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九日，文天祥從府學胡同兵馬司監獄被帶到元樞密院，元丞相博羅審問他。這在《紀年錄》中有詳細的記載：“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拏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至於此，幸早施行。’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雲：‘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遂呼獄命史雲：‘將下去！別聽言語！’”由於文天祥不屈不撓的鬥爭，使顯赫一時的元朝丞相博羅暴跳如雷，無可奈何！
元朝統治者用盡一切辦法誘降文天祥，但都一一被拒絕了。臨刑前一天，文天祥被帶到宮中見忽必烈。文天祥依然是隻作了個揖。忽必烈以“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者”（即委以相當於宰相之職）為誘餌招降文天祥，但被斷然拒絕。忽必烈問：“汝何所願？”天祥回答：“願與一死足矣。”結果忽必烈也無計可施，隻好殺害他。殺害文天祥之時，元朝統治者如臨大敵，“都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鄰不得往來，行不得偶語”。說明了文天祥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是何等深廣，也說明了元朝統治者是多麼害怕人民起來反抗他們。可見，真正的強者是堅持反侵略的文天祥和人民大眾，而侵略者是很虛弱的。
三、光榮的死才能永生
從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到元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初九日，前後共七年時間，文天祥在戰場上、在牢獄中，幾乎天天碰到生和死的考驗。他寧死不屈，曾三次想自殺。一次是出使元營談判時，他身藏匕首，隨時準備應付於萬一；一次是五坡嶺被俘，他以“吞腦子”（即服冰片）自殺，但未遂；再一次是往北押解時，途經家鄉廬陵（今江西吉安縣），他絕食八天，又未死。此後，他決心堅強地活下來，“取義”而死。在《過零丁洋》詩中，他就打算要英雄地死去。在《正氣歌》中，他又把這種願望上升為理論，稱之為普遍存在於天地之間和人類社會中的“浩然正氣”。並說：“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因此，他以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作為座右銘，忍受著一切精神折磨。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他也決不動搖。
景炎元年（1276）五六月間，他在為《指南錄》寫的《後序》中，回顧從正月二十日被羈留元營到四月八日抵達溫州這八十天驚心動魄的艱苦曆程時寫道：“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裏，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製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裏，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可是，文天祥終於闖過來了。他不願輕易地死去，並不意味著苟且偷生，而是要堅持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死得其所。
《宋史·文天祥傳》講，文天祥曾有貪生之念：“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這實在是誣蔑之詞。我們查遍他在獄中親書的《紀年錄》和劉嶽申所寫的《文丞相傳》，都無此語。他摯友鄧光薦在其《文丞相傳》中提到這件事，但那是別人的想法，不能栽到文天祥身上。鄧寫道：“是時南人仕於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為黃冠師，冀得自便。”這件事，挨過文天祥唾罵的留夢炎不願幹，他私下同王積翁說，要是文天祥保釋出獄之後，“忽有妄作”，那我們保人怎麼辦？他一說，王積翁也不願堅持了，“遂不果”。後來，王積翁一個人奏，說：“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忽必烈才“遣諭旨，謀授以大任”。為此，王積翁致書文天祥，轉達旨意。文天祥一聽，斷然拒絕：“數年於茲，一死自分。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這次嚐試又告吹，“事遂寢”。最後，王積翁還要給忽必烈出點子，說：“若釋而不殺，因而禮待之，亦可為人臣好樣子。”這時候，忽必烈“默然久之”。他恐怕是不同意這樣做吧。但他沒有這樣說。他說的是：“且令千戶所，好好與茶飯者。”文天祥知道這件事後，又向王積翁嚴肅地表示：“吾義不食官稟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從此，“積翁不敢言”。這分明是文天祥毫不妥協、視死如歸的品格，那裏有半點貪生的影子呢？
鄧光薦的記載是可信的。因他是文天祥的同鄉、摯友，對文天祥的思想是很了解的。文天祥在獄中的生活及思想情況，鄧可以從廬陵義士張弘毅（號千載心）處得知。因張氏跟隨天祥至燕京，住監獄附近，侍奉天祥茶飯至盡節；然後，負骸而歸。文天祥在給其弟文璧遺書中，也曾寫道：“自廣（州）達建康，日與中甫（光薦字）鄧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為了給文天祥書寫墓誌銘，鄧光薦便用心了解他的事跡。因此，他的記載是可信的。
實際上，文天祥不是求偷生，而是求“義死”。他的戰友紛紛敦促他以身殉國。如王炎午、汪元量等人，曾寫《生祭文丞相文》、《生挽文丞相》等詩文給他，勉勵他保持氣節。傳統的名節觀念，也支持著他。雖在獄中，但他所寫的詩詞，紛紛傳出，“翰墨滿燕市”，全國注目。他意識到自己是在以實際行動譜寫末代忠臣的悲壯曆史。他在《言誌》詩中寫道：“一死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殺身慷慨猶易勉，取義從容未經許；仁人誌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他也身體力行地總結曆史、編寫曆史（如《紀年錄》等等）。雖然他的夫人、女兒同在燕京，他也忍痛割愛，不求相見；他給舅舅、弟弟及嗣子等人寫信，一再說這是“絕筆”。這一切，說明他義無反顧，無時不為犧牲做好準備，他堪稱寧死不屈的大丈夫！
四、以“社稷為重”的“忠君”思想
在跟博羅丞相的論戰中，文天祥鮮明地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就是宋恭帝出麵勸他投降，他也置之不理。這種在大是大非麵前不受君命的表現，對於深受忠君愛國思想熏陶的文天祥說來，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可見，僅以忠君來看待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不夠全麵的。
忠君和愛國並沒有必然的聯係。隻有在君主代表國家民族利益時，“忠君”才與愛國相一致。我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真正源泉不在於忠君，而出自於“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孟子·盡心下》）的民本思想。它要求把人民和國家民族利益置之高於一切的地位。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思想中包含著這種進步思想的因素，因而在他的實踐中曾對“愚忠”作了有力的批判。在《禦試策》中，他除陳述了自己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基本觀點外，還針砭了時弊。對天變與民生問題，人才與士習問題，兵力與國計以及國防等問題，文天祥都分別提出了精辟的意見。他指出：朝廷隻有“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才能解決上述問題。他反對答題要“勿激勿泛”，認為：“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並與激者之言而厭之耶？”說明他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是不怕批評皇帝的。
別人看皇帝的眼色行事，文天祥卻不這樣。內侍董宋臣，無惡不作，外號閻羅，卻成了皇帝的寵幸。1259年，元軍渡江圍鄂州（今武昌），董宋臣嚇破了膽，“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而初次授官、年僅二十四歲的文天祥，卻勇敢地上疏，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以謝生靈荼毒之苦”。而且說，“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皇帝未予采納，他隻好自行“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