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的裏程碑
本期特稿
作者：劉慶邦
得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一刻，我正和一行作家朋友在山東煙台棲霞市參加一個宴會。與會的作家有陳建功、趙本夫、柳建偉、石鍾山、肖克凡、孫惠芬、衣向東、張陵等。我們都知道，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在當晚的10月11日19時揭曉。在此之前，網上盛傳莫言獲獎的可能性很大，我們對此事都很關注，也衷心期望莫言能夠獲獎。
宴會開始，當地領導致祝酒辭時，我們有些心不在焉，最關心的是莫言獲獎能夠成為現實。宴會廳裏沒有電視，我們隻能通過手機上的網絡獲取瑞典文學院在斯德哥爾摩發布的消息。第一個得到消息的是作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張陵，他們出版社事先排好了莫言的20卷本文集，單等莫言獲獎的消息落實下來，文集立即開機印刷。應該說張陵的心情在期盼中還有一些緊張，在消息沒落實之前，什麼酒他都不想喝，什麼好吃的都食之無味。當莫言獲獎的消息傳到張陵的手機上，他才笑了，高興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張陵把消息轉達給我們時，並沒有顯得太激動，隻是輕輕地說：莫言獲獎了！是的，重大的事情用不著高調宣布，它本身的重大意義自然會在人們心中激起非同凡響的回響。
得到莫言獲獎的確切消息，作家們頓時興奮起來，我們頻頻舉杯，一再向莫言表示祝賀。我們聽說莫言當時正在他的故鄉山東高密，我們恰在山東莫言的故鄉“隔壁”，我們像是專程趕去為他祝賀，當晚的宴會也像是為祝賀莫言獲獎而舉辦的。說來我們有些喧賓奪主，也有些不恭，一時間話題全都圍繞著莫言展開，以致當地的領導也跟我們一起討論起莫言來。我們到棲霞本來是參加“果都之約”活動，酒桌中央擺了不少鮮豔的蘋果。孫惠芬說：那些蘋果好像也在為莫言高興，個個紅光滿麵，笑逐顏開。
這樣集體為莫言祝賀還不夠，我應該給莫言打一個電話，單獨向他祝賀一下。但我想到了，那一刻為莫言祝賀的朋友一定很多，媒體的采訪也很多，莫言的手機不一定打得進去。我試了一下，莫言的手機果然處在關機狀態。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北京日報》的記者打來的，記者要我談一下對莫言獲獎的感想。我把作家朋友們集體為莫言祝賀的情景簡單描述了一下，說莫言的創作紮根本土，激情充沛，內容創新和形式創新結合得很好，是中國作家的傑出代表。莫言的獲獎是實至名歸。諾貝爾文學獎畢竟是全世界最有影響的文學獎項，莫言的獲獎，標誌著中國文學真正走向了世界。這不僅是莫言一個人的驕傲，也是中國文學界和中國人民的驕傲。對於中國文學史來說，莫言獲獎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它同時打破了諾貝爾文學獎神話，將使中國文學更加自信，並大大激發中國作家的創作熱情。
接著又有一家東北的媒體采訪我，要我談一談和莫言的交往。說起來我和莫言已認識20多年，平時交往不是很多，但多次一塊兒參加文學活動，莫言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細節性的印象。記得第一次和莫言一塊兒參加活動，是在《北京文學》一個座談會上。前有《透明的紅蘿卜》，後有風靡全國的《紅高粱》，莫言當時的名氣已經很大。但我看他並沒有把名氣變成自己的氣，心平氣和，呼吸還是正常的呼吸。有文學女青年眼巴巴地看著他，人家大概希望莫言也看人家一眼。但莫言的眼睛塌蒙著，頗有些目不斜視的意思。座談會輪到莫言發言了，他的發言不長，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一個寫東西的人，不要太把自己當回事，要保持一顆平常心。不管到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自己是從哪裏來的，不能忘記自己是誰。1993年春天，王安憶在北京寫作期間，有一次劉震雲請王安憶在關東店長島海鮮城吃飯，同時約請了史鐵生、莫言、王朔和我等人。震雲和王朔都是好嘴，酒桌上的話主要是他們兩個說，莫言很少插嘴。震雲拿長相和吃相調侃到莫言了，莫言才反擊一兩句。不知怎麼說到了冰心家的貓，莫言說，他連冰心家的貓都不如。莫言還提到，他有一次回老家，被他家的狗給咬了，咬了四口。他家的狗隻要看到幹部模樣的人就咬，曾咬過縣委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但對穿得破爛的人不咬，以為是他家的鄉親。鄉親們說，這狗連自家人都不認識，是混眼狗，不能留，打死它。狗跪著求饒，眼淚巴唧的。但最終還是把狗打死了，打死後，當天就熬吃了。2002年盛夏，鐵凝還在河北省當作家協會主席時，邀莫言、馬原、池莉和我等人，到承德以北的塞罕壩草原參加一個筆會。筆會安排得很輕鬆，連一個會都沒開，實際上就是到草原避暑。白天，我們看草原，到湖裏劃船。晚上，我們披著被子看篝火晚會，在賓館裏打牌。打牌時，我和莫言一頭，池莉和她女兒一頭。我知道莫言的牌技不錯，但我們兩個都沒有很好的發揮。因為對手有一孩子，我們權當陪孩子玩耍。莫言和我偶爾也會談到小說，他說他看過我的短篇小說《幸福票》，印象深刻。我告訴他，那篇小說的故事就是在他們山東淄博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