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封信很快就在全蘇各地傳播開來了。這些信件是如何傳播出去的，始終模糊不清。
從內容上看，這兩封信指出黨的機關權力過大，黨內民主生活嚴重不足，甚至不如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這是符合實際的。四十六人聲明認為原因主要是中央領導上的宗派主義政策造成的，這與斯大林認為主要是地方上歪曲中央正確路線造成的，自然大相徑庭。現在看來，聲明簽署者自己可能也有宗派情緒，但他們的看法也不能說全無道理。他們明確提出中央領導不稱職，顯然有更換領導的意思，這在當時條件下顯然不妥，可能會造成黨內混亂甚至分裂。但是，在實行黨內民主製的條件下，作為黨員向黨的組織包括黨的中央機關提出各種批評意見，包括錯誤的批評意見，包括更換領導的意見，應當是允許的。而不應像後來那樣視之為“反黨”。至於是否要更換中央領導，則可按照民主程序，由一定範圍的信任投票來解決。對中央政治局提出尖銳批評的信件，私自向廣大黨員群眾傳播，這顯然也是錯誤的，是非組織活動。
蘇共中央政治局在發生兩封信事件之後，10月下旬立即召開了中央聯席全會，有選擇地吸收了十個基層黨組織的代表參加，對兩封信的內容和做法，沒有進行實事求是的全麵分析，肯定其中合理的成分，保護黨員應有的權利，同時批評違反組織原則的錯誤做法，而是簡單地斥責“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黨所經曆的最嚴重的關頭進行發動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把對中央政治局的批評，統統稱之為“對政治局的攻擊”。以後，蘇共決議彙編還籠統地稱之為“反黨派別活動”。這樣，就在批評錯誤做法的同時，將一切合理的意見統統拒之門外，並且否定了黨員批評中央領導機關的權利。托洛茨基立即給中央寫信，指出十月全會是“機關官僚主義的最高表現”。
政治局中的多數派原想將對黨內狀況的普遍不滿壓下去，但是不久，各級黨組織的情緒已經使有關黨內民主問題的辯論成為不可避免。於是，11月7日，由季諾維也夫出麵，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號召在黨內實行工人民主，對黨內一切重大問題展開自由討論。《真理報》開辟了討論專欄。各地黨組織也紛紛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對黨內民主不足的問題，又提出了一些尖銳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12月5日，作為兩種意見綜合妥協的結果，蘇共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議一致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組成的起草小組所起草的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這是繼十大通過的同一題目的決議的第二個決議。這個決議指出，必須“認真地改變黨的方針，真正地、係統地貫徹工人民主的原則”，“所謂工人民主，就是讓全體黨員有公開討論黨的生活中最重要問題的自由，有對它們展開辯論的自由，以及領導人員和各種委員會自下而上進行選舉”，“必須使黨的領導機關傾聽廣大黨員群眾的呼聲，不能把任何批評算做派別活動的表現，不要以此將忠誠的、守紀律的黨員推向對政治不聞不問和派別活動的道路”，說“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把批準書記的權利變成為事實上的書記委任製”，“必須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係統地、自下而上地更新黨的機關，將能夠保證在事實上貫徹黨內民主的工作人員提拔到負責的崗位上來”。決議同時提出了必須防止黨內派別活動萌生的問題。應當說，這個決議還是不錯的。它基本上堅持了俄共（布）十大關於實行黨內工人民主製，擴大黨內民主的精神，同時又堅持了十大關於防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遺憾的是，隨著反托洛茨基鬥爭的發展和勝利，這項決議在蘇共曆史上也就被掩埋了。
10月5日決議通過和公布前後，政治局中的多數派和托洛茨基雙方都在報端發表文章，企圖按照自己的觀點對決議作出解釋。以往蘇共按照斯大林的說法，指責托洛茨基單方麵發表文章、信件解釋12月5日決議，這是不公正的。事實是：
12月6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他12月2日在莫斯科紅色勃列斯尼亞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題目是《關於黨的任務》，提出了他對前一段討論總的看法。當時明明中央委員會內部有分歧，妥協性的決議正在草擬中，斯大林有意在決議通過之前搶先作這個報告，又在決議通過的次日、決議公布的前一天發表這個報告，顯然是為了對決議作出自己的解釋。他在報告中強調，“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民主路線是正確的，但地方上在實踐中用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了這一路線”，把缺點、錯誤還是統統推給了地方上。12月7日，季諾維也夫也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他在列寧格勒省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題目都和斯大林的相同。而且，一個在莫斯科作報告，一個在列寧格勒講演，並且在這時發表，顯然都是有計劃安排的。季諾維也夫承認十大關於實行黨內工人民主製的決議遠未完全貫徹執行，幾乎所有單位的負責人都是由上麵、由省委委派的。在談到原因時，他強調黨組織的惰性和黨員的文明程度不高，回避中央領導上的責任。他指責有些人要求討論的自由，實際上是要求派別的自由，等等。從以上可以看出，他們對實行黨內工人民主實際上采取了一種低調、敷衍的態度。
