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麵部五官裏，耳朵閃在兩邊，不突出，不顯眼，不出聲，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幹什麼、在想什麼，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說我聽見了，我說我沒聽見，你查無實據；第二，你以為我沒聽見，其實，我耳聽八方，早就把耳朵豎起，你毫無所覺；第三，中聽的我則絲絲入扣，甘之如飴地聽之，還不能從我耳朵上看出我愛聽；第四，不中聽的則不聽之，任君說破嘴，有如東風射馬耳，你並不知道我其實沒聽；第五，不得不聽的，必須要聽的，聽煩聽膩之後，幹脆罷工，什麼也不聽，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閉目塞聽、蒙蒙聵聵，就是這個意思了。
從理論上講，耳朵的功能是聽，但聽什麼、怎樣聽，聽了以後又是怎樣一個反應，卻是很不一樣的。
韋君宜的《思痛錄》問世，其中寫到大躍進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懷來的情況，提及有的耳朵想聽她的浮誇之詞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壓根兒隻聽它想聽的，而不聽它不想聽的，頗引起過來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這東西，挺有意思！
現在一些發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歎20世紀50年代多麼多麼好，很像古人總愛憧憬宇宙洪荒時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樸而又快樂的日子。50年代確實有一些值得懷念的革命浪漫主義，但回憶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這種全民的膨脹得十分過頭的浪漫。如果說，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個字加以總結的話，那麼這一年則是用“大躍進”三個字載入史冊的。凡年過半百的中國人，都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倘非製造膨脹者，也必是參與膨脹者，誰也不能說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間有逍遙派，但“大躍進”卻是一次無任何死角的政治運動。
回顧往事，難免嗟歎。但那一年的熱火朝天，可以說是五千年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歲月。老實說，中國人的想象力，不算十分豐沛，但這一年卻是亙古未有的馳騁飛揚，達到異常發揮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幹，人之能動性超常發揮，是中國五千年史上的第一次。
那時，我已定右派，已屬五類，已被勞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這種全民的想所非想、為所欲為的熱潮，似應與我無緣。但我隨工程隊轉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廣鐵路沿線的煉鐵盛況，我為那滿天紅的盛況，激動得淚水都流出來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話，一定會為地球上中華大地的幾千萬隻煉鋼爐而嚇得心驚膽破。所以，別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動。後來，我了解到每一隻爐子，都在把好鋼煉成廢鐵，得消耗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淚，全白搭了。
而這一年，幾乎把全體中國人，都裹入了近乎集體無意識的狂熱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區勞動改造，親眼目睹那些山民，挑燈夜戰，大煉鋼鐵，爐火熊熊，燒紅了半邊天的宏偉場麵。再往山巔遠眺過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腳老太太組成的穆桂英班，裹著羊肚子毛巾的老黃忠班，還有小娃娃們的羅成班，從山坳裏到山巔的羊腸小道往外搬動鐵礦石。那真是一個浪漫主義過度泛濫的年頭。至於隨後才認識到的盲動、浮誇、吹牛皮、放衛星、吃食堂、趕英超美，人民公社化的大躍進，從此“彪炳千秋”。
如果說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載入史冊，整人的和被整的，在總人口中終占少數；而1958年的大躍進，則是一個把億萬人都卷進來的運動。行程一路，紅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邊天都燒得紅彤彤，爐光燭天，熱焰熊熊，鋼花飛舞。那份狂歡節式的熱流，確如那部《紅旗歌謠》裏的第一首詩寫的，中國大地上湧動著“喝令三山五嶽讓路，我來了”的聲勢。1958年的中國人，恨不能一個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哪怕是常識上認為絕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學極限的奇跡，也要一一地創造出來。
那本經郭沫若、周揚編訂的滿是豪言壯語的詩集，如今幾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來，也有一點羞答答的感覺。雖然，泡沫經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現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學，則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現在也難斷根，還有樂於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攪肥皂沫。但《我來了》這首民謠，你不能不承認，還是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大躍進時代的狂熱色彩的。作為曆史的一個注腳，即使是笑柄，這首詩也將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寵之作，粗製濫造之作，商業炒作之作，恐怕連當笑話的“光榮”也說不上的。
現在，已記不起當時何以一時心血來潮，展開這次浩浩蕩蕩的全民詩歌運動，而居然成為政府行為。全世界大概也隻有中國人，才有這種敢想敢幹的勇氣。當時，好像作為指標，每一個縣團級單位要出一個郭沫若。任務下達後，我勞改所在的工程隊，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隊長，把我叫去。此人說話直率，要我將功補過。“你給我們弄一個郭沫若出來！”我聽了以後，懷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問題，詩人是可以批量生產的嗎？正如時下長篇小說可以量身定做，命題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鍋一樣，稍有文學常識者，都會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豈敢異議，也就奮力為之。結果，雖造不出大詩人，但給工人老大哥代寫了不少順口溜、四六句、快板詩。一時間裏，寫詩成了我的正業。於是，我得以脫產，專事詩歌生產的批發業務。
近年來，我偶爾還能寫幾句白濤式（王蒙語）的打油詩，恐怕是那一時期打下的基礎。現在回想起來，當然好笑，上班作詩，下班作詩，吃飯作詩，就差上廁所也要作詩了。然而當時，大家都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每天電話向上級彙報日產詩歌若幹若幹。社會的狂熱，一旦渲染開來，便形成一股不可抑製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挾持著大多數混混沌沌者，攪進泛濫的濁流中去。而且，即使有頭腦者，也不可能於赫赫揚揚的聲勢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從《思痛錄》，我們知道韋先生也是後來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隻發生在文藝界裏。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淳樸無邪的桃花源。”
在這部書的《“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麵貌》一章中，韋先生回憶道：“我看見了作家菡子同誌的文章，說她去參觀的那些豐產田，用自來水筆向田裏的稻子中間插，竟插不下去。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懷來縣還不能算太壞，我們沒有搞這種自己騙自己的移植豐產田。北京作家協會來人參觀，我領著他們去，他們問：‘你們這稻田畝產多少？’我答：‘能達到700斤，最好的800斤。’這是了不起的數字，過去這裏種糧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頂高的才300斤。但是參觀者現出不滿意的神色，‘這麼低！你們有沒有一萬斤的？’我沒有說什麼。顯然我們還瞎吹得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