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諸子思想大放異彩，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舸爭流的曆史宏觀。儒家思想帶著中國特有的地緣文化和泥土氣息，脫穎而出，在經過漫長的世紀風波、積澱和揚棄之後，終於成為中國最具影響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統治階級的行為規範，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商人的行為規範，形成了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依據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經營者，往往被稱之為儒商。千百年來，中國的儒商運用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在國內乃至世界經濟舞台上不斷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斷地吸收和補充世界經濟管理思想的豐富內容，造就了一大批成功儒商和在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影響下的經濟高速發展地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儒家經濟倫理思想仍然有其研究、發展和運用的巨大價值。
@@@一、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經濟倫理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倫理思想不是一般的經濟倫理道德，而是其根本原則、核心和精髓；它是法的哲學內涵，是法形成的倫理道德的原理和依據，是人們認同和內化法律法規的道德基礎。儒家經濟倫理思想是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有機體係，其出發點是仁者愛人，歸宿點是治國平天下，價值尺度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一）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出發點是“仁者愛人”
儒商經濟倫理精神的基礎是人道主義，是儒家“仁者愛人”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所謂“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動應該符合人的需要，為了人的目的而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應當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儒商精神，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的內容或補充。
1.“仁者愛人”的基本道理
孔子把仁當做最高道德原則，主旨是“愛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愛護他人、同情他人、幫助他人的人道主義。《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大戴禮記·王言篇》也說：“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孟子把它概括為“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
仁是關於人我關係的準則，仁的出發點是承認別人也是人，別人是與自己一樣的人。孔子曰：“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說苑·政理》）金文“仁”從“人”從“二”，指人與人的關係。儒家還把仁當做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價值。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孔子的學生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可見，“仁”就是儒家的人道主義。
仁與禮也是統一的，禮是形式，仁是內容；仁是內心的德性，禮是外在的規範；“禮”是“仁”的行動規範，“仁”是“禮”的品德表現。這就是重視道德情操與道德規範的統一。“仁”貫穿於一切的倫理道德原則規範之中。
2.“仁者愛人”的儒家經濟倫理
儒家經濟倫理的“仁”，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最早的儒商之一白圭，就稱經濟為“仁術”。《禮記·大學》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以仁愛精神經商，是儒商的傳統。《商賈一覽醒迷》要求商人應“本心仁厚”。歙商胡山，經常“耳提麵命其子孫曰：‘吾有生以來惟膺天理二字，五常萬善莫不由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要求子孫按仁義天理經商做人。清休寧商人吳鵬翔在漢口買了八百斛胡椒，驗貨時發覺這批胡椒有毒，原主唯恐敗露真相，央求退貨還錢。可是，吳鵬翔為了防止原主又將有毒胡椒轉賣給別人，竟將這批胡椒全數買下後銷毀，寧願自己蒙受巨大損失，也不使消費者受害（嘉慶《休寧縣誌》卷十五）。
現代市場經濟仍應提倡企業和企業家“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倫理思想。現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人（買者和賣者）、財（貨幣）、物（商品）的運動，其中心是人。應當尊重人、理解人，人是經濟活動的核心，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仁者愛人”。這種以人道主義為經濟倫理思想的經濟，就應當是道德經濟。
3.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為“仁”的方法很多，要求也很高，但有其最為基本的方法。孔子強調“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壅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這就是最基本的為“仁”之方。
