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指導思想來之不易――學習十二大文件劄記
鄧小平同誌的十二大開幕詞和胡耀邦同誌的報告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透徹地解決了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所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我黨二十多年來力求解決而又沒有很好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後，黨的八大及時正確地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形勢，闡明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任務，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於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所提出的正確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來，因而一遇到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風浪，這種正確的思想很快就被放棄了。致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日益成為黨的指導路線的核心，後來它還演化成為“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的思想理論支柱，影響深廣，危害嚴重。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重新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一個有曆史意義的偉大轉折。黨中央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現階段，黨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決議》更明確地指出，今後，除了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決不能離開這個中心。這個正確的認識，是我們花了二十多年時間的代價才換來的。與八大時相比，這個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牢固得多了，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性認識上一次有曆史意義的飛躍。所以，所謂全麵開創新局麵，首先就是要開創經濟建設的新局麵，一切工作都必須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目的，歸根到底還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現階段，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必須繼續堅持和不斷完善按勞分配製度和其他各項政策，使人民群眾確實能夠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利益，從而通過切身的利益體會到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不充分肯定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麵也不能陷入庸俗的經濟主義。不能引導人們隻顧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隻顧個人利益而不顧整體利益，不能沒有理想，不講道德。社會主義的新人，應當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勞動者。所以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物質文明的建設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應該是互相適應、互相促進，二者缺一不可。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群眾建設兩個文明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都要依靠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增強人們的高度主人翁責任感來調動。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性質，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也要通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來體現和保證。胡耀邦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過去，人們在談到社會主義特征的時候，往往隻強調經濟特征，而忽視精神文明這個重要特征，在談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的時候，又往往隻強調發展生產力和改造生產關係方麵的要求，而忽視社會主義民主作為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十二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在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的同時，還要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經濟與政治關係認識上的又一次有重大意義的飛躍，因而形成了完整正確的指導思想。我們隻有認真地、逐句逐段地深入領會十二大文件的精神實質，才能提高自覺性，抵製各種錯誤傾向。
（原文發表在《陝西日報》1982年10月6日）
要劃清兩種界限
縱觀我國近30年來在政治生活中所走過的坎坷不平的道路，目睹當前正在不斷深入的政治經濟體製改革，人們日益迫切地感到，在思想理論上有兩種界限必須劃清。即：一、必須劃清我黨好的傳統、好的作風與不好的傳統、不好的作風的界限；二、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基本製度與具體製度的界限。不劃清這些界限，我們雖有對50年代以來大量政治上的冤、假、錯案作了徹底平反，也不一定能夠從認識上總結出係統、深刻的經驗教訓來。在當前的“四化”建設中，也無法邁開腳步，對現行僵化的政治經濟體製模式實行堅決果斷的改革。
劃清我黨優良傳統和
作風與不好傳統和作風的界限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來，走過了六十多年光輝的戰鬥曆程。她是領導我們各項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堅強核心力量，是我國人民實現“四化”、建成偉大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保證，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曆史所作的結論。任何人想改變也改變不了的。
我們黨所以能夠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百折不撓，克敵製勝，除了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指導思想，善於總結經驗，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製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外，還由於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培育出了一整套優良的傳統和作風。理論和實踐緊密相結合的作風，使我們的黨既能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又能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把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與本國實際結合起來。和人民群眾緊密相聯係的作風，使我們的黨與人民群眾魚水不分，親密無間，任何強大的敵人也奈何我們不得，而我們卻能打敗任何敵人。自我批評的作風，使我們的黨能夠及時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洗刷掉身上的汙泥濁水，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使我們的黨員真正成為人民中間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實際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的一部分。此外，還有艱苦奮鬥的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傳統，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我黨的傳家寶，是我們永遠都應當堅持和發揚光大的。
但是，另一方麵，又必須看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著不好的一麵。除了極個別黨員、幹部違法亂紀、胡作非為、貪汙腐化、蛻化變質和一部分黨員、幹部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麵、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互相推諉、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複、大搞“一言堂”、壓製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以權謀私、大搞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風等等之外，在黨的曆史上還有一些不好的傳統、不好的作風，我們也不必加以回避。
譬如：其一，帽子太多。動不動就是“路線問題”，就是“反對國際路線”，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或者“左”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或者別的什麼。意見不同，不光是政治意見，而且包括思想、理論、宣傳、軍事、經濟、文化、科學等等各種意見在內，都是政治問題，都戴政治帽子。隻要領導人一點名，一扣上政治帽子，就身敗名裂，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翻不過身來，本人隻有檢討的義務，根本沒有爭辯的權利。
其二，棍子太多。動不動就對黨內幹部、知識分子、統戰對象，甚至工人、農民搞“批判”，搞“鬥爭”。30年代王明路線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建國後，從1957年反右派起，“運動”不斷，搞出了許多這樣那樣的“分子”，大造聲勢，一擁而上，既不顧被批判者有無道理，也不管批判者是否真有道理，采取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辦法，棍子、鞭子、石子一齊上，劈頭蓋腦地打將下去，反正是要“批倒”“批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已經廢棄了這種做法。但是近幾年來，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門，又出現了“不點名的點名”、“不是批判的批判”、“不是棍子的棍子”、“不是圍攻的圍攻”一類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