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的鮮活的現實生活，給我提供了豐厚的創作素材，並且引起了我對當下社會之保姆現象的深層思考。保姆作為一種生活的狀態，一種生存的方式，古已有之，但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在我們這塊提倡“勞動無上光榮，工作不分貴賤”道德信條的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餘年、強調“人的尊嚴”的現代意識日漸深入人心的當代，在現代化進程正不斷加速的大都市裏，新一代的保姆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群體？她們還能算作是過去意義上的“傭人”嗎？她們對自身價值的定位與都市人對她們的傳統要求是一致的還是已經有了差異甚至逆反？她們從鄉村走入城市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什麼？她們是不是已經形成了一些帶有時代特征的總體性格，而且這總體性格是不是還烙下了我們的民族的地域的印記？她們為城市裏的居民除了帶來了勞動力，還帶來了什麼？她們與都市人之間更多的是衝突還是融合？是她們改變了都市還是都市改變了她們……在思索了這麼多的問題之後，我發現，保姆這個群體，完全可以作為我描述當下社會最活躍的那部分肌體的切入點！
於是我寫下了《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
《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發表後，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選用了“28”這個數字，是不是有什麼深刻含意在裏麵？我的回答是：沒有任何含意，僅隻是作為一部中篇小說，用18個保姆太少了些，用38個又過於冗雜，28個寫下來，正好。那麼為什麼不寫26個，或者27個、29個呢？這問題就讓我難以回答了。我若真寫了26個，或是27個，問題也一樣會有：請問你為什麼選用了“26”（或者是27）這個數字？是不是有什麼深意在內？
從創作構思的角度而言，以數量詞人題，關鍵在於我采用了一個開放型的、在戲劇文學中被稱之為“人像展覽式”的結構。這樣的結構，一般說來，隻需要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將眾多的人像一一展示，在故事情節上即便比較鬆散，同樣也能將作者的主旨借托於一連串的圖像充分地表達出來。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館》，在場景組合上，用的就是這種人像展覽式。當然，作品采用哪一種結構，並不是隨意拍個腦袋就能想出來，或者故意要變個花樣而做出來的。結構作為一種組合的形式，應該為內容表達的需要服務。我動手寫保姆這個群體，意在通過展現她們的眾生相而折射出現代都市的當下狀況，采用一個開放式的結構就可以獲得相對開闊的地域，讓我的內容表達得更加舒展自由。“28個”式的結構，就是這麼確定的。
小說麵世不久，有多位文評家注意到了我這篇無論在選材還是在風格上都與我以往作品有很大不同的小說，但他們的評論，大多還是集中在那“28個保姆”上，議論的重點，都是作家王曉玉如何通過展示保姆群體折射出自己對當下都市的看法。應該說，這些評論家的眼光還是挺準確的，他們所下的判斷，正是我創作此小說的最初主旨。但有一位名叫楊家勇的先生，竟然比所有的人都更為深入一層地挖掘出了我使用“田教授”這個串線人物的深意。他的那篇題名為《世俗展覽中的深層內蘊》評論中，有這樣一段話：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名臨近退休的教授。他在好不容易有了尋覓挑選保姆的實力和勇氣之後，卻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尷尬之中……在作者的一筆又一筆的濃墨重彩之下，我們麵前凸現出的決非是那走馬燈般出現的二三十個保姆，而恰恰是這一個似乎未著一筆的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