龐大商業帝國的一處小小角落。作為房地產企業SOHO中國的董事長，他和妻子張欣坐擁190億淨資產，在2015年中國胡潤財富排行榜上排名77位。
他並非一個單純的商人。工作之餘，他拍電影、做主持人、寫書、關注霧霾，連續11年出席博鼇亞洲論壇，這讓他收獲了不亞於明星的知名度。
最近，在推廣為年輕創業者提供短租服務的“潘氏創業孵化器”之餘，潘石屹頻繁在公開場合跟人推薦《平凡的世界》電視劇。他是這部劇的代言人，也是原著小說的擁躉—前後讀過7遍。每當人生跌入低潮或心情沮喪時，他都會拿出來翻看。弟弟大學畢業，他送的唯一一份禮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第一次接觸這部小說時，潘石屹25歲，正在海南經營自己的第一個小磚廠。那天，他一如往常捯飭自己時好時壞的收音機時，聽到了李野默播講的《平凡的世界》。
“我一聽，呀，這個好聽。”潘回憶。之後每天中午，他都抱著磚頭大小的收音機聽那個跟自己一樣的年輕人的故事。裏麵描述的時代背景、西北鄉村、貧困與饑餓，乃至位於半山坡上的學校，與他少年時的成長環境和生活經曆如出一轍。
追聽完廣播後，他又跑到海口新華書店買了全套書細讀。他從書裏同樣辦磚廠的孫少安身上，獲得了強烈共鳴。第一個磚廠建成半年就倒閉了，之後他又建了第二個，終獲成功。他借此收獲了人生第一桶金，也奠定了日後地產事業的起點。生意最好的時候，他手下有300多民工。書裏孫少安對農村管理體製的憤怒以及改變貧困的迫切願望，也經常讓他產生一種“那就是我”的錯位感。
出於對這本書的情感，他對作者路遙甚為推崇，認為路遙是最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他曾專門前往延安拜謁路遙墓，並委托延安大學校長在墓前種了一棵杜梨樹。杜梨樹是小說裏農家子弟孫少平和官員後代田曉霞的愛情見證，從初次約會到田曉霞去世前兩人最後的愛情之約，都在杜梨樹下。潘說，那是他閱讀史裏最美好的愛情。
然而，他為《平凡的世界》電視劇落淚的事，並不被年輕人理解。一位ID為“妖精的後花園”的網友，以調侃的口吻在微博上給他留言：“潘大叔，您每天得喝幾大桶水啊，這種戲碼都能擠得出眼淚，佩服。”
“你們這樣的小孩都不理解。”接受《博客天下》采訪時，他對著90後的記者感歎。他坦承，少年時代的生活遠比孫少安更為艱苦，最困苦的時候，因為饑餓，體虛的母親無法分泌奶水，不得不把還在哺乳期的妹妹送人。
安靜下來的時候，他看著自己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會有一種恍惚感。“可能很難在中國找出一個經曆像我一樣反差如此大的人，我可能是中國社會中脫貧的一個榜樣，從最貧困的地方發展起來的。”在一次采訪中，他說。
他所說的最貧困的地方，指的是他的家鄉—潘集寨，一個他曾經極度渴望逃離的現實苦地。
隨著年齡的增長，潘石屹越來越像自己嘴裏曾經“囉裏囉嗦”的父親，常常念叨40多年前的往事和吃不飽飯的自己。在公開場合，他一遍又一遍講述貧窮和饑餓帶給自己的恐懼與動力。
潘集寨
從天水市火車站出來，一路打車到潘集寨不到20分鍾。兩邊幾乎光禿禿的黃土丘陵上，稀稀落落看得見一些樹木。潘集寨位於天水市東部麥積山區，東麵臨近渭河，背山麵水。潘石屹成名後，很多人稱之為風水寶地。
這個潘石屹記憶中苦舊而保守的村落，已被鍍上了現代文明的金邊。跟很多城鄉接合部一樣，潘集寨村口兩邊被五金店、雜貨鋪以及超市、麻辣燙攤位等擠得滿滿當當。村口處還有兩個燒烤攤，一群小姑娘嘰嘰喳喳圍站在前麵，討論著到底是要油炸還是炭烤。入村的一條路寬約6米，修繕得很平整，一直延伸到山頭看不見的地方。上下的車輛很多，速度飛快，幾乎每一輛都會在遠隔100米的地方摁著長音喇叭。
