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體製，在很長時間裏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模式。二次大戰後，程度不同地被照搬到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50年代以來，這種政治體製在社會主義世界中雖然幾經重大衝擊，但至今仍像夢魔一般困擾著人們。社會主義各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衝破這種過時模式的束縛，結合本國特點，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本性、真正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
斯大林政治體製模式是怎樣形成的呢？許多研究者往往歸諸於俄國深厚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和廣大民眾的小生產者意識與愚昧落後，或者歸諸於當時蘇俄國際國內曆史環境的需要，或者直接怪罪於列寧時期打下了不好的基礎。對於這些觀點我們暫且不去評說。但是有一點卻是被普遍忽視的，這就是1923年秋冬蘇共（布）黨內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對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發生了什麼影響。筆者認為，正如20年代末反對布哈林反對派的鬥爭為斯大林的經濟體製奠定了基礎一樣，1923年的黨內鬥爭則為斯大林的政治體製奠定了重要基礎。正是這場鬥爭中斯大林的勝利，保證了以他的名字為代表的政治體製得以逐步形成，也從體製上保證了他以後能夠戰勝曆次黨內反對派，包括布哈林反對派，保證了他的經濟體製模式得以貫徹實施。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幫助了斯大林戰勝托洛茨基反對派。這就為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助了一臂之力，同時，也為自己以後的悲慘下場挖掘了墳墓。這是曆史的悲喜劇。
一、托洛茨基最早對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形成提出了最強有力的警告和抗議
要重新全麵地、實事求是地評價1923年秋冬蘇共黨內的鬥爭，必須從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說起。關於這種政治體製的特點，至今國際學術界仍然眾說紛紜，但在某些基本問題上看法正在趨向一致。
日本很有影響的蘇聯問題專家溪內謙認為，斯大林政治體製的特點，就是“斯大林的政治獨裁”；其“特殊的統治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因素、政權與強製的因素占據絕對優勢；與這種特殊的統治方法相適應的政治體製的原理，簡單地說就是：“黨組織的實權完全落在黨的官僚階層手中，黨和國家的結合，國家完全隸屬於黨，以及黨本身權力機關化，階級完全隸屬於黨，‘先鋒隊’和‘大隊’之間的有機聯係被命令和服從的關係所取代、黨和國家壟斷意識形態，等等。”斯大林的個人專權，是這種統治方法與政治體製原理“變態的人格化”。
捷克流亡學者、1963年至1968年捷克政府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要理論家奧塔?希克認為，斯大林的政治體製，是“黨的官僚”體製，這個體製在社會上是“一黨專政”，在黨內是“黨的機關專政”，在黨的機關中又是“得到官僚機關支持的執政者的個人專政”。
前蘇聯著名曆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認為，當斯大林經常把國家權利作為自己的個人工具的時候，它實際上變成了“斯大林的個人專政”。《蘇共野史》的作者阿?阿夫托爾漢諾夫則把前蘇聯的政治體製歸結為“黨治製”。
我國一些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學者也認為，蘇聯斯大林時期政治體製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權。具體表現在：1.在黨政關係方麵，權力集中於黨，黨的最高決策機構和最高領導人實際掌握著立法權和行政權，可以代表國家，可以直接幹預權力機關和政府部門的決策。2.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方麵，權力集中於中央，地方缺乏自主權。3.在國家與經濟單位的關係方麵，經濟單位是國家的附屬物，企業缺乏自主權。4.在意識形態方麵，少數人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社會科學領域缺乏學術自由。5.在幹部製度方麵，實行委派製、終身製，選舉形同虛設，缺乏人民的監督。黨的領袖淩駕於黨代表大會和全黨之上，晚年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實行個人專斷，並且不受任何製約和監督。
上述種種評論，有幾點是共同的，即認為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是一個中央高度集權，乃至個人高度集權或者個人專權的體製。具體地說，就是：在社會上，一切權力集中於一黨製的各級共產黨的組織，黨委淩駕於各級最高權力機關和群眾團體之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的組織包攬一切；在黨內，一切權力集中於各級黨的機關，黨的機關淩駕於全體黨員和黨內最高權力機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之上，代表大會形同橡皮圖章，對黨的機關決定的事情，照例一致通過；在黨的機關中，又是一切權力集中於政治局或書記處，政治局或書記處決定的事情，全黨必須服從，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缺乏真正的最高權威。在斯大林時期的初期，或者說，在所謂好的時期，強調集體領導，一切重大問題由政治局或書記處集體討論決定；在斯大林時期的中、後期，或者說，在所謂“違背列寧主義領導原則”的時期，則一切重大問題由總書記一個人說了算，政治局或書記處也變成為橡皮圖章，至多是最高領導人個人的參謀部或者個人意誌的執行機關。於是，在全社會就形成了一種“寶塔形”的權力結構，而在寶塔的最頂端站著的隻有一個人，這就是周身發射出聖靈之光的神――斯大林。
