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市場經濟當然是以利益為驅動機製，但同樣要求“見利思義”，“義然後取”。那種不管義不義，先賺了再說，賺錢才是硬道理的行為是要不得的；那種有錢能使鬼推磨，“鬼附勢慕利”（李瑞清《清道人遺集》卷二《書鄭大鶴山人尺牘冊子後》）的“錢神論”是要不得的；那種隻有黑心才發財、專取不義之財的行為更是要不得的。
3.放於利而行，多怨
儒家雖然肯定了人們牟利活動的合理性，但又指出了一味趨利會引起“多怨”、“民怨”、危及社會等負麵效應。孔子告誡我們：“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裏仁》），“利則民怨。”（《孔叢子·刑論第四》）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利”是一柄雙刃劍，不能隻見其有利的一麵，而忽視其有害的一麵。現代市場經濟以利為驅動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一旦僅以利為誘因，不僅利的誘惑力會慢慢減退，最終失去效用，而且還會引發各種社會醜惡現象。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如何規範人們的牟利行為呢？正確的做法是，應當為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提供一種法律的、道義的製約規範和協調力量，把內生約束力和外部強製力結合起來。一方麵，要重視道德的引導，強化內生約束力。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論語·為政》）人們有了道德良心，明是非，知醜惡，就是做一個“道德人”的自覺性。另一方麵，要大力加強法製，加大外部強製力。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荀子·性惡》）這些就是儒家義利觀給我們的啟示。
4.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核心在“公”。這裏的“公”，是指“公正”，“公平”，它集中體現在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據《禮記·禮運》所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其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子的“大同”理想，包含了豐富的公正、平等、人道、博愛、民主、自由的原則。古往今來，“大同”社會的美好藍圖，一直成為儒家堅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
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經濟活動中，是一個經濟公平問題。首先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的人格公平。孔子思想中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他對“人”的發現和創立了“仁”的理論。他提出“以人為本”和“泛愛眾”的主張，就是要統治階級把被統治階級當人看待，承認對方是人而不是物，這在人格上便是人與人的平等。由於承認和重視人的平等，因而構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經濟倫理的基礎，成為儒商經濟倫理精神的重要內容。
儒家經濟公平的第二個表現就是交換公平。對於交換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視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幾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裏進行，因而，“買賣公平”、“童叟無欺”是最為突出的經濟公平原則，也是儒商倫理道德的特點。正如清代商人石成金所言：“生意全憑公道導，貨真價實莫欺人。”（《傳家寶全集·好運寶典》）
儒家經濟公平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分配公平。儒家分配公平的觀點主要反映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中。這一觀點過去常被人認為是平均主義的源頭，實在是對它的誤解。孔子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秀氏》）在這裏，孔子是談他的政治和經濟見解，他所說的“均”與其說是“平均”的意思，還不如說是“均衡”的意思，“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就是，不怕少而怕不能均衡，這種不能均衡，在政治上是不能平等，在經濟上是收支不能均衡。以孔子的睿智，既知社會上有不同的等級和類別，決不至於在這裏要求一個國家或家庭做到“平均”。如果說他有“平均”思想的話，那麼，充其量也不過是希望貧富不要過於懸殊，縮短貧富的差距，而不是要求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要求在分配上注意利益的均衡，實行公平分配。
5.“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所倡導的“仁者愛人”的“人”，是類的概念，即愛人類，是“以人為本”。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人為本又具體化為以民為本。按照儒家“以民為本”的觀點，自然會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結論。
