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占統治地位的年代，能把德和法統一起來的是“禮”。因而孔子認為應當“齊之以禮”。西周的周公以禮樂為“治國之本”，他對道德與法的關係及其不同職能曾經做過經典性的概括：“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大戴禮記·禮察》）禮最初是敬神求福或祭祀祖先的儀式活動。自從周公製定周禮，經後世儒家的擴展，禮便逐漸演變為“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的社會政治、經濟製度以及一整套道德行為規範。
管理中沒有禮不行，會導致上下等級界限模糊，管理秩序混亂。正如荀子所說：“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禮強調職業的職責之分，使人們各就各位，這對管理來說是很有意義的。在企業的人員管理中，應當充分利用“分”的特點搞好分工。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生產人員、銷售人員和保安人員要明確責任，各負其責，協同作戰。不同工種的工作人員之間要友好相處、互相協調、共同努力。在產品的生產管理中，在原料的質量、產品的規格和成品的價格方麵，企業要建立適當的科學的標準。當然，“分”也不能絕對化，儒家主張用“中庸”來平抑“分”的負麵作用。“中庸”就是設法在“分”之間求得相互協調和補充，它對於“分”是一種製約和補充，預防“分”走向極端和破裂。
2.寬猛相濟，德法互補
“寬猛相濟，德法互補”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這種德法並舉的管理思想，不僅貫徹在國家管理方麵，也影響到經濟管理。中國古代商人特別是儒商就是既重視道德，又重視行規、店規。例如，對於學徒，就要求“要守規矩，受（店規）拘束。不守規矩，不能成方圓；不受拘束，則不能收斂深藏”（《生意世事初階》）。一旦違規，掌櫃、師傅“教你成人，罵也受著，打也受著”（同上）。《工商切要》指出：“立規矩以壯觀，定章程而不易”，“凡開行鋪，無論大小，要有規矩章程……敬公罰私，強去和留，獎勤責怠，褒智教愚，始終如一，行店可興。”中國古代商人特別是儒商，總是把行規、店規，內化為經商者的道德，讓他們（包括夥計甚至店主自己）自覺遵守。再如，近代儒商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就製定了一套極其周詳的考績規定，項目有27種之多，考績的範圍包括工作、品行、言語態度和儀表四個方麵。日本企業對員工的禮儀訓練就非常重視，並且極為嚴格。被一家企業錄用的日本大學畢業生，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教育背景和經曆，首先都要上一堂禮儀課。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所製定的公司商業道德規範中，也貫徹了以禮待人的精神：第一，凡本公司的推銷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批評競爭對手的產品；第二，如對手已接受顧客的訂單，切勿遊說顧客改變主意；第三，推銷人員絕對不可為獲得訂單而提出賄賂。因此，該公司在同行和廣大顧客中贏得了很好的聲譽。這正是儒家“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醜》）這一早就闡明了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行道德和法製兩手抓的必要性。
（三）競爭觀：和而不同
“君子之爭”、“和而不同”，是儒家競爭觀的精要之處。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之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競爭的經濟。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應當有所不同，應當有既符合經濟競爭的一般規律，又有具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特色的競爭規則。儒家既提倡“當仁不讓”，勇於競爭，又講究“和而不同”，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是有借鑒意義的，可以吸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的傳統特色。
怎樣才能良性競爭呢？儒家認為，競爭應當做到兩點：一是“其爭也君子”，一是“和而不同”。
孔子說：射箭比賽，“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原意是，拿射箭比賽來說，比賽雙方要揖讓上堂，射完後要揖讓下堂，獲勝的人要揖讓失敗的人飲酒，這種爭鬥，才體現出有道德修養的人的風度。應用到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也就是要求公平競爭，合法競爭，要使最具效率意義的競爭建立在公道正義的基礎之上，這就是“君子之爭”。
“和而不同”實際上包含了這樣的思想：孤立的，單一的因素不能構成完善的事物，隻有多種因素特別是對立因素的統一和和諧，才能構成完善的事物。有人認為，競爭的內驅力使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推銷自己，把對手當做超越的標尺，競爭就是你死我活，這隻是事物的表麵現象。事物深層的規律是：一旦別人都消滅了，也就意味著你自己就要消亡了，這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競爭畢竟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求合理化。不正當競爭即便是勝利了，也是“勝之不武”。經濟競爭不同於戰爭，勝利者不應消滅他人，而應促進別人同上一個新的台階，並在這個新的台階上展開下一輪的競爭。沒有競爭，世界就沒有進步，但如單純是鬥爭，那隻是達爾文所揭示的生物競爭規律——優勝劣汰。
