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蘋果種植基地，潘石屹站在標識牌前，讓自己的攝影師多拍點兒照。他說拍照是大事，還得發微博，好好吆喝賣蘋果。鏡頭前，他露出招牌式的潘氏笑容。跟在潘石屹後邊的潘詩林則念叨他，“走在哪兒都先照個相。”
潘詩林跟在兒子後麵，背著雙手，越走越慢。斷斷續續走了大半天，他已略顯疲憊。在一片蘋果地前，他停了下來，誇讚蘋果枝條拉得勻稱，長出來的蘋果受光好一定甜。在兒子做的很多公益事裏，除了教育，他最支持潘蘋果，“能把天水的蘋果宣傳出去，給這些（農民）幫上點忙，也是個好事。”
潘石屹的宣傳效果確實非同一般。一個數據可以說明他的營銷能力：2014年潘蘋果售賣了1000萬斤，今年鋪貨已經可以確保4000萬斤。任誌強笑他是天生的二道販子。
但剛開始和家鄉的合作並不順暢。2013年10月，天水市副市長、林業局局長以及花牛蘋果董事長賈福昌一行人到潘石屹辦公室，請他幫忙推廣天水的花牛蘋果。潘開始略有顧慮。“他一直搞房地產，就覺得不懂農業這個東西，怕做不好。”賈福昌回憶。
而且商業運作上，北京和天水的差距跟地理位置一樣遙遠。在商討階段，天水市政府提出先派兩個公務員到北京成立一個正科級機構，專門跟潘對接工作，潘一聽，腦袋都大了，“搞一個編製，還得爭誰是科長、誰是副科長。”
潘蘋果純商業化運作的堅持贏得了回報，很快就有人打起了潘蘋果品牌的主意。去年年底，潘石屹正在烏鎮正參加互聯網大會，一看手機，新聞上到處都在講“潘石屹做了個潘蘋果1.0，潘石屹父親做了個潘蘋果2.0”，潘有些生氣，“這不是瞎搞嘛。”在和賈福昌的合作協議裏，潘蘋果這個品牌隻由花牛集團供貨並使用。
一回到家，他就跟父親囑咐，你這麼大年齡了不要再瞎摻和這些事，潘蘋果怎麼能有兩個版本呢。“我爸就被忽悠了，什麼顧問代理，都沒做過，80歲的人還能創什麼業。”潘石屹說。
潘詩林有些委屈。最早，媒體人劉建兵找他的時候，說自己和朋友想推廣天水花牛蘋果，請他題幾個字幫個忙。劉建兵曾是媒體人，跟老爺子見過幾次麵，本意又是為家鄉做點事，潘詩林覺得挺好，答應了對方的要求。
過了幾天，他們一行人在蘋果園考察的照片開始在媒體瘋傳，潘詩林也成了潘蘋果2.0的顧問。在兒子告訴他這涉及品牌商標之前，潘詩林對此毫無概念，他還以為可以幫助兒子推廣花牛蘋果。采訪中，他問記者潘蘋果2.0裏2.0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他覺得自己被騙了。他找來劉建兵，“求”他別再給他安置什麼名號，“我都80歲的人，還顧問，我連自己都顧不住。”潘詩林語氣強硬。
正與記者閑聊期間，潘詩林手機來電。他聽了半天才聽清對方向他推銷保險。他提到，前段時間有人給他打電話，說是中獎了，贏了18萬，讓他先交2萬稅金，他告訴對方你自己留著，“現在有些人心壞了，專門騙我們這樣的老人。”
潘石屹第一次覺得父親老了，是在2008年，癱瘓了38年的母親去世後。父親精神很不好，也不怎麼吃飯，整整17天，潘石屹守在父親的臥室外，晚上就睡在沙發上。有一次迷迷糊糊剛睡著，父親走出來，跟他說：“我真是感覺到了孤寡。”潘石屹印象裏，好強了一輩子的父親從未這樣軟弱，“我突然覺得心裏咯噔一下，以後得多陪陪我爸爸。”
攝影師要拍一張兒子從背後環抱父親的照片，潘石屹試圖向父親說明，父親順從地聽兒子指揮，兩手抓住兒子的胳膊，頭靠在兒子胸前，神態溫柔。拍攝結束，潘詩林笑笑，說自己跟著兒子拍了幾輩子的照片。