從倫理學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屬於換位思維的方法，它反映了倫理道德的最基本的原則。換位思維就是主體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把思考問題的立場和出發點從主體自身轉換到客體或主客體之外，以對方或旁觀者的角度來認識和體驗主體、客體及其相互關係的一種思維方式，有助於理解、洞察他人的內部狀態，便於人際交往和溝通。
在經濟生活中，換位思維的方法經常被運用，是經濟道德的基本形式。“換位思維”用之於經濟倫理，就是應當從顧客的立場出發思考問題，衡量利益，反省到企業營利隻有通過顧客購買自己的產品才得以實現的真諦，不能視用戶和顧客是被動的消費者，習慣於坐堂等客，甚至磨刀“宰”客，缺乏服務熱情，而應真正做到“顧客至上”。
4.憑良心做事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是因為儒家以“仁”為人的本性。孟子認為：“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儒家以“天地間人為貴”，“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所以“貴”，是因為“憑良心做事”。因此，一個人是否具有人性，是“人”不是“人”，就看他是否有“愛心”，是否講良心，這是做人的起碼要求。
善良意誌體現在經商活動中，就是要講良心，俗話說“憑良心做事”，就是這個意思。一旦“憑良心做事”，你就有了道德自覺，就會知廉恥、辨榮辱。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有堅定的從善去惡的精神，培養起以善心經商的光榮感和唯利是圖的恥辱感，這是保持善良人性的重要方法。因為良心的本性是對責任行為的自我檢查、預測、調節和審判。若行善，良心上就感到滿足、愉悅、放心、寬慰；反之，行惡則良心上就會感到內疚、自尊心受損，惶惶不可終日，無臉麵見人。孟子說：“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如果沒有仁義道德，沒有人的良心，那他盡管有人的軀體，實際上失去了人的本性，沒有了人的靈魂，活著與死了有什麼區別呢？
（二）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歸宿是“治國平天下”
儒家仁政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這也是儒家經濟倫理的歸宿點。如果把經濟的目的看成隻是增加財富，那是粗淺的；如果把經濟的目的看成僅僅是個人的發家致富，那是自私的。以“治國平天下”為經濟活動的高尚追求，是古今儒商經營的共同特點，具體體現在儒家的“外王之道”，“利民惠民、藏富於民”，“庶之、富之、教之”等主張之中。
1.外王之道
在儒家看來，“經濟”就是“經世濟民”，這是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的主要任務。“治國平天下”，就是要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儒家曆來把是否能夠強國富民，作為評判人物仁義與否的標準。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不同於一般人，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這就是說，隻要把國家治理好了，國家強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敵不敢侵略，國家得到統一，就是給國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曆代儒家都是把國計民生作為從政的第一大事，把“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當做最大的政績，主張在經濟方麵大力發展生產，移民開荒，興修水利，在政治方麵解放勞動力，嚴明法製，淳化民風，嚴懲貪汙。這些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具體體現。
在商業活動中，儒家認為，發展商品經濟的目的就是關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早的儒商範蠡就是一個“富好行其德者”，主張“施民所喜，去民所惡”（《吳語》）。子貢“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明人李晉德的《商人之歌》提出經商的目的是“濟人利物”。到了近代，儒家經濟倫理的經濟目的，已經具體化為注重民生，興辦工廠，修築鐵路，開辦銀行，走現代化的道路等具體的經濟目標和措施。
2.利民惠民、藏富於民
何謂“利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司馬遷認為要讓人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說，要依據老百姓謀生取財的本性和客觀條件，使他們得到利益。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貨木材；濱海之民，利在漁鹽水產；平原之民，利在糧棉五穀等。在今天，就是促使城市大力發展工業、第三產業；在農村，要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和鄉鎮企業等等。
所謂“惠民”，亦稱“惠民而不費”，就是主張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孔子認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堯曰》）《孔子家語·賢君》記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國語·魯語下》記載孔子談論“斂從其薄”，說“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這裏，“稷”、“秉”、“缶”都不是計量單位，而是標誌著微型的抽象，用以美化“井田”製的薄斂。可見，孔子“惠民”而不“費民”，就是要通過適當的減稅讓利來發展經濟。
所謂“藏富於民”，就是孔子所主張的均富於民，開發財源，節用愛民。正如孔子所說：“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春秋繁露·度製》）明清之際的唐甄也曾明確提出“藏富於民”的主張，指出：“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山丘，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潛書·存言》）在今天，就是要大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要。