美國的英特爾公司與微軟公司似乎對“和而不同”領略精深，他們在個人電腦產業的競爭中，采用了“一唱一和，合利而動”的“雙贏”策略。一個計算機硬件霸主，一個計算機軟件新帝，雙方十分默契地為電腦業的循環升級推波助瀾。先是微軟公司推出功能更強、記憶量更大的新版軟件，令消費者覺得原有硬件容量不足，不敷應用，於是棄舊更新，使英特爾新一代芯片的計算機市場容量激增。這時微軟公司又悄悄地開發並推出更新一代的軟件，令“昨日”硬件又一次自動折壽早夭。如此循環，使英特爾與微軟成為執個人電腦市場牛耳的雙雄，大有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勢，令商戰對手無能為力，使消費者如同定期交租般跟著不斷湧現的新產品走。一些人士把英特爾與微軟稱之為“眉來眼去的合作策略”。反之，美國的“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之間積怨甚深，一直互相攻擊。持續不休的相互貶損，使美國消費者對這兩家公司都產生了一定的反感。
可見，“和而不同”主張競爭中應講合作，有時應變敵為友，“多個朋友多條路”。當然，利益是永恒的，競爭是無情的。我們更加提倡“和而不同”智慧的一麵，使競爭體現為既是對手又是朋友這樣一種既競爭又友好的對立統一關係。
（四）決策觀：慎思篤行
古人說：“慮之貴決，行之貴策。”對於領導和管理來說，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決策，這是事業成敗與否的關鍵。在商業活動中，儒家對決策是十分重視的，把能否正確地做出決策，不僅看做是一個水平和能力的問題，而且看做是道德責任的問題。為了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儒家提出並提倡慎思篤行的決策觀。具體如下：
1.謹慎明辨
中國儒商形成階段的代表人物白圭，早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商戰勝於兵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商戰與兵戰的共同之處，最為重要的是體現在兩者都十分重視決策，即一樣要重視戰略、戰術和權謀，要講究辯證法，也就是要有科學的決策。為了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儒家主張持謹慎態度，如《論語·泰伯》所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對於決策，孔子要求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步驟去做，還提出“四毋”的原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教人不要妄自臆度、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商賈一覽醒迷》說：“慎可律身，謹可遠辱。”“心慎則妄念不生，口慎則是非不招，思慎則無悔，行慎則無愆。”清張之洞更明確地提出，“其精於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勸學篇》），強調謀略在商戰中的重要地位。總之，儒家的決策觀，如同現代管理的決策原則一樣，要求我們謹慎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選擇有效信息，識別隱性機遇，做到科學決策。
2.執兩用中
對於在決策過程中遇到的兩難問題，儒家提出了執兩用中的處事方法。孔子就是用“中道”、“中庸”的方式去處理事物。《論語》記載，子貢問孔子：“師與商也孰賢？”孔子答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就是說，孔子評價其門生子張做事過分，子夏做事不及。子貢馬上又追問：“然則師愈與？”孔子回答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過和不及一樣，都是不對的。孔子因材而教，他對門生冉求和仲由就分別給予不同的教育方式：“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同時，儒家對“中”的理解也不是機械的，而是主張“因時而中”，即“中”應當因時而變化。
儒家“執兩用中”的決策方法，對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科學決策是有幫助的。毛澤東說：“‘過’是左的東西，‘不及’就是右的東西。依照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說，‘過’與‘不及’乃是指一定的事物在空間與時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一定的質，這就是‘中’、‘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
3.知行合一
在決策過程中，儒家亦非常重視“篤行”，認為決策不應停留於頭腦中、口頭上或計劃中，而應落實到行動上，通過付諸實施，做到知行合一。儒家非常看重知行合一。王陽明說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進，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又說：“知之真切篤行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陽明全書》）卷六《答友人問》）儒家還對知行的問題，引發了知行的先後問題、知行的難易問題的爭論。不管怎樣爭論，儒家認為“篤行”是不可或缺的。
儒家“知行合一”和“真知篤行”的決策觀告誡我們，有了好的決策，就應當果敢地付之行動。近現代許多經營者的成功，就是運用了知行合一的決策觀。著名儒商範旭東1934年在《對於永利化學公司厲行新組織之重要講話》中說：“我們要深切的理解：凡辦一事，決不是動機好的，一定就有好結果，也不是心裏想它好，事情就自然會好的，必得要看做法的好壞，才能定最後的成敗，所以對於‘做’這個字，絲毫不容假借。”美國管理理論家德魯克的觀點也與儒家重行的主張如出一轍，他指出：“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於‘知’而在於‘行’；其驗證不在於邏輯，而在於成果；其惟一的權威就是成就。”現代著名儒商、世界船王包玉剛的“登陸戰”決策就是十分果敢的，而其勇於將決策付諸實施，更是膽識過人。