從潘家屋子出來，正對麵500米處是花牛蘋果的冷庫，占地2萬5千平米，總投資1.1億元。賈福昌帶著潘石屹參觀了這個已經部分投入使用的冷庫，回到北京後，潘石屹發了一條微博：“我在城裏幫著吆喝著賣蘋果，我們村子唯一一塊平川地被征用了，建了一個冷藏蘋果的倉庫，鄰居們拿到征地款，家家戶戶都在蓋房子。看到這塊我家祖祖輩輩灑下汗水的土地上，大型施工機械在轟鳴，我茫然了。是喜？是憂？”
讓潘傷感的是這片土地，它曾是潘家祖上流傳下來的一塊地。潘詩林多次跟他講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家族災難。他的祖爺爺曾在這塊地裏種過一些桃樹，有人來偷桃子，祖爺爺追著跑，追到一條水渠，祖爺爺順著跳過去，結果不注意摔倒，過了兩三天就去世了，也沒查出具體原因，後來他的爺爺由祖爺爺的兄弟們拉扯成人。
“家裏這麼多年的一個曆史在那，結果讓人給征了，建成了蘋果倉庫。”自己還是那個吆喝賣蘋果的人，潘石屹開始感受到文明發展給潘集寨帶來的衝擊，他從心底希望能夠保住這塊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衝突，潘蘋果為很多留守婦女提供了一個足以養家糊口的平台，他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人就必須生活在矛盾和衝突中”。
現實的玻璃牆
當村民張成代得知記者采訪潘石屹是因為《平凡的世界》時，他反問：潘石屹還平凡嗎？
張成代自家開著兩個店鋪，一個超市，一個農藥鋪，房子是樣式普通的白色瓷磚房，兩層，500平，花了60多萬。張成代新修房子的所在地曾是潘石屹家的祖屋。
當年父親平反，一家人離開潘集寨搬回清水縣的時候，家裏窮得叮當響，一分錢也沒有，潘石屹執意要賣掉祖屋貼補家用，但母親哭著喊著說不行，他跟母親承諾：我以後一定給你買好多房子。最後，房子以750元成交。
潘石屹喜歡談及這些往事，尤其是這幾年，過了50歲以後，他越來越喜歡念叨家鄉和童年。2013年國慶，他還邀請班裏12個小學同學到北京玩，實現大家看天安門的兒時夢想。
麵包車拉著這幫曾經在一個土堆裏長大的兒時夥伴，在北京轉悠了3天，從故宮天安門長城到潘自己的SOHO。這是老同學們第一次親眼看到潘的產業，在此以前，他們對他的了解僅僅限於：做房地產、中央二台做節目的人以及大老板。記者接觸過的幾位同學中，未曾有人知曉他真正的身家，低的說一個億，高的說一千億，都停留在“大概”和“應該”的猜測中。
在潘石屹的預期裏，這本該是一場輕鬆的同學聚會，他未曾預料到之後發生的種種意外。在逛完自己的項目長城公社後，一個同學突然犯病，喘不上氣，臉憋得通紅，潘石屹讓助理聯係趕緊送最近的醫院，而同學求他趕緊把自己送回潘集寨。“他說我是老毛病，千萬不要去醫院，死得死到潘家寨去。他很害怕、恐懼，怕放到太平間了。”
潘石屹急得滿頭大汗，“我把同學叫到這邊來，出了人命我可擔當不起。”強行把他送醫院後，發現隻是普通的支氣管炎發作，掛了個吊瓶就好了。
第二天，他帶大家參觀望京SOHO樣板間。一麵玻璃牆前，一個同學沒注意，腳勾在一個柱子上，正麵與玻璃牆相撞，眼鏡邊把左臉劃了一道，有些出血。潘手忙腳亂到處找創可貼。這邊還沒完事，另一個同學又當著大家麵，朝另一邊的玻璃牆徑直撞上去。
“他們生活得太封閉了。”回憶起那天，潘石屹說自己到最後都崩潰了，特別擔心出點什麼事。
在這3天旅程中，老同學依然叫潘石屹的小名，飯局上，大家東拉西扯，一人一句還原小時候追兔子、割黑豆的事，他也盡量用方言跟大家聊天。“聊著聊著就一句普通話，一句方言。”潘石屹的同學王丙軍能感覺到這位老同學在盡力融入這桌全是農民的飯局。
