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覺得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得自己承擔，還得樂觀。”潘說，這是他對父親印象最深的一個片段。
當記者向潘詩林轉述兒子昔日被批鬥的事時，潘詩林沉默了一會兒，說：“這很有可能。那會兒小孩就活個大人的勢，我是右派，他咋抬起頭哩？人家連羊都不讓我們放，嫌我們成分不好。”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改過潘石屹的名字。潘石屹原名潘適夷，是他爺爺起的，恰巧跟當時的“大右派”樓適夷同名。擔心受到牽連，潘詩林給他換了一個名字—潘石壹，希望兒子做一顆平凡的石頭。可妻子不同意，覺得太沒出息，至少也得是一顆能夠站立起來的石頭，於是就有了現在的潘石屹。
右派的帽子讓潘詩林很長一段時間處於“沒有道理的緊張中”。他提起家族的九婆，以前老是數落村裏一個小娃娃調皮，結果這個小娃娃當兵回來成了村裏的民兵連長，專門管理他們這些四類分子，九婆一聽要開會就嚇得尿褲子，“換一條濕一條，3條褲子換來換去沒有可穿的呢”。
“人的精神恐懼就到了那個狀態。”前些年，潘詩林看龍應台寫的《幸福就是不恐懼》，覺得特別在理。“我們那個年代來說，沒有恐懼就是幸福。”說完後，他苦笑了一下，抬高語調，又把最後一句重複了一遍，恐懼和幸福4個字聲調壓得很重。
這種成長環境賦予潘石屹極強的忍耐力和包容度，以及更為務實的商業理念。1990年代初，潘石屹辭去公職，在海南創辦海南農業高科技投資公司（萬通前身）的時候，合夥人易小迪、王功權和馮侖每天談革命理想，嚷嚷要推動社會進步。
潘對此非常抵觸，他認為爭來爭去沒有什麼意思，就像小時候村裏搞批鬥一定要批出個所以然一樣。內心裏，潘石屹覺得賺點小錢、做點小生意也是推動社會進步，“我還是現實，他們認為的理想主義，他們認為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信仰，不是我要追求的東西，我追求的是一種平和。”
這種平和、不樹敵的性格在日後這位地產大亨的商場進階路程中頻繁閃現，並數次助他化敵為友。2011年，演員宋丹丹在網上公開質疑潘石屹，說他蓋的房子醜，影響北京的景觀，一度成為話題熱點。去年3月，潘石屹在宋丹丹的電視劇中本色出演，在片場，他親自跑過去迎接宋丹丹。“我就覺得這個人太強大了，完全能把自己放得很低。”宋丹丹在一次采訪中說。
潘石屹的這種低姿態還助他在生意場上獲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2009年，潘石屹去陝西做項目推廣，和客戶一起吃飯，身為明星企業家，大家一哄而上跟他合影。都拍完了潘看到還有一個人坐在那兒沒有起身。他主動走上前去，發現對方腿腳不便，便蹲下身子跟對方合影。一周後，這個人跟SOHO中國簽訂了一個億的合同。
拒絕粗糙
在潘石屹記憶裏，小時候父親跟母親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不夠粗糙”。
“（粗糙）換句話說就是不文明。把自己變得野蠻一點，才能在這個嚴酷的環境當中活下去。”潘石屹解釋。
潘石屹母親毛昭琴曾是清水縣裏的一名老師。1962年夏，20歲的她陪丈夫潘詩林一起到潘集寨。最初沒有自己的房子，他們就借住在別人家。翌年冬天，潘石屹出生。
初到農村的毛昭琴，極力維護著城市人的講究。在村子一位大媽的記憶裏，毛昭琴對任何人都樂嗬嗬的，頭發永遠梳理得整整齊齊，有一次村裏修田，中午開飯時，大家不管手是否幹淨都爭著搶雜糧饅頭，隻有她從兜裏拿了一塊方巾墊在手上，才去拿。可所處的生活環境卻讓她無法處處講究，潘詩林就勸妻子努力適應新的生存法則。