抬眼望去，半山腰住著很多戶人家，大都是外麵貼著瓷磚的兩層小樓，樓頂上普遍還帶著個小天台，一些中年婦女慵懶地坐在上麵，曬著太陽。
2015年4月3日，清明節前夕，潘石屹從1407公裏外的北京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潘集寨村，為母親掃墓。得知潘石屹要回家，村民董喜全跟妻子早早給潘石屹準備好了夥食。董家曾經收養過潘石屹的妹妹，潘每次回鄉，幾乎都要去他家看看。麵條是潘的最愛，也是他們每次必做的主食。董喜全有點糾結配菜，不知道潘石屹喜不喜歡。
潘石屹到的前一天，董喜全的妻子跑到山上挖野菜，因為下雨，路不好走，挖了兩小時才算湊齊了兩份菜的量。董喜全則跑到鎮上挑挑揀揀半小時買了兩個羊腿，“從張家川過來的，最鮮”，500塊錢。
擔心做飯不及時，董的妻子叫了兩個女人幫忙。中午12點潘石屹到達董家時，廚房已備好了下飯菜，都是潘經常在書裏提及的野菜。房間的廚房裏，一個女人跟另一個女人小聲嘀咕：“也不曉得大老板能吃好不。”
飯桌上，父親潘詩林幾次念叨這些野菜的營養價值，潘石屹一一附和，時不時提醒父親：“大大，你多吃點兒這個。”80歲的潘詩林對這頓飯極為滿意，“健康又好吃，有嚐頭”。他不怎麼喜歡兒子在北京拽著他去吃的那些高檔菜，有時候一道菜上千，他也沒嚐出個所以然：“吃錢呢，不是吃飯呢。”
潘石屹饒有興致地跟記者聊起跟董家的緣分。當年家裏太窮，不得不把最小的妹妹送出去，母親對收養家庭隻有一個要求—“有一頭奶羊”，而董家是當地唯一能滿足這個條件的村戶。
當時，潘母重病臥床不起，家裏的經濟支撐全落在了父親身上。談及往事，潘詩林忍不住感慨，這位父親覺得自己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5個小孩都沒餓死，好好地活了下來。
潘石屹有3個妹妹一個弟弟，他是家裏的老大。在吃不上飯的年代，他的二妹也一度送人，一年後又要了回來。
潘詩林從未想過自己的兒子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個有錢人。“念點書，以後能自食其力就行”，這是潘詩林對兒子最大的期待。潘石屹成名後，很多人向潘詩林討教教子之法，他經常被問得不知所措，他不覺得對這個兒子有什麼特別管教，“他成績好，乖，我沒操過心。”
但在潘石屹的記憶裏，父親對他管教非常嚴格，挨打是經常的事。有3件事是他必須要遵守的：每天早晚刷牙，不許說髒話以及成績必須好。有幾次，潘石屹不開心嘟囔了一句“他媽的”，潘詩林聽到後，提起棍子就是一頓打。潘石屹有點想不通：別的小孩都能講的話，為什麼他不能講？
小時候村裏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秦腔是當地農村農閑時唯一的消遣，潘詩林卻告誡兒子：不許去。“他覺得那是老農民的東西。”潘石屹說。
直到很多年後，潘石屹才明白父親的用心。這個嘴上對子女沒有要求、“不餓死就行”的老人，內心深處從未喪失對體麵生活的向往。
到外麵去
在天水待的3天裏，潘石屹一如既往堅持跑步。潘詩林除了陪同采訪的一天裏，幾乎沒怎麼出門。
平時，除了潘集寨的老房子，潘詩林大多數時間待在天水市區的房子裏，那是一個兩室一廳，有90平米。他說自己的生物鍾跟機器人一樣穩定，每天晚上9點睡覺，早上6點起床。天氣好的時候，他會跑到樓下公園找人下下棋，不好的話，就待在家裏寫寫毛筆字。吃飯以簡單為原則，最喜歡樓下那家5元一碗的餛飩。