那段時間，和同學一起逛北京城的時候，走在最前麵擔當解說的潘石屹時不時會回頭看看，有人落隊了，他會過去拍一把，手摁在背上推著人走，跟小時候一模一樣。有那麼幾個瞬間，同學潘望興覺得大家好像都是一樣的，潘石屹還是小時候那個瘦弱的樣子，“溫柔、乖，懂得照顧別人。”
這種感覺隻存在於那麼一瞬，在平凡世界裏，潘石屹和他們之間還是“隔著一堵牆”。隻要是有潘石屹的同學聚會，錢一定是一個禁詞，大家都極為默契。“不能問不能說，說了擔心人家以為我們缺錢或者怎麼樣。”潘望興說，他知道潘石屹去年幾次回村裏忙潘蘋果的事，但他從來不主動聯係，隻有潘主動召集，他們這些同學才碰個麵。
潘炳全現在跟陌生人很少提及潘石屹，盡管他非常自豪，常常守著中央二台看看這位“攢勁”同學。前些年，他去西安，來回路上，車裏聊天，一說自己是潘集寨的，別人問他知不知道大老板潘石屹，他說不僅認識，還是一起挖過土的同學呢。對方一聽，說就他這樣還能認識潘石屹，是不是你們村的都說跟潘石屹是同學。“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呢。”潘炳全說，這個同學自己心裏知道就行。
潘石屹的鄰居李雲堂也刻意保持著與潘石屹的距離。前幾年蓋房的時候，有個關於潘石屹的節目要取景，到他家拍了一天，後來村裏都傳言說是潘石屹出錢給他蓋的房，他很鬱悶，卻說不清，“跟人家還是要離得遠一點，一近就有人說。”
在歲月的輪盤上，潘石屹的很多舊日同學喜歡將他的成功歸咎於命運。隨著時間軸線的拉長，他的同學們也開始發現這個平凡世界的殘酷生存規則：大多數人的努力並不是為了多麼卓越和偉大，隻不過是為了保住平凡的生活，讓它不至於墮入更低的地方。40年前與潘石屹一起在潘家寨附中的1975級同學，現在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還停留在潘集寨。
潘石屹曾經的同桌，54歲的同學潘炳全從1992年開始在村子辦了一個小石灰廠直到現在。昔日酷愛學習的學習委員潘望興，成了潘集寨裏最有權威的風水先生。當年經常壓迫學習好的潘石屹給自己寫作業的班長潘映泉成了村子裏第一個因為貪汙入獄的村委書記。他的童年玩伴，曾經常常一起燒毛豆吃的同學王丙軍，一直在天水化肥廠工作，2002年化肥廠倒閉，他被迫下崗。有時候王丙軍看到潘石屹，他會後悔當年沒跟潘石屹一樣堅持高考，就算不能像他成功，至少上了大學可以找個體麵的工作，而不是現在重新過上靠天吃飯的生活。
“我們忙活是為了活著，石屹忙是要活得更好。”王丙軍感歎他與潘石屹的人生差異。
潘石屹說不清自己是否信命，但他相信自己的成功背後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他覺得自己就像餘華《鮮血梅花》那本書裏的主人公阮海闊。在那本書裏，阮的父親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而阮自幼弱不禁風，不懂半點武功，父親被殺後他卻要背著梅花劍去殺武林高手，最後晃晃蕩蕩，碰到很多人，也複了仇。
“根本不是他殺的，就是冥冥之中，背後有個力量，在那安排著。”潘說，小時候，他從這裏走出去的時候，也是瘦得不得了，褲腰帶箍在頭上剛合適，這樣的一個人到外邊去闖世界，是不敢想象的。
人啊，還是不能沒有根啊
站在潘集寨的一處山頂上俯視，潘集寨到處都是潘石屹的手筆，學校、馬路、山上的樹、籃球場以及蘋果冷庫。記者問潘，這些年他覺得村子最大的變化是什麼。他想了想，說：“這些年說不上，隻記得剛離開這裏的時候，村裏沒電，出門要點著煤油燈，走在人少的地方，還會害怕山裏會不會有狼突然衝出來。”
近幾年，潘石屹幾乎每年都會帶著自己的兩個小兒子回潘集寨，他覺得應該讓兩個孩子跟這個村子有個牽連，“人啊，還是不能沒有根啊。”他也希望兒子能夠理解除了美國和北京，還有潘集寨那樣的一種生活，“了解整個社會，才能紮根整個社會。”
