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年冬，幼帝虛設，實權被投降派操縱的南宋朝廷，追封投降元軍的大將呂文德為和義郡王，又將他的侄子呂師孟提為兵部尚書。“欲賴以求好”，為投降賣國鋪平道路。呂師孟仗著敵國力量長自己威風，驕奢淫逸，不事防備。投降氣氛彌漫京城。文天祥又上書，乞斬呂師孟，並提出抗元防禦措施。這樣，不僅得罪了奸臣，而且得罪了皇室。很顯然，文天祥是從國家人民利益出發，才不顧這一切的。
對於賈似道那樣的奸臣，文天祥更是嫉惡如仇。賈似道是理宗寵妃的兄弟。自1259年失守鄂州、與元私訂盟約、謊報軍情因而冒功以來，他的權勢逐漸膨脹。度宗時，他官居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位於丞相之上。禦史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等人，“承順風指，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當賈似道為顯露權勢而假裝退休時，皇帝要文天祥起草挽留詔，文天祥在詔中強調，大臣應以國家安危為重，全篇沒有一句恭維話，對賈似道的假把戲給予當頭一棒。他並非不懂官場規矩，而是認為“賈有要君之誌，予當製裁之以正義”，“遂忤賈意”。其結果，自然是被奏免官了。
文天祥所深惡痛絕的，豈止董宋臣、呂師孟、賈似道等幾個投降派的人物？他也不滿於維護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團利益的弊政。這在他二十歲時寫的《禦試策》中就已表現出來。他抨擊當時士大夫之家教子，“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讓他們死記硬背，用以取得學位、官祿。“父兄之所教詔，順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1271年，他罷職在家，“常歎世人乍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為兼並”。至於自己，則“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自以為起身白屋、邂逅早達”。這說明，他早已不願與南宋末期的腐敗政治同流合汙了。
由於“起身白屋”的家庭出身和“邂逅早達”的社會經曆，使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思想比較能夠反映當時人民的某些願望和要求。因此，他的抗元事業，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1275年，文天祥募兵勤王，一兩個月內，就有一兩萬兵勇集於麾下。1276年下半年，他開督府，重新組織抗元隊伍，各地人民紛紛響應。一些跟隨他勤王、從臨安被解散回鄉的老部下，又重新活動起來，“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者，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誌，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眾，從之者，亡家沉族而不悔。’”
五、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
文天祥身處亂世，卻能潔身自好。他的精神支柱何以建立？通過考察他的家庭背景及社會經曆，可以看出，文天祥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
文天祥所受的教育，與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無異，同為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學。文天祥就義以後，人們發現他衣帶上的自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他少時就立誌不凡，“兒時愛讀忠臣傳”。在《正氣歌》中，他把自己所景仰的數十位賢哲一一列出。其中主要的有：西漢時，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誓不屈服的蘇武；三國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蜀漢丞相諸葛亮；東晉時，擊楫渡江，立誌恢複中原的祖逖；唐朝時，死守睢陽，壯烈犧牲的張巡；還有痛罵叛將安祿山，因而被鉤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顏杲卿（及其兄顏真卿）；以及晉國剛直不阿的太史董狐，蜀郡寧斷頭不肯降的將軍嚴顏，等等。這些不同曆史時期的英雄人物，在文天祥的心目中，是被視為楷模的。
在文天祥的家鄉，也不乏這一類忠烈之士。文天祥對宋代吉州的“四忠一節”（有“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的文忠公歐陽修；有被金兵所俘，不屈而死的忠襄公楊邦；有上書反對宋金議和、乞斬奏檜的忠簡公胡銓；有“立朝剛直，力排權幸”的文忠公周必大；有為官清廉，富貴不淫的文節公楊萬裏）的事跡，十分崇拜。吉州城南，曾有“忠節祠”祀奉這些鄉賢。相傳文天祥十八歲時遊學宮，瞻仰這些鄉賢的偶像後，曾立誓以此為榜樣，表示：“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1255年，文天祥在白鷺洲書院求學時，該書院的山長歐陽守道是“廬陵之醇儒”，十分器重文天祥，彼此感情甚深。他的太老師，故相江萬裏曾守吉州，也“素奇天祥誌節”，他在年逾古稀之時與文天祥在潭州（今長沙）相見，“公從容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這兩位師長對文天祥的道德、學問、誌節、情操都有一定的影響。
文天祥還有良好的家庭教養。根據近年在文物普查中文氏後裔所獻的《文氏通譜》，文天祥是西漢蜀郡太守文翁的後代。據《漢書·循吏傳》載：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修學宮，興教化，使蜀地文學比於齊魯。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文翁曆數十代至文彥純（天祥的八世祖），宋初授蜀之新都主簿，升桂陽令。其後世代為書香之家，多有才學氣節。文天祥的父親文儀，字士表，號革齋，鄉稱君子長者。文儀平生以竹子自喻，依竹辟室，傍竹而居，故又稱為“竹居先生”。文天祥的母親曾德慈，在丈夫早逝之後，勤儉持家，繼其遺誌。天祥率兵抗元，她跟隨部隊轉戰廣東、江西各地。父母的言傳身教，對文天祥的思想及事業更有直接的關係。
不過，對於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後來降元一事又應作別論。對一個人的事業前途來說，家庭出身和教養固然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與個人經曆與主客觀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文璧比天祥晚三年中進士，仕途平坦，隨波逐流，曾官至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南宋景炎年間，璧守惠州，“竟以城降”。而文天祥先後四次從外省調京城作官，又三次被罷職，此後又經曆四年的戰鬥與四年的囚徒生活，這就使他能夠比較透徹地了解人生，在大是大非麵前，有自己堅定的立場和原則，無論在戎馬倥傯的戰鬥中，還是在汙穢難熬的牢獄中，他都懂得自己存在的價值，時刻恪守信念，嚴格要求自己，終於取義成仁，以身殉國。
六、曆史的局限
作為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自有其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一麵。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
文天祥以孔孟儒道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雖然事實上他也走過“社稷為重君為輕”的道路，但在南宋理學盛行的時代，他無法擺脫忠孝觀念的束縛。他在《正氣歌》裏宣稱：“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在和元丞相博羅的論戰中，他竟說出“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的話。他一再聲稱自己是“宋朝狀元”、“大宋丞相”。對宋朝的覆亡，他看不到昏君的腐敗，而隻是歸罪於奸臣的誤國。在忠孝之間，文天祥同樣存在著矛盾。他在給嗣子文升所寫的《獄中家書》中就有這樣的話：“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誌矣。”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弟弟文璧歸順元朝並不是一概否定的。
由此看來，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是有其局限性的。這是時代的局限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他是無法擺脫的。我們應本著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指出其局限的同時，又不要苛責於古人。元朝的統一，結束了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麵；在元朝統治時期，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它的聲譽遠及於歐亞非三洲。因而從曆史發展來看，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不能以此與南宋愛國軍民的抗元鬥爭混為一談。因為慣於遊牧生活的蒙古貴族以它落後的生產方式來代替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嚴重地破壞了中原的農業經濟；蒙古貴族曾聲稱，“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以致大兵所到之處，無不殘破，給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因而，文天祥領導的抗元複國事業是正義的。這場可歌可泣的鬥爭雖然失敗了，但文天祥仍不失為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愛國詩文，以及他的“浩然正氣”，永遠激勵著後人前進向上。
王水根，男，1939年生，江西吉水人。文天祥研究專家。
以上“代序”選自《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為行文需要，編者對原文稍作修改，並刪去注釋。
§§第一章 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