潘詩林對自己這一代和對子女有著完全不同的要求，多少顯示出他內心的矛盾。一方麵，他希望自己及家人能在農村生活中保持城市人的體麵；另一方麵，他又不希望家人因此而受傷。在他對自己和妻子返城感到無望時，便把情感寄托到子女身上，這位父親希望用自己的“粗糙”守護子女們的“不粗糙”。
潘石屹10歲那年，母親因病癱瘓臥床，直至2008年去世。潘石屹在微博上寫下了很多關於母親的片段，他記得小時候最怕黑，每次走夜路都會重複著母親教給他的認路經驗：黑路、白水、灰泥泥。
他還記得母親告訴他：“千萬要少讀政治、曆史、文學方麵的書，少思考這方麵的問題。你爸爸就是愛好這方麵的事，差點把命要了。你隻要學好數理化就行了。”
潘石屹在日後的商業道路上，麵對政治確實也變得謹小慎微，與他的著名朋友華遠地產前董事長任誌強形成鮮明對比。
任誌強以直爽敢說著稱。每次到政府部門開會，任都是大大咧咧走進會場，動不動就跟領導杠上，一句也不讓，經常吵得麵紅耳赤，而潘每次都會著裝妥帖，“拿個本子聽領導指示”。
一次，任誌強跟一位重要領導吵得不可開交，就快要崩盤了，潘起身說自己要上衛生間，溜了出來。返回後沒一會兒，兩人又開始大吵，潘再次起身去衛生間。事後，任對潘說：“你就是膽小尿水多。”潘一笑了之。
潘石屹和任誌強有著超過20年的交情，兩人從最初的商業對手最終成為合作夥伴。“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商業契約精神的人，我說什麼，他也能忍。”任誌強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解釋他和潘之所以能成為朋友的原因。
在兩人剛開始打交道的早年，任誌強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指摘潘石屹。最嚴重的一次是在SOHO尚都的媒體發布會上，任突然說了一句：“潘石屹就是北京的周正毅。”
周正毅是上海富豪，當時因涉嫌虛報注冊資本和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被逮捕。任說完，現場氣氛突然變得凝重，記者都等著潘的回應，結果潘隻是笑笑，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段時間，潘才質問任你怎麼能說那樣的話，任想了半天，說自己忘了。
談起自己與任誌強的區別，潘石屹認為他更像自己父母親一代人，以前條件比較優越，突然下放到艱苦的農村，唯有變得粗糙才能生存下去。
“像任誌強這樣，說話也粗，就是要把自己變得粗糙，變得粗糙了，別人就傷害不了我了。還說話禮貌不禮貌，沒這一說，我對你就窮橫窮橫的，你也別給我來這一套，是吧？”潘石屹說。
他對政治的謹慎有時候也會影響到他在公眾場合的狀態。2013年9月，潘石屹接受央視采訪，做一期關於微博大V責任的訪談，時值國家打擊“微博傳謠”。在央視節目中，潘石屹數度口吃。
有網友調侃說潘故意口吃以讓人覺得“老實可靠”。隨後，潘在自己的微博裏證實自己是因為太緊張，“給一大V的朋友打電話說：‘CCTV要采訪我關於司法解釋的事，我很緊張。我應該怎麼說呢？’他說：‘你千萬不要接受采訪。’我說：‘來不及了，他們正在20米處向我走來。’”
不喜歡與人爭論，因為太過謹慎而易於緊張，這或許是一個“粗糙”時代送給他的一個“粗糙”禮物：“我從小家庭成分不好，吃過很多苦頭，可能因為從小沒有機會出風頭，時間長了就主動放棄了自我表現，有需求也不敢大聲嚷嚷，也不愛表達，因此就學會了一種沒有什麼自我的生存之道。”
千萬不要付得多
在車開往潘蘋果種植園區的路上，看著車外漫山遍野的蘋果樹，潘石屹突發感慨：“我隻有萬分之一的可能走出去，不然可能就在這裏給賈總（花牛蘋果董事長賈福昌）打工，種蘋果。”此前，潘石屹和當地商人賈福昌聯手打造了潘蘋果這個蘋果品牌。
潘石屹回憶起自己人生履曆的重要節點，1978年碰上恢複高考，他成為全班13個學生裏唯一走出農村的孩子；1987年辭職下海，接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市場經濟的啟動給了他掘金房地產最好的時機。