把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演繹到經營活動中，對商家而言，贏得顧客就一定能夠贏得市場；對管理者而言，贏得被管理者的心，得到企業員工的支持，企業就一定能夠蒸蒸日上。這一主張的正確性和真理性，已經為古今中外許多企業的經營活動所證實。我國著名的近代儒商、實業家盧作孚辦企業的宗旨是：“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生產，富強國家。”這一宗旨充分體現了儒家“以民為本”的觀點，它對企業的指導意義是超時空的，具有普遍性。東莞宏遠集團提倡“我為你，你為他，人人為康佳，康佳為國家”的康佳風格，也體現了“得民心”的意思，使康佳成為名優電子產品。國外許多著名企業和企業家的服務觀就是與儒家“民心”說相一致的。鬆下幸之助說：“經營的目的是為社會服務，利潤乃是服務的報酬。”著名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有一句聞名全球的口號：“IBM就是服務。”這個公司專門選擇、培養了一批為客戶服務的“客戶”工程師，其職責是站在客戶需要的角度思考問題，改造IBM的產品設備，而不是以往讓客戶修改業務來適應IBM的設備。尊重消費者，理解顧客，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上。美國瑪麗凱化妝品公司提出“P和L”哲學。在商業慣用語中，P和L本是指“盈”（Profit）和“虧”（Loss）。但是，在瑪麗凱化妝品公司對P和L卻另有獨到的解釋，它提的是“人”（People）和“愛”（Love）。他們提出：“我們是重視人的公司。”著名的美國柯達公司的承諾“請你按一下按鈕，其他的事全由我們負責”。這也是消費者最中聽的廣告詞之一。“傻瓜相機”的成功開發和推向市場，其成功的原因也內在地含具了為顧客服務的倫理精神。然而，至今有的商家仍不知“以民為本”的道理。有的坑害顧客，以“斬客”為撈錢的手段，最終顧客越來越少。這就是“失民心”所帶來的經濟惡果。
6.兼濟天下
“兼濟天下”集中體現了儒家的一種社會責任和政治抱負。儒家提倡“以天下為己任”，主張“達則兼濟天下”。孟子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梁惠王下》）。正是儒家的這種社會責任的抱負，形成中華兒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責任心。用這種兼濟天下的思想指導經濟活動，對於經營者來說，不僅要有經營者本分的責任，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要有為社會排憂解難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對於今天的市場經營者來說，必須注意如下幾點：
一是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要有利於發展民族經濟。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特別是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們的開放程度將越來越高。但是，我們是一個較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們在開放中不注意保護和發展我國的民族工業、民族經濟，讓它有一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時間和過程，我們的許多民族工業就會被扼殺在萌芽、幼苗狀態。當然，保護和發展我們的民族工業，主要應當采用法規的、經濟政策的手段，但是，從道德上培養我們的民族經濟的意識，也是重要的。每個企業的經營活動，都要同發展民族經濟的大局一致起來。唯其如此，才能提高民族工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二是要盡可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它必然帶來部分人員的失業。從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企業下崗的情況相當嚴重，加上城市和農村無業的以及隱性失業的人員，有數千萬人，如不解決失業問題，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隱患。這些人員的再就業，不能單靠政府解決，而主要依賴於企業的吸納。不僅已有的企業要擴大招工，而且還應興辦更多的新的企業包括個體經營的企業，以減少社會壓力，為社會穩定做貢獻。這種穩定的社會環境，無疑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三是要捐助社會公益事業。中國古代儒商把捐助社會公益事業作為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麵。如徽商發財後常常樂於設義學，辦書院，建試館，助餉助賑，撫孤恤貧，修路建橋等“義舉”。儒家學說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訓，徽州境內至今仍屹立著眾多的牌坊，為意欲不朽的儒商記功表德，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的徽商在倫理道德上的一種不懈追求。今天的經營者，也應當繼承和發揚儒商的這種精神，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主動參與一些社會公益事業。
四是要有利於淳化社會風氣。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個部分，它的行為對社會是有影響的。近年來，許多城市的商業、服務係統開展了“文明窗口”創建活動，有的城市開辟了“信譽一條街”、“百店無假貨”，為城市和市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成為現代文明城市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也有一些企業並不注意對社會道德的影響，做虛假廣告，生產偽劣產品，使消費者產生了一種不信任心理，對社會風氣產生了惡劣影響，這與儒家“兼濟天下”的主張是格格不入的，對經營者和社會的負麵影響是極其嚴重的。因此必須加強對企業和所有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教育，把它當做企業倫理的重要思想內容，使企業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應負的社會責任來。
@@@二、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運用