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在最高領導層究竟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或者“個人專斷”，並沒有而且很難有嚴格的界限，因而集體領導往往變成為最有地位、最有權威的第一把手的個人獨斷專行。在這種權力結構中，除最終形成斯大林的個人獨斷專行外，還在各級組織中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式的人物就不足為奇了。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時，嚴厲地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獨斷專行，強調要恢複集體領導的原則。但是，由於他根本未觸動斯大林政治體製的根本，因而最終自己也難免陷入了個人專斷與個人迷信的泥沼之中。這種政治體製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對執政的共產黨缺乏來自人民或其他政黨、組織、團體方麵的製約、監督機製；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又缺乏來自全黨及其代表大會和監督機構對黨的機關包括最高領導機關的製約、監督機製，一句話，缺乏必要的民主監督機製。
現在我們回到1923年蘇共黨內的爭論上來。這次爭論中的一方代表人物托洛茨基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全麵評價這個人物的曆史功過是非並非本文的任務。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至少他的經濟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應當承認，正是托洛茨基最早對當時已顯露出某些端倪的斯大林政治體製發出了一次強有力的抗議和警告。托洛茨基當時沒有涉及黨與社會、黨與政府的關係問題，主要抨擊的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黨內生活中的問題，即黨的機關淩駕於全黨之上，黨的上層代替全黨考慮問題、決定問題，壟斷黨內大權，廣大黨員和青年隻是接受影響和教育，聽取決議，執行指示的消極對象。他強烈要求黨的機關必須服從黨的意誌，使黨的機關成為黨這個民主組織集體意誌的執行機關，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心，應當從機關轉移到發揮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上來。托洛茨基的這些意見是符合列寧晚期思路的。這也是蘇聯幾十年來政治體製弊端的症結所在。要破除妨礙改革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體製的障礙，就需公正地、實事求是地重新評價1923年秋冬蘇共黨內的這場反托洛茨基的鬥爭。
二、1923年蘇共黨內爭論的廬山真麵目
首先必須指出，由於長期以來蘇共曆史上的許多事實被歪曲得麵目全非，要弄清曆史真相並非易事。同時，許多與反對派有關的文件、資料至今尚未麵世。因此，我們隻能根據已公布的有限資料來進行考察分析。
在列寧患病不能視事以後，在俄共（布）中央領導上，逐步形成了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組成的“三駕馬車”淩駕於當時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政治局之上，並且把其時在黨內外頗有聲望的軍委主席托洛茨基排除在外。對於“三駕馬車”的存在，包括斯大林在內也都承認。這“三駕馬車”當時操縱了很大的權力，實際上起著決定一切重大問題的作用。20年代曾任斯大林秘書的鮑裏斯?巴紮諾夫在1977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政治局“每周舉行二至三次會議。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近百個，有時甚至達一百五十個問題。此外，還有非常會議，就某些緊急問題作出決定。凡提請政治局作決定的各單位和中央機關都首先把問題提到政治局秘書處，也就是我這裏來。我把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排隊，提交‘三駕馬車’，由他們決定政治局的議事日程。在這過程中，我突然發現‘三駕馬車’的真正權力。通常，在會議的前一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合在一起，最初常在季諾維也夫家裏，後來則常在斯大林的辦公室裏，他們正式確定政治局的會議日程。但實際上，三巨頭會議是一個秘密的政府會議，在這個會上，他們不僅確定日程，而且決定一切重要問題，更確切地說預先決定問題……形式上，三巨頭隻決定該問題是否提交政治局討論或移交給其他方麵。但實際上，他們還討論在明天會議上應如何作出決定，考慮決議的要點；甚至分配討論該問題時各人應擔任什麼角色……從根本上來看，三巨頭會議就是真正的蘇聯政府。”
對於這種狀況，黨內一開始就有不滿情緒。1923年4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當時重要領導人之一科西奧爾就曾發言提出，“基本的問題在於，中央領導在組織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奉行集團政策。”“中央有傾向性地自下而上地挑選工作人員，由於這樣挑選的結果，從托洛茨基到施略普尼可夫等一係列同誌沒有工作”。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23年12月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上也說，“黨隻知道有中央委員會，有政治局，沒有什麼‘Tpo ka’（筆者注：三人小組，西方人稱做‘三駕馬車’）。”他認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在黨內搞“壟斷”。1921年3月在黨的十大上雖然因為工會問題曾受到列寧嚴厲批評，但在1922年以後列寧在一係列問題上對之有所依靠的、相當自負孤傲的托洛茨基對此當然也不會沒有意見。不僅如此，“三駕馬車”，特別是斯大林，還開始有意挑剔托洛茨基的毛病，做了一些動作，竭力削弱托洛茨基的影響。