潘石屹的辭職跟很多早期下海經商的人理由一樣：“那是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胡耀邦的一身西服也能給人的觀念很大的衝擊。”他準備了很多話去說服父親。大專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河北石油部工作，月薪是101元，而在清水縣縣政府工作的父親隻有57元，鐵飯碗加高工資並沒有讓他獲得滿足。
潘回憶，提出辭職的時候，全單位人都覺得他是“異類，神經病”。離開高薪資又清閑的石油部係統，他是那個時代裏的唯一一個。臨走前，辦公室30多個人都勸他再考慮考慮，別鬼迷心竅走錯路。就一個老頭叮囑他：“小潘，要飯都別回頭了啊。”潘石屹說，之後創業的道路上，每次氣餒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那位老人的這句話，鼓勵自己要往前看，永不回頭。
他唯一擔心的是父親的不理解。他準備了很多理由去說服這個向來較為保守的父親。聽到辭職兩字的父親並沒有直接表態，隻說我們出去走走。在清水縣自家門前的舊馬路上，潘石屹向父親講述了市場經濟、石油部冗餘的人力以及未來社會的經濟形態。盡管兒子講得天花亂墜，但潘詩林並沒有太聽懂兒子在講什麼。一個小時的交流後，他跟兒子說“你自己決定”，他“不支持，也不反對”。
多年後，回想起那次交談，潘詩林覺得當時多少還是有點擔心，但“人各有誌，不在眼皮底下就該讓人家幹”。他從未預想過兒子會取得什麼成就，更沒想到，兒子有一天取得的成績也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潘石屹成名後，來找潘詩林幫忙的人不在少數，要錢的、找關係的、解決工作的、看病的，什麼都有。最多的是讓他勸服兒子幫忙解決工作問題。“他又不是政府的人，咋給你一下就安排到政府去，又不是他開的單位。”很多時候，潘詩林都要向來訪者不厭其煩講這樣的道理，幫兒子擋回去。
也有擋不住的。大概10年前，村裏有一個殘疾人兩次跑到北京，在SOHO現代城，每天守在潘石屹辦公室門口要錢，理由是我是殘疾人，你這麼有錢，就該幫我。這件事在村裏鬧得沸沸揚揚。采訪中，大家口口相傳的版本很多，有人說潘石屹給了這個人很多錢，有人說潘給他的小孩免了所有學費，也有人說潘就給了他一個輪椅。
潘石屹模糊的印象裏，他當時拒絕給這個不速之客提供任何資助，父親有些情緒，“我爸爸就說你不給錢，我在村子裏怎麼做人？我就說堅決不能給，然後我跟我爸爸吵了一架。”在公益資助上，潘奉行“救急不救窮”的原則，最後父親要給這位殘疾人付路費，潘石屹囑托潘詩林“千萬不要付得多，付得多就是個誘惑”。
這樣貿然找他幫忙的人不少。最誇張的一次，一個西安交大的學生，用柳樹枝葉在一個紙箱板上拚出“潘石屹 我愛你”6個字，每天站在SOHO現代城下麵停車場，隻要潘的車開過去，小夥子就撲上來，柳樹條打在車玻璃上，潘在車內嚇得夠嗆。學生向潘石屹保證，隻要潘能給他一定的創業本金，他一定可以成為世界首富。“我就覺得錢這個東西一定不是求來的，你得努力自己去爭取。”最後，潘給這位大學生寫了一封回信，鼓勵他好好學習，不要活在空想的世界裏。
在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裏，比之於初期的樂於助人，潘石屹對自己的朋友圈越來越謹慎。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為向他借錢不還的人苦惱，讓他鬱悶的不僅僅是錢財的損失，而是這些借錢的人經常借完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些“下個月就還給你”但又不能兌現的承諾慢慢讓潘石屹對求助者豎起了高牆，“有段時間沒法相信別人，就是提防心重。”