但對這個村子，孩子們跟他的感情像平行線一樣疏離。“我對村子的理解是貧窮、饑餓、教育質量不好。”潘說。前幾年，他每次帶小孩回去都會跟他們訴苦，說說自己不堪的童年，比如小時候洗澡都去河邊啦、夏天烤毛豆吃啦、在草地上整天整天的放牛啦，結果小孩特高興地跟他說：“哎呀，你的童年太好了，還能不上課。”
“他們完全不懂我說的，就說村子裏好玩。”潘說，在兩個小孩的世界裏，潘集寨是一個更為新鮮的世界，遠比城市好玩，有牛有羊，有可以一起瘋玩的小夥伴。他不奢望孩子們能懂得自己曾經所經受的那些苦難，但他希望他們能保持跟村子的聯係，不要忘了“文化上的這個根”。
小說《平凡的世界》裏，路遙給他筆下一群艱苦奮鬥的年輕人安排了一個浪漫的結尾，其中孫少平坐上火車離開了省城：“他在礦部前下了車，抬頭望了望高聳的選煤樓、雄偉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裏忍不住湧滿了淚水。溫暖的季風吹過了綠黃相間的山野；藍天上，是太陽永恒的微笑。”
幾年前，潘石屹也做了一個回鄉的夢，夢到鄉親們給他娶了一個媳婦，說女方家口糧多，娶到是他的福氣，一定讓他回老家生活。他跟人辯解：現在北京都看液晶電視了，村裏連電都沒有，不能回去。鄉親們卻不理會，執意要他回去。他特別恐懼，在夢中驚醒。
第二天他跟一位客戶吃飯，客戶得知潘從黃土高坡來，跟潘說，他認為最浪漫的事，是身穿羊皮襖、頭紮白羊肚手巾、背著裝水的葫蘆、趕著羊群，在山坡的對麵有姑娘穿著紅色的衣服與他對歌。
聽完，潘石屹對朋友說，你的浪漫是我的噩夢。他覺得很多城裏人對農村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張藝謀畫麵裏的浪漫，與他認識的那個位於甘肅天水東部的平凡世界相隔太遠。
在帶著參觀了潘祠、潘集寨小學、中學、祖屋以及很多跟他童年記憶有關的地方後，最後的采訪，潘石屹執意要去山頂，因為“那兒有感覺，腳踏實地、踩著黃土我才能說出我的想法”。他覺得隻有踩在這片土地上，他才能安靜下來，“城市是非常物質的，這個鄉村是精神的，這個精神不是你學到的知識，而是安靜的思考。”
從山頂望過去，一邊是村子裏蓋得整整齊齊的瓷磚房，一邊是近年新建的工廠以及火車道，再西邊是隱隱約約可見的景區麥積山。
站在山頂上的潘石屹看著整個村子，指著村子南邊說那邊就是吳家寺，七八歲的時候，有次媽媽病了，讓他去那裏取藥，他心裏特別恐懼，“我就覺得見的每一個人我都不認識，山啊、地啊、路啊，都不熟悉，隻有翻過這個梗，到我們的生產隊，我就覺得踏實了。”
那時候，他以為這個村子就是整個世界，跨過村子的地界就覺得毫無安全感。再後來，他到公社、縣城、蘭州、北京再到世界各地，他對世界的認識越來越寬闊，越來越從容，卻也越來越搞不清自己到底從哪裏來。
“其實我整個的家鄉，實際上真正是一個精神的世界。”潘說，以前每次出國在出入境表格籍貫那一欄都會寫上甘肅天水，但他總覺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定來自另一個地方。直到這兩年，他慢慢覺得，這個村子就是他的原點，不管是現實層麵還是精神世界。
他計劃寫一本書，名字叫《大槐樹》，現實層麵它是村子裏以前最老的一棵大槐樹，另一個意思是“這是我精神上的一個原點”。他打算寫他人生中關鍵時刻的32次選擇，提醒自己每每遇到問題，不要焦躁，要回到這裏，安安靜靜做出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