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官俸發放，有米有鈔，比例不一。財政部門發放薪水的時候，米賤折鈔，鈔賤折米，在盤剝上極盡克扣之能事。尤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員，發的米，要憑票到南京去領。於是，手中的票，隻能三文不值兩文地出讓，逼得官員不得不另開財路，以謀生計。據《顧佐傳》：“居歲餘，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
本來很低的工資，又常常不足額發放。據《李賢傳》：“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鬥，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來打白條之風，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員們倘不貪汙，貧窮化便不可避免。據《段民傳》：“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吾紳傳》：“紳清強有執，淡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眾笑而起。”《軒輗傳》：“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唯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楊淮傳》：“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高儀傳》：“舊廬毀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陶琰傳》：“琰性清儉，飯唯一蔬，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海瑞，當不例外，在任淳安知縣時期，自己磨穀脫粒，種菜自給。有一次他給母親做壽，隻買了兩斤肉，成為人們奚落他的口實。萬曆年間，張居正當國，派禦史去考察，“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禦史歎息去。”（《海瑞傳》）
能夠堅持節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實屬少數；而始終如一廉政者，則更不多見。“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郊迎，唯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習鑾傳》）既然貪汙是官員的一種生存手段，貪汙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貪汙是這種病入膏肓的社會製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貪白不貪，貪也不為恥，還有什麼必要潔身自好呢？
即使出現幾個清官，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實際上屁事不頂。中國的皇帝，尤其那些獨夫民賊，在滾下龍椅，或者未被勇敢者將其拉下馬前，誰也不能拿他怎樣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三百多個皇帝，大部分還是靠老天爺將他收拾掉的：終於，三宮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終於，兩腿蹣跚了，兩眼無光了。海瑞這封上疏，頂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點走向死亡，恐怕是他僅僅能起到的一點作用了。
當然，海瑞也付出了代價。據《海瑞傳》，朱厚熄拿到等於罵他不是東西的上疏時，與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所說略有不同。他是一把將上疏摔在地上，氣得跳腳，喝令左右：“馬上給我把這個姓海的逮捕，別讓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邊的宦官回他的話：“都說這個人是有名的癡子，他為了上書，準備好了要坐牢殺頭，先就買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訣別。家裏的僮仆也早嚇得各自走散。看來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來！”嘉靖吼。
這還不好說，海瑞正等著法辦。
抓到詔獄，主管官員按子罵父罪，自然是非開刀問斬不可。但建議砍掉海瑞腦袋的報告，壓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畫圈。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混蛋紂王殺忠臣比幹的臭名。就這樣，拖到駕崩，海瑞撿了一條命。
但是一個半個清官，是挽救不了這個積重難返的貪汙王朝的。相反，由於他堅持道德力量和重刑懲罰，於那個在製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對症下藥的萬靈之劑。
海瑞的悲劇，就在於他認為，道德的約束力可以製止住全社會的頹敗風氣；個人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垂範作用，能夠推動整個公務員階層的廉政建設；治亂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剝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嚇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實，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隻能作用於有道德的人。而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惡劣成性者，以身試法者，鋌而走險者，道德又豈奈他何？！
正如馬路上設有斑馬線，對置若罔聞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除非他被撞傷到垂死的地步，才後悔不該走斑馬線。同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隻是對願意仿效者能產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對那些一聽焦裕祿名字就煩死了的幹部，肯定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他並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開國之君朱元璋規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用如此重刑來遏製貪汙，又何曾濟事？在《王廷相傳》裏，有此人的一封觸怒嘉靖的上疏，說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汙則小臣悉，京官貪則外臣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