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中央全會一致通過了托洛茨基受中央委托起草的工業提綱，但是全會之後，“三駕馬車”等又寫了一封“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信”（列寧、托洛茨基未簽署）給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指責托洛茨基在提綱中犯了錯誤，因為他沒有指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以及“黨和國家機關之間的相互關係”。1922年9月，列寧曾向托洛茨基本人和政治局建議任命托洛茨基做他的副手，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托洛茨基拒絕了。斯大林在十二大上就說，“顯然，托洛茨基有某種動機、某種考慮、某種原因不讓他承擔除軍事工作以外的另一種更為複雜的工作”，影射他抓住軍權不放，可能想搞“軍事政變”之類的事。這一年9月23日，“三駕馬車”在未同當時作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國家軍委主席的托洛茨基商量，就提出了擴大軍委成員，把一些明顯反對托洛茨基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內增補進軍委之中的意見交中央全會決定。這些，托洛茨基當然是會有感覺的。因此，他提出辭去軍委主席等一切職務。遭到拒絕後，即離開莫斯科到南方去休假。
另一方麵，1922年4月初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後，斯大林加強了黨的工作機關的建設和控製，使書記處和黨的工作機關實際掌握的權力愈來愈大。斯大林本人的權力也愈來愈大。這不僅引起了托洛茨基的反對、病中列寧的憂慮（1922年12月下旬口述的《給代表大會的信》），而且連當時同他站在一起的季諾維也夫等人也感到擔心。因此，1923年4月黨的十二大結束之後，季諾維也夫等黨中央領導人在南方度假期間，就曾秘密開會，醞釀把政治局取消，使書記處“政治化”，由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三人組成書記處，以限製斯大林的權力。這一意見遭到了當時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斷然拒絕。借口是，這樣就是不要加裏寧、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領導黨。實際上，這隻是一種不願放棄權力的托詞。
這就是1923年秋天發生“銷售危機”和黨內關於民主問題大辯論前夕的情況。
在發生“銷售危機”後，人們逐漸把目光移向了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普遍的看法是，黨內生活民主不足，存在嚴重的缺點。中央政治局也提出了必須加強黨內工人民主製的問題。9月下旬，俄共（布）中央召開全會，由捷爾任斯基在會上就黨內狀況問題作了報告。報告本身始終沒有發表，但據加米涅夫說，捷爾任斯基在報告中指出，“黨的僵化，黨內生活的僵化，委任製占統治地位代替選舉製，將成為政治危險，並會使我們黨在對工人階級實行政治領導中變得麻木不仁”。當時，黨內最高領導層也都承認黨內民主不夠。例如，季諾維也夫承認，“最近一段時間，在我們自己的黨內生活中確實是太風平浪靜了。有些地方簡直是停滯不前”，說“主要災禍往往是：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問題都是在上麵決定了以後再往下貫的。這就使基層黨支部的主動性減少了”。斯大林也承認黨內生活有缺點，但是他強調主要是“地方上在實踐中用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了中央的路線，中央的過錯在於“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及時揭露這些缺點，沒有設法克服這些缺點”。9月中央全會上，成立了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黨內狀況委員會，任務是研究如何改進黨內製度並提出具體建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托洛茨基以及當時黨內一部分負責幹部對黨內生活中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寫了一封信，尖銳地批評了黨內生活中的問題。這封信至今未見公布。據對托洛茨基持批判態度的羅伊?麥德維傑夫在《讓曆史來審判》中所說，托洛茨基在信中最尖銳的話就是：1923年黨內民主少於內戰時期，書記等級製指揮一切，不讓普通黨員發表自己的意見，“十二大以前基本形成和十二大以後得到鞏固和完成的製度離開工人民主比戰時共產主義最嚴酷時期的製度還要遠”。這些話雖然尖銳一點，但並沒有什麼出格的。
10月15日，與托洛茨基觀點相同或接近的46名負責幹部聯名給黨中央寫信，人們稱之為“四十六人聲明”，直接對中央提出了尖銳批評。據美國出版的《共產主義史料》所載，該信明確提出，“黨的領導在經濟方麵，尤其是在處理黨內關係方麵很不稱職”，說“中央的各項決定臨時應付，輕率從事，不成體係……結果，我們在工業、農業、財政和運輸方麵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時，還麵臨著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嚴重的普遍經濟危機的前景”。信中認為發生危機的原因在於“在保持官方團結的表麵形式之下，實際上在確定人選和行動指南時，都是片麵地適應一個狹小的宗派的觀點和意願”。信的作者指出，“黨正在日益分裂為書記特權階層和‘普通人’，分裂為由上層選定的黨的職業官員和不參加他們的派別生活的普通黨員群眾”，“黨內的自由討論事實上已經化為烏有；黨的輿論已經窒息了……廣大黨員群眾都不能提名選舉俄共的省委會和中央委員會。相反，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黨內的書記特權階層來挑選的，而這些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變為這個特權階層的高級官員協商會”，“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代替黨”。信件要求消滅“宗派統治”，而用“同誌般的團結和黨內民主的統治”去取代之。這封信據說是在托洛茨基住處起草的，但他本人並未簽名。據說，他同意“四十六人聲明”的意見，但不同意其中某些“尖銳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