決議發表的次日，12月8日，托洛茨基也寫了一封信給莫斯科紅色勃列斯尼亞區黨的會議，標題為《新方針》，企圖對決議作出自己的解釋。“新方針”一詞，並不是托洛茨基個人的創造，而是決議本身中的意思（必須“認真改變方針”）。《真理報》12月8日就決議發表的社論也使用了“新方針”一詞。所謂“新方針”，就是要實行黨內民主的方針。托洛茨基把這封信以及後來發表的幾篇文章收在一起，以小冊子的形式於1924年1月16日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開幕的當天出版發行，取名也叫《新方針》。
對托洛茨基的《新方針》等文章，如果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應當說，包括有以下三個方麵的成分。
1.正確的或合理的成分
托洛茨基寫道，過去在實行舊方針時是把重心放在機關上，現在實行新方針就是把重心移到發揮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上。現在，黨的機關，處於領導地位的老一輩代替黨考慮問題，決定問題，上層決定問題，下層隻是聽取決議，把廣大黨員群眾隻是作為“影響對象”，把青年一代隻是作為“教育的消極對象”，廣大黨員和青年的積極性、主動性自然就不會高，就會產生漠不關心和所謂“風平浪靜”的現象。黨的機關同黨員群眾，老一輩同年輕一代會愈來愈疏遠，隔閡、對立趨向會愈來愈加深。老一輩的思想就可能僵化、官僚主義化，以致蛻化變質，如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首領那樣。老一輩、機關的官僚主義最嚴重地影響著青年一代政治思想的提高。接著，他說了一句後來備受指責的話：“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對黨的官僚主義的反應最敏感。”
托洛茨基提出，“必須使黨――它的一切支部和聯合組織――恢複自己的集體首創精神、同誌般的、毫無顧慮和猶豫的自由批評的權利，組織上的自決的權利。必須革新黨的機關，使它感到自己是偉大集體的執行機關”，它“是由選舉產生的，它不應脫離黨”，“黨應當使自己的機關服從自己，始終成為權力集中的組織”。說“黨按其實質來說，是民主的組織，也就是由全體成員的思想和意誌來決定本身道路的一個集體”。說“隻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黨內民主的範圍內經常互相影響，才能保持老近衛軍這一革命因素”，才能把好的傳統傳給年輕一代。否則，蛻化就會在黨的兩極上同時發生。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相反，強調現在的官僚主義，“不是從縣裏經過省向中央發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從中央經過省向縣裏發展的”，它也“絕不是戰爭時期的‘殘餘’，而正是最近幾年積累起來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黨內來的結果”。
應當承認，托洛茨基的這些意見，大的方向是符合列寧晚期關於實行黨內工人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的思想的，也是切中當時黨內狀況的要害，符合廣大黨員的要求，反映了十大和?332?12月5日決議的主要精神的。包括在這場爭論中站在斯大林一方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到1926年時也承認，托洛茨基在提出黨的上層、黨的機關壟斷決定問題的大權，黨內民主、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壓抑的問題是正確的，而他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犯了錯誤。季諾維也夫說他一生有兩個最大的錯誤：一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反對武裝起義，一是1923年反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意見，“托洛茨基反對你們是對的”。斯大林和蘇聯史學界長期以來以托洛茨基本人工作作風並不民主，來否定他上述意見的正確性與合理性，是一種因人廢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2.不利於黨內團結的成分
托洛茨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評季諾維也夫、斯大林等人在前一段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把他們稱之為“官僚化的機關代表人物”，是“主張黨的舊方針的，身居要職的權威代表人物”，說“這些同誌確實沒有看到官僚主義的危險，他們自己正是這種危險的代表者”，尖銳地指責他們對官僚主義原因的解釋“是根本虛假的”，等等。這些說法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利於黨的團結的。
3.在做法上也欠妥當
托洛茨基把包含有不指名地批評其他中央領導人內容的關於“新方針”的信直接寄給了黨的基層組織的會議。雖然他不是第一個企圖向黨員群眾對12月5日決議作出自己的解釋，同時他還可能擔心政治局中的多數派有可能剝奪他公開發表意見的機會，但他這樣做無論如何在組織上是錯誤的。
從托洛茨基文章中包含有不利於中央團結的成分和在做法上有非組織活動來看，其主觀動機可能確有權力之爭的因素，但是，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要求按照曆次關於黨的建設決議的精神，擴大黨內民主，健全黨內民主製度的合理意見這一主要因素。
在托洛茨基發表了《新方針》等文章後，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數派，立即組織了對托洛茨基的指名道姓的強大批判攻勢。
（1）在政治上、理論上否定了擴大黨內民主，健全黨內民主製度的必要性。