偶爾，兒子也會勸勸父親，有空多出去走走。潘詩林一點也不喜歡兒子的這個建議：“鍛煉啥呢，我跑了一輩子跟汽車一樣，關節都磨得快報廢了，還讓我跑。”
歲月雖然讓潘詩林變得更加安靜，但並沒有磨損他追求自我和“說不”的個性。潘詩林曾是潘集寨唯一的大學生，從陝西師範大學畢業後，在清水縣縣政府就職。1962年，由於父親潘爾燊曾是國民黨高級軍官，潘詩林被劃為右派，下放至潘集寨。
談到自己的家庭，潘詩林以讀書人家自詡：太爺爺是個書生，爺爺是秀才，父親上過黃埔軍校，而他和潘石屹也不辱門第，念了很多書。
很多村民眼裏，潘詩林是一位清高的知識分子。在長達16年的農村生活裏，他習慣了田地裏所有的農活，卻始終與農民身份保持距離，不抽煙不喝酒不說髒話，喜歡幹淨，除了勞動，就是照顧臥病在床的妻子，或者看看書，交際圈也僅限於自己的家族。
“人家是落難的鳳凰，落到雞窩裏了，有朝一日鳳飛起，鳳是鳳，雞是雞。”村裏一位老者這樣描述他眼裏的潘詩林。
在潘石屹的童年記憶中，向他灌輸向外走這個念頭的啟蒙人，正是與周遭格格不入的父親。小時候，身邊的幾位叔叔嬸嬸經常跟潘石屹說，千萬別走出這個村子，這個村子是最好的村子，人都善良，不把人往死裏整，外麵兵荒馬亂，人都特別野蠻。但潘詩林跟他念叨的，卻是他在外麵上學的日子。比如，陝西師範大學的凳子下麵裝著橡皮，搬動時不會吱吱呀呀響，每個桌子上還有一台顯微鏡，坐火車出去要先過個天橋才能出站。
每天在土坯桌子上上課、在土麵上寫作業的潘石屹聽完覺得特別神奇，天天想象著那個天橋是什麼樣子，怎麼從那兒走出火車站，以及，那裏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填飽肚子。
潘詩林堅持讓子女讀書不被村裏人理解。當時，上大學全靠推薦，成分不好的孩子沒有資格上學，但潘詩林不僅讓兒子上學，女兒也必須上，經濟上實在扛不住了，就讓幾個女兒輪流休學換著讀書。
他不信鬼神也遭到村民的排斥。潘石屹記得，小時候，他天天看見“鬼”抓鄰居家的人。最恐怖的一次，鄰居大媽聲音從女的變成男的，說要吃炒雞蛋，滿屋子跑。吃完雞蛋後，村裏的大人就拿著棍子打她，意為攆鬼，對著她凶狠狠地逼問：“你走不走？”周圍人一陣敲打後，大媽躺在院子中央，昏睡過去，起來跟沒事人一樣，說什麼也不記得。
可潘詩林對此不以為然。“過去在農村，不信鬼神就是個大毛病，（村民）跟你沒有個共同語言，沒有生活基礎。”潘詩林說。他將自己的與眾不同歸結為“文化差異”。
潘石屹理解這種衝突：“我爸就覺得自己受過教育的，來村子怎麼能跟老農民一樣呢？老農民卻覺得你怎麼連鬼神也不信，對他意見特別大。”
在貧困和政治雙層壓迫的年代裏，潘詩林對自己的子女沒有什麼奢望，內心深處隻渴望他們能走出去：“外麵再怎麼不好，也比待在這裏有盼頭。”
這也是少年潘石屹的願望。饑餓和恥辱是潘集寨留給他最深刻的記憶。
潘石屹提到，那會兒村子經常貼標語，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兩樣都不怕，就是怕餓，真受不了。”那時他做夢都想成為學校裏的廚師：“我們學校裏最貴的菜1毛5，最便宜的5分錢，我常常是連5分錢的菜都吃不上，可是學校裏的廚師天天吃1毛5的菜，所以我覺得廚師是最好的職業。”
因為“右派”父親和“國民黨”爺爺的關係，潘石屹在學校時常被欺負。大部分時間他都忍氣吞聲，唯一一次他實在忍不住了，有個同學在在班裏散布言論，說潘石屹的爺爺被共產黨拉去槍斃了。潘不服氣，跟人理論，說爺爺是因腸梗阻才去世的，吵來吵去跟人打了起來，無意間說了一些爺爺的好話。第二天，班主任（也是他的一位遠房叔叔）拉他上台批鬥，說他思想不對，批鬥到第三天，他被推到全班同學麵前，班主任讓每個同學朝他吐一口唾沫。