數千年來，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商人的行為規範，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人格和儒商經濟管理思想，即以人本主義為基點，與儒家經濟倫理的本質和特征相一致的經濟管理思想。這一思想通過商人的活動、文化的傳播傳入海外，又與現代經濟管理思想交相融彙，既相差別，又相補充，在經濟活動中從職業觀、規則觀、競爭觀、決策觀、組織觀等方麵顯示出自己獨特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儒家經濟倫理思想仍然有著巨大的應用價值。
（一）職業觀：敬謹執事
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體現，首先表現為職業觀的培養，“敬謹執事”就是對儒家所倡導的職業觀的集中概括。毋庸置疑，敬業精神是職業道德的首要問題，因而，管理者應當十分重視職工敬業心的培養，使他們愛崗敬業。早在《禮記·學記》中，儒家就明確提出了“敬業樂群”的要求，明確了以“敬業”為核心的職業觀。具體地說，儒家的敬業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是要“立誌”，即有強烈的事業心；第二是“執事敬”，就是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兢兢業業；第三是“居敬窮理”，即探求規律，掌握本領，成為行家裏手。
1.有誌者事竟成
職業觀實際上就是事業心。儒家認為，事業心首要的是應“立誌”。《尚書·周官》：“功崇惟誌，業廣惟勤。”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孟子說：“誌，氣之帥也。”（《孟子·公孫醜上》）其次，儒家強調所立之誌應當是正確的、符合道義的。孔子說：“苟誌於仁矣，無惡也”（《論語·裏仁》），“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強調做“誌士仁人”。再次，要有堅忍不拔的意誌。韓愈說：“事業無窮年。”（《秋懷詩十一首之一》）蘇軾說：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堅忍不拔之誌”（《晁錯論》）。梁啟超《誌無酬》說：“男兒誌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誌已酬便無誌。”
中國古代儒商中有許多人抱有極強的事業心，以誌勵己從而獲得成功。《明清徽商資料選編》記載徽商教育子弟：“人生貴自立耳，不能習舉業以揚名，亦當效陶朱以致富，奚甘鬱鬱處此乎？”明清時期沙城商人汪昊就教導子侄立誌：“農工商賈亦當立誌，凡所作生理，如貓捕鼠，如雞抱卵，實心實意，不肯放過，此立誌也。”明末清初有一個富商叫沈方憲，他是浙江海寧硤石鎮人，本是儒生，因家貧無法繼續學業，棄儒經商，做布匹和糧食生意。他極孝順父母，得知父親客死他鄉，悲痛異常，刺血寫下“不飲酒，不吃腥，不內寢”九字於居所紙屏之上，以勵經商之誌。由於其克勤克儉，誠實守信，很快成為富商，受到人們稱讚，影響極大。
2.執事敬
“執事敬”的意思就是做事要“敬”，包括三個方麵：其一要勤業，“天道酬勤”，“業精於勤，荒於嬉”，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其二要認真，小心謹慎，如朱熹說的：“敬隻是一個畏字”，“有所畏謹，不敢放縱”（《朱子語類》卷十二）。其三要嚴格要求自己，向高標準看齊，就像明儒呂坤所說：“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續小兒語》）儒商以盡忠職守為“本”，要求敬崗愛業，勤勤懇懇。正如《商賈一覽醒迷》所說：“能自守本等藝業，勤勤懇懇，始終無二，不失故物，是謂固本之道。”
3.居敬窮理
儒家非常注重敬業精神，即所謂“居敬窮理”（《朱子語類》）卷九），就是以敬業的精神，了解為什麼要做和怎樣去做的道理。一些學者指出：儒家“認為管理既不是管人，也不是管事（財、物等等），而是管‘理’”。所謂管理，指的是以理管人，“使人們不但了解如何幹，更重要的是懂得為什麼幹，把被動推拉力變成自動、自發行為”。
居敬窮理，首先要知“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這樣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儒家十分強調義理，即從道義、良心、榮譽等方麵提高主體經濟活動的自覺性。例如，職業榮譽就是很重要的方麵。在職業的選擇上，儒家主張“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在處理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上，儒家主張“以店為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其次要“窮理”，即要有從業的本領，通曉事物之“理”。韓愈批評“有雄誌而無雄才”（《後漢三賢傳》），蘇軾批評“誌雖大而才不副”（《揚州謝到任表二首》），都是說明掌握崗位本領即“窮理”的重要。中國傳統商人十分重視經商本領的學習，所謂“學徒”，就是學經商的技能。例如，《生意世事初階》提出學徒的基本功第七項就是要學好技藝，飯後學寫字，晚上學算盤，“生意之家，忌的是白日打空算盤，要在晚上請教人指點算法”。要學戥秤稱物，秤杆“不可恍惚，稱準方可報數”。還要學會看銀子成色，分清真假。認為，做生意“一回生，二回熟，經一遭，長一智，凡百事，都是學而知之”。
（二）規則觀：德法並重
何謂管理？專家們對管理有解釋，也有許多通俗的理解：“管”就是管的有道理，“理”就是理的有頭緒；管理不是知道，而是做到；管理不是使事情複雜，而是使事情簡單；管理不是要控製別人，而是給人以自由（沒有管理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管理不是一門技術，而是一種修煉等等。一般來說，管理就是為使實踐主體更好地實現實踐目標而進行的協調、調控等一係列活動。在經營過程中，管理既是經濟活動，又是經濟製度和經濟文化。管理一定要有管理的規則，即以什麼手段來實現管理的目標。在這方麵，儒家主張德法並重、互補，以“寬猛相濟”的兩手進行管理。具體如下：
1.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論語·為政》），表達了儒家的態度是既重德，又不否定刑法，並明確強調“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在儒學發展史上，除孟子比較明顯地持王霸對立的觀點而崇德排法外，曆代儒家大都主張崇尚道德教化，同時不排斥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