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真理報》，在拖延了三天之後才發表托洛茨基的《新方針》一文。次日，即12月12日，立即發表社論，指責有人“反對機關和機關人員”，要“毀壞機關”。13日，又發表社論，標題為《我黨和機會主義》，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新方針》中關於老幹部離開黨內民主有可能蛻化的不容置疑的觀點。14日，又發表社論《我們黨內的“老頭子”和青年》，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把老幹部與青年對立起來。編輯部給托洛茨基等人的觀點扣上了“機會主義”的帽子。顯然，這是在拖延發表托洛茨基文章期間準備好的連珠炮，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都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以指名道姓地批判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式，回答了托洛茨基的隱諱的批評。他們把托洛茨基等人批評黨的機關淩駕於全黨之上，代替黨考慮問題、決定問題，說成是“把黨的機關同黨對立起來”；把托洛茨基提出的要讓黨的老一代與年輕一代在黨內民主氣氛中互相影響，防止老一代特殊化、僵化、官僚主義化乃至蛻化，防止青年一代走到邪路上去等，說成是“侮辱老近衛軍”和對青年“蠱惑性地阿諛奉承”，“在黨的這兩支基本隊伍中間製造並擴大裂縫”。有人批評黨內生活中繼續采用“軍事方法”，他們就批判人家把黨和軍隊“混為一談”；有人說黨的領導把黨員群眾單純看做受教育對象，“學校氣氛”太濃，斯大林就批判人家把黨的機關人員誣蔑成“女學監”。
12月15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關於爭論，關於拉法伊爾，關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沙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關於托洛茨基的信》，對爭論中提出的批評和建議，包括正確的、合理的批評和建議，沒有任何肯定的語言，而是統稱為“惡言”和“謾罵”，一概予以否定。他把提了批評意見的人統統列為“反對派”，並且把“反對派”的表現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一個階段進攻，第二個階段退卻，第三個階段“狼狽退卻”、“潰不成軍”，完全當成對抗性矛盾看待。他第一個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托洛茨基等人。原來，他們都承認黨內民主不足，公開號召廣大黨員對黨內一切重大問題展開自由辯論，提出批評意見。現在，突然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讓全黨投票表決，是支持中央的路線，還是支持反對派，並把這說成是“保衛黨的鬥爭”。這樣，就把對現中央領導機關的信任投票，偷換成為對黨的信任投票，又利用廣大工農黨員對黨的信任投票，當做壓製民主、堅持舊方針的手段。
1924年1月17日，斯大林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又以批判“把民主偶像化”為名，在理論上、政治上進一步否定擴大民主的必要性。斯大林說，“有時候實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沒有意義的。為了使黨內民主成為可能，就需要有兩個條件或兩類條件，即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第一，必須使工業發展起來，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不惡化，使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增長起來，使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工人階級在質量上也增長起來……第二類條件，即外部性質的條件……是某些多少能夠保證和平、保證和平發展的國際條件，沒有這種條件，黨內民主是不可思議的”。這兩項條件，伸縮性很大。領導人是可以隨時說條件不具備，而使黨內民主泡湯的。固然，推進民主有一個過程，但完全否定推進民主的必要性，是不符合當時客觀曆史發展要求的。這是斯大林否定列寧晚期關於擴大黨內民主、實行政治體製改革，否定黨的十大和1923年12月5日決議的最直言不諱的公開聲明。因此，當時就有人認為，批判托洛茨基等人的意見，實質就是“反對黨的新方針”，否定十大關於黨內實行工人民主的決議。
全黨投票結果，不用說，以政治局的多數派取得勝利而告終。這樣，這場討論，以擴大黨內民主為發端，卻以否定擴大黨內民主而結束。難怪以後的黨史教科書都不再提及上述兩個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了。
（2）在做法上也欠妥。
在黨內爭論中，固然托洛茨基等人采取了非組織的錯誤做法，但“三駕馬車”一看到批評的鋒芒是直接對著他們的，在做法上也離開了列寧時期在黨內爭論時實行的平等競爭的原則。他們憑借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身份，利用自己控製的黨內合法輿論陣地《真理報》，打擊少數派，壓製不同意見。在全黨展開自由討論後，《真理報》本應毫無偏見地刊登各種意見，然後讓全黨或黨的代表大會來作出裁決。但是，該報編輯部領導上表現有明顯的傾向性。他們有意識地扣壓批評意見的稿件，而大量刊登反擊批評意見的稿件和消息，以編輯部名義連篇發表社論，批判托洛茨基等人的看法。主編布哈林連續六天發表長篇文章《打倒派別性！》，指名道姓批判托洛茨基，為“三駕馬車”戰勝托洛茨基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否定了自己在十大期間主持起草的關於擴大黨內民主決議的基本精神。為此，《真理報》編輯部獲得了一份“特殊的獎賞”――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專門通過了一份向《真理報》的致敬信，表揚它“站穩了”“立場”，相信它“在布哈林同誌的領導下”，今後將繼續堅持與離開列寧主義基本路線（應理解為斯大林主張的基本路線――筆者注）的一切傾向進行堅決鬥爭。然而，這卻是開了一個不好的頭。這種做法在1928-1929年黨內爭論期間，就掉過頭來砸到了布哈林自己的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