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於民的經濟倫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從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來看，“富民”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像蘇聯，盡管國防強大，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不符合曆史的潮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富民”的政策，不僅帶來了人民的富裕，而且國家也得以強大。從一個企業的微觀經濟來看，也應利民惠民，與民讓利。例如，日本“拉鏈大王”吉田忠雄畢生信奉的“善的循環”哲學，就是主張利潤不可獨吞，應將利潤分成三份：一份讓給消費者，一份留給供貨商和經銷商，一份留給自己。這種共存共榮、互相有利的方針，促進了企業的良性循環。
3.庶之，富之，教之
所謂“庶之，富之，教之”，庶者，民也；富之、教之，就是富而思教、先富後教。古今儒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教育。“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在這裏，孔子提出了在老百姓富裕以後，還應當提高他們的素質的“先富後教”的問題。
在孔子看來，“教民”是十分重要的。孔子說：“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禮記·緇衣》）又說“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說苑·政理》），把“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視為“四惡”之一。
孔子“棄民”“虐民”的看法，對於我們在今天重視素質教育，仍然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在一些地方，從來也沒有認真進行過遠大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不重視法製教育，領導也做不到以身作則，那裏的青年犯案率很高，實在是“棄民”“虐民”的不道德行為。在一些企業，從來也不對職工進行職業培訓，不組織職工學習科技文化知識，到頭來把“不能適應現代化生產的要求”的責任推到職工的頭上，讓工人下崗失業，這也是“棄民”“虐民”的不道德行為。隻有既“富民”，又“教民”，這才是真正的愛民，這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人民真正富裕。這是儒家、儒商經濟倫理給我們的教益。
（三）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價值尺度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價值是一個關係範疇，標誌著客體對於主體需要的滿足關係。根據張岱年先生的研究，“價值”是近代出現的名詞，在古代中國與價值意義相當的詞就是“貴”。價值尺度的焦點是義利關係。儒家認為，君子愛財，應取之有道。如果取之有道而至富貴，那才是真正的“貴”，即實現了不隻是“經濟人”，同時也是“道德人”、“社會人”的價值。儒家經濟倫理思想中“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價值尺度主要表現為“取合義之利”，“不義且富貴，於我如浮雲”，“放於利而行，多怨”，“天下為公”，“得民心者得天下”，“兼濟天下”等思想。
1.取合義之利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裏仁》）可見儒家是追求富貴的，但前提是“以其道得之”，否則，就寧願貧窮。這就是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增廣賢文》），主張“仁中取利，義中求財”。這說明，要把富貴與道義區別開來，聯係起來。道，就是經營活動要不悖於道義，人的牟利活動要受道義的製約，這樣取得的“利”就是“合義之利”。
儒家還充分肯定人們富貴的欲望甚至物質利益的合理性。孔子不僅認為求富貴是人所共有的欲望，甚至還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司馬遷說過，如果“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孔子認為，隻要是正當地求富貴，不在乎從事什麼職業，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可見，對可求的富足，孔子是可以不惜降低自己的身分來追求的。
依照儒家的主張，在經濟領域，經商者（包括企業家、商人等）言利求利是天經地義的。正當地求利，就包含了“義”。以仁義精神經商，取舍不苟，不賺昧心錢，是儒商的傳統美德。
2.不義且富貴，於我如浮雲
儒家認為，人們在利麵前，應當先思其是否合義。如果“合義”就可取，其所謂“義然後取”。那麼，若是“不義之財”又該怎麼辦呢？孔子說：“不義且富貴，於我如浮雲。”（同上）就是說，不貪不義之財，是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最應牢記的經濟倫理道德原則。
儒家把仁義道德看做是比衣食、富貴、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的東西，主張個人在義與利之間的選擇上，首先要考慮道德的要求，把“義”放在首位。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也。”（《論語·裏仁》）合於道義的富貴、安逸是可取的，否則，就算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孟子也說：“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述而》）“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取舍不苟，不賺昧心錢成為中國商人的傳統美德。據史料記載，東漢時有一個商人一次典買了8匹馬，當牲口的主人來贖時，馬的價格已上漲了10倍。同夥主張應用現價贖回，而他卻認為這樣做不義，隻收回了自己原來付出8匹馬的本錢，多一文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