（五）組織觀：忠孝溫情
提高企業的凝聚力是企業管理的重要問題。所謂企業的凝聚力，包括企業的向心力、親和力和整體實力等，是企業組織係統結構的穩固性。儒商的組織觀強調忠孝的道德，套用的是儒家“家國一體化”的模式，而家國一體化的基點是家。這種組織觀運用於企業管理，極容易形成儒商以忠孝溫情的家族式管理為特色，成為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管理傳統的主要內容。
1.孝敬忠信為吉德
“忠”和“孝”都是儒家十分重要的倫理道德觀念，也是處理家國人際關係的核心觀念。忠和孝是互有聯係的，忠者就能孝，孝者必有忠。儒商把忠孝運用於企業管理，那就是要把企業辦成如同家庭一樣具有親情，以企業為家，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組織結構。“忠”字從中從心，是對他人從心裏誠心誠意、實實在在，即《中庸》所謂“內盡於心也”。忠恕之道“是仁者愛人”總原則的引申和發展，也是一種推己之心以愛人的精神。中國古代家國一體化，認為在家孝，對國家、君主就會忠。因此，古代常“舉孝廉”，重在選拔孝子廉吏。也就是說，孝為立身之本，廉為從政之方，孝廉是儒家的重要道德信條。
儒家認為忠和孝是能夠做到雙全的，也就是能忠者則能孝，能孝者則有忠。在特殊的情況下，忠孝不能兩全，可能暫時放棄一方，通常往往是以忠為主，孝服從忠，如為保衛國家，離開父母去戍邊、抗敵等，但孝始終成為忠的內在動力。嶽飛的精忠報國，就是忠孝雙全的典型。
中國古代儒商在經濟活動中，將忠孝運用於管理實踐，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突出了“家族式”經營的特點。這種形式是否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要做具體分析。在具有東方文化背景的企業裏，忠孝的觀念是企業管理很重要的道德原則，這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證明。事實上，企業管理的主體是“人”，所以，應當以人為本進行管理，儒家的溫情式的管理是有用武之地的。當代美國著名企業家麥克科邁克在他所寫的《在哈佛學院學不到的經營之道》一書中，就十分強調人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書中寫道：“企業管理過程的每一個方麵都會歸結到人的問題——管理人們，說服人們，同人們合作，一句話，使人們聽你的擺布。”但是，提倡忠孝式的管理並不是傳統的封建的宗法製度、群體意識的翻版。在封建宗法和小農經濟條件下，宗法製度、群體意識是以人的個性被扼殺、被屈服為代價的。而現代企業的忠孝意識主要是應形成一種現代的“團體意識”、“團隊意識”，形成企業的凝聚力。日本的許多企業，就是將儒家的忠孝文化傳統轉化為企業集團主義精神，使企業上下一致地維護和諧。現代日本企業家認為：企業即家族，人是企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企業即家族是集體主義的具體表現。現代日本企業流行這樣一種觀點：人的知識不如人的智力，人的智力不如人的能力，人的能力不如人的覺悟。
2.有過則諫
管理者虛心聽取意見，是管理成功的秘訣。儒家主張“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國語·晉語九》），“有過則諫”（《孟子·萬章下》），提倡做諫臣、諍臣。中國古代許多君王，都主張應當聽取不同的意見。例如，有個叫做朱敬的小官，當著武則天的麵指出“陛下內寵太過”，武則天不僅不怪，反而賜絹幾十匹予以獎勵。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有人指正自己的過錯，那實在是萬幸的事情。
將“有過則諫”思想運用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實踐，要求管理者既要認真吸取顧客的意見，又要聽取被管理者的合理化建議，並善於分析和集中各種不同的意見，擇其善者而從之，這就是管理者協調素質的體現。在美國“鋼鐵之父”卡內基的墓碑上刻有這樣一首短詩：這裏安葬著一個人，他最擅長的能力是把那些強過自己的人，組織到他服務的管理機構之中。被管理者做到“有過則諫”，管理者勇於聽諫，善於用諫，這樣才會有高超的管理、指揮藝術。
3.明賞罰
賞罰公正分明，是管理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現代績效管理所遵循的根本原則。《論語·裏仁》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講的就是要做到愛憎、賞罰分明，即“明賞罰”。
在管理中“明賞罰”，首先是要求領導者要能夠識才用才，應當“立製”與“任人”“相為用”（《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九《本論》）。選好人、用好人，是賞罰的關鍵。其次是要求管理者必須十分重視物質利益的賞罰。盡管管理者應當提倡忠孝，褒揚道德，但是，管理者應十分重視用利益去調動人、激勵人。也就是說，作為被管理者，不必多求利，而管理者則應主動地有利益的意識，首先考慮人們的切身利益。第三，必須把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相結合。管理者在進行賞罰時，不僅要重視金錢、物質方麵的，還要注重精神方麵的。皇帝為激勵臣下，授予有功的文臣武將“紫禁城騎馬”的權力，這主要體現精神獎勵。
事實證明，賞罰得當，是充分發揮人們積極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如果賞罰不明，職工的積極性就不可能發揮，管理的效益就必將大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