2007年末，潘石屹重新看了一遍《平凡的世界》，太過類似的經曆讓他想起小時候，因為窮苦和饑餓，一點也不開心；現在的自己豐衣足食，還有上億的家產，但還是覺得不開心。“就突然會覺得有點沮喪。”潘說。
燒掉的仇恨
2015年2月，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時，潘石屹做了一個夢，夢見路遙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改在劍橋的草坪上舉行。
“我著急啊。怎麼通知他的家人？準備什麼花？我忙著建議，獲獎詞裏一定要寫上，路遙筆下主人公都是以德報怨，對周圍的每個人（無論是對他好還是壞）都有熾熱的愛……”潘石屹在微博上記錄下了這個夢境。
可惜他的獲獎詞還沒擬完，就被妻子張欣的起床聲音拉回到了現實。
“以德報怨”也是當年他為自己的心理困境找到的一個出路。不過，他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德報自己的怨，而非他人的怨。
潘石屹重新讀完《平凡的世界》後，他決定做一個清理，好讓自己的2008年生活開心一點。在自己一棟接近300多平方米的複式樓裏，他點開自己的手機屏幕，找了一張紙，把曾經欠他錢的人列了一個清單，一共32個，最少的3萬，最多的750萬。他一個一個用筆劃掉，然後點了一根蠟燭，燒了。看著火苗吞噬一個個名字的時候，潘覺得自己解放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人欠他錢了。
除了財務上的清單，潘石屹還列了另一個，“（它）對我人生最有意義。”那是一張寫著4個人名字的名單，4個人身份迥異，有領導人，也有童年拉他上台批鬥過的遠房叔叔，這些人共同點是都曾傷害過他、折磨過他，並都已去世。
“我一想一個死了的人還在折磨我，一個鬼還在折磨我”。潘說，盡管在很多場合，他提醒自己要記住那些美好的事情，不要讓負麵的情感耽誤自己的快樂。但一個人的時候，內心深處的這份記恨常常折磨著他。
前些年，他回家發現母親的一個舊輪椅不見了，追問下落，家裏人遮遮掩掩，他一問才知道是送給那個遠房叔叔。
“我一下子特別生氣，質問家人憑什麼送給他呢？他那樣對我，把我們家裏人都嚇壞了。你說說這仇，30多年後還能操控我的情緒。”潘說，這些仇恨就像一個不知道何時會響的鬧鍾一樣，時不時在他的大腦中分泌出一些不愉快的東西。
他覺得自己該放下了，經曆了多年的商場沉浮，也為人父母10多年，“再不放下就不值了。”在內心深處最恨的人的名字被火苗吞掉的那一刻，潘石屹鼻子有點酸，他覺得自己解放了，這個世界上，他永遠沒有了仇人。
“那是最重要的一次釋放。”潘覺得那一紙灰燼帶走的，除了仇恨，還有40多年裏自己對童年心裏所受苦難的告別，“終於和解了，不壓抑了。”潘說，那一刻他原諒了所有傷害過他的人。
那天陽光明媚。做完這些後，潘石屹從家裏出來，開車到長安街。以前每天路過沒覺得有什麼，但那天他覺得“從沒那麼漂亮”，向來麵部僵硬的行人，好像也都在微笑。“我想心裏這個包袱就全都解開了。”回憶起這些事，潘石屹語態輕鬆，略帶興奮。
借他錢最多的那個是他曾經的同事，他們至今都是好朋友，逢年過節也會主動向潘石屹表達問候，但誰也沒有提過錢的事，盡管對方現今事業有成，完全有了足夠的償還能力。潘說：“我們現在是比較微妙的一種好朋友。”
回鄉的糾結
燒掉那些曾讓他不開心的人物名單後，潘石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與世界、與鄉人的聯係。近年來，潘石屹回到潘集寨的次數明顯增多。一年至少有兩三回。除了每年清明節為母親上墳，他還忙著改善家鄉各種教育、生活條件。循著留守父親這根線，他與潘集寨有了越來越多的往來。潘蘋果是他近年來著力推廣的一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