“女生都是輕輕吐一口走了，男孩子就把鼻涕擰半天往你臉上抹，下麵的同學都在笑，我臉上淚水唾沫鼻涕分不清。”幾十年過去，潘一字一句向記者還原了當時的場景。批鬥完後，他拿著書包，跑到小河邊，洗了把臉，然後回家，什麼也沒跟家裏說。那年，他剛10歲。
站在山頂上，潘石屹指著西邊的火車道，說從那時起，他有了一種強烈的要從山溝裏走出去的想法。有段時間，他甚至不願意說家鄉的方言，還刻意把頭發留得很長，覺得自己像一頭獅子，一定要從那裏逃離出來。每次聽到村頭火車嗚嗚的聲音他就很興奮，想象著火車穿過山洞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他甚至計劃好了，如果出去的話就朝東走，東邊有陝西、河南、北京、上海……
他一直在等那個機會。可直到1977年，他每天還在過著學工學農的日子，一會兒去工廠聽機器轟鳴，一會兒到田地裏割草。不怎麼上課，大學也依然是看成分推薦。“看不到希望。”潘說。突然有一天，老師跟他們說要高考，他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在地裏鋤草的潘詩林，幾乎以壓迫式的口吻跟他說：“好好看書，這是你娃最後的機會，抓不住你試試。”
考試成了潘石屹脫離農門的最直接途徑。1979年，在中專考試中，他以清水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蘭州培黎學校，兩年後又考入中國石油管道學院（現河北石油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後，進入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工作。
就在潘石屹前往蘭州上學前後，隨著父親的平反，一家人搬回到了清水縣城居住。
沒有恐懼就是幸福
潘石屹曾經挨過批鬥的教室還在，20多平米，窗戶裏看進去黑乎乎的，裏麵沒有他記憶裏的土坯桌椅，隻放著一些現代的桌椅器材，成了一間雜物間，很少有人打開。
很多人跟記者聊起小時候的潘石屹，各種信息湊成了這樣一幅拚圖：臉圓圓的，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冷天經常穿著一件袖口磨得發白的灰棉襖，熱天穿著一件粗布襯衫，瘦瘦的，走在路上老是低著頭，很內向，見著人不怎麼主動打招呼，成分不好，也不敢跟其他人發生衝突。
“那麼小，為何能隱忍到這個地步？”記者問。
潘石屹將他的隱忍歸結於恐懼。“大人們也在批鬥，學校裏抓幾個小反革命批鬥也正常。”潘回憶，學校曾經批鬥過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孩，給他脖子上每天掛著一個很大的木頭牌子，上麵寫著現行反革命。因為牌子太重，幾個小時站完，麻繩一點一點勒進他的脖子，血把麻繩浸染得黑乎乎的，“你想這東西真是小孩受不了的。”
另外，他認為父親的性格也對自己產生了很大影響。他記得，一次父親穿著隻有一個袖子的襯衫到學校接他，手臂上到處是血，他很害怕，問父親出了什麼事，父親說沒什麼大事，到鎮上去賣瓜，結果無端被民兵小分隊打了。讓他想不到的是，回家路上父親情緒很好，還哼唱了一些“記不清但調子很輕快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