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老
假如，某一天，你碰到一位朋友，他對你敘述一件他認為的新鮮事。不久，你又碰到了他，他不但重複了那個話題，而且還以為是第一次對你講述。然後，隔了若幹時日，你很不幸地又從他的嘴裏，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聽到，他還欣欣然地以為你從未聽他講過。嗚呼哀哉，這就是說，不知不覺中，他老之將至矣！
因此，這大概也算得上是測試一個人是否衰老的小方法。
老，是不可避免的，總有生命的華彩樂章不再，尾聲和弦開始響起的桑榆晚景。在文學上，大部分人都是如此這般地進入創作的遲暮之年。有的雖然能夠寫到最後一息，但那種寫，隻能表明他還健在，並不等於他還擁有創造力。像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顯克微支、高爾斯華綏，晚年的作品就大不如前。斯坦倍克甚至到了江郎才盡的地步。沒有永不枯竭的井，隻有稱得上為天才的大師，才能像老托爾斯泰那樣，愈近晚年，愈進入創作的巔峰狀態。他的《複活》，他的《哈澤·穆拉特》，與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結束曲《歡樂頌》一樣，奏出了他們個人有史以來的最強音，也才成為文學史和音樂史上的不朽盛事。
能夠蒙受這種曆史寵遇的天才，是極其罕見的。大多數人難逃新陳代謝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巴西的著名球星馬裏奧，議論上一代的球王貝利，說他“精神上有問題。任何生活在過去的人，都會進入博物館。”“貝利現在對我們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人們現在踢球的方式同他過去完全不一樣了。貝利已成為過去。”即使這位球王，也會成為明日黃花，其他人則更不能免。
大多數人難逃新陳代謝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就老了起來。先是腿不得勁了，後是腰不管用了，再以後，說話囉唆了，吃飯不香了，視力衰退了，記性變差了。於是，秋風落葉，便進入了人生之冬的老年期了。
文學生命豈能例外？絕大多數作家也很自然地有其衰老的過程。一旦筆下出現力不從心，一旦到了寫不出什麼作品的時候，也就放下筆來，推開稿紙。此所謂見好就收，適可而止，畫一個創作的句號，把場地讓出來，由年輕人去演繹新的篇章。
但也有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文人，不甘心於退出，難忍受於寂寞，求風光之久遠，有戀棧的貪心，便像婦女失去生育能力，進入更年期，便要出現所謂的更年期綜合反應征，開始出現精神狂躁、五內浮騰、狷急不寧、坐臥不安的症狀。而那些不肯服老，不肯隱退，不肯讓位，不肯交棒於後來人的作家，這個時候的表現，就令人感到可怕了。猶如一個性能力衰竭的男人維護其陽具的自尊心一樣，總要在女人身上，作垂死的掙紮。折騰自己不算，還要折騰別人。
婦女老了，停止排卵，不可能再生孩子；作家老了，文思消失，寫不出什麼作品。這是人類發展史上新陳代謝的規律，誰也不可能違背。如果，還不服老服輸，擅自珍攝，還不樂天知命、安度晚年，必然會像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裏對20世紀30年代一批美國作家的評價，說他們中間，男的老了成了婆婆媽媽的碎嘴子，女的老了就變成聖女貞德，成為不合時宜的人物。
凡聖徒，都年老。但年老者，不一定就是聖徒。懂得這一點，知老，服老，不倚老賣老，豈不善哉！
二、山永遠在
一群人穿著鮮豔的登山服，在皚皚積雪的安第斯山間艱難地行進著。很少見到這樣大規模的探險隊伍。後來，聽解說，知道是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盲人們，希望實現登山的夢想，正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攀登。那真是一次悲壯之旅，完全以生命為代價，走出每一步路，度過每一分鍾。任何人看到這個畫麵，都不由得肅然起敬。
我是在電視台的晚間新聞裏，看到這支盲人登山隊的。
因為，他們活了一輩子，這座對他們來講充滿神聖意義的安第斯山，從來沒有去接觸，去實地感受過，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於是，就有了這次行程。盲人們每三個人結成一組，一個仍殘存些許視力的盲人走在前麵，兩個全盲在後邊。他們三人通過手裏握著的長木棒，聯結成為一個整體，通過腳和手，實地在感覺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脈平均海拔為3000米，最高峰為7000米，對正常的登山運動員來說，也是一次體能的極限考驗。雖然有很多誌願者作後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驢子馱物的山路上，盲人們也是步履維艱，行進緩慢。那麼，他們要想攀上最高峰，該是比登天還要難的事情了。
據電視台的報道，這支盲人登山隊在短短的行程中，已經有好幾位上了歲數的盲人，在風雪迷漫的夜間宿營，一覺睡去，再也醒不過來，不幸將生命留在了安第斯山。於是，組織者便決定後撤，將登山計劃放置到未來更合適的機會，作更充分的準備以後再進行。一些走得興起的盲人登山隊員，不免有些失望。最後，他們還是想開了，對記者說：“山永遠在，我們還會來的。”
這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對於未來，有目標和沒有目標，是很不一樣的。有一個奮鬥方向，努力追求的結果，也許離那個目標尚遠，但稍稍接近了一點的事實，便有了落到實處的心理回饋。如果不曉得明天或者後天，隻是聽任一條船似的順水而下，去哪裏、做什麼都不那麼明晰的話，手中的槳，恐怕也不會劃得起勁的。“山永遠在！”這句話很重要，有這句話，意味著還有登攀；沒有這句話，也就等於說放棄，終止，也就不會再有奮鬥、爭取了。
在人的全部生命途程中，除先知先覺的大智慧者外，都類似這些盲人在安第斯山的登攀，目標雖然明確，是那天穹裏晶瑩剔透的積雪籠罩著的最高峰，像瓊樓玉宇一樣，茫茫然，杳杳然，吸引著你的目光。但是，一步一步走到那裏的途程上，平坦還是崎嶇，幸運或是災難，障礙重重還是一路順風，迷失方向還是峰回路轉……所有這些突如其來、措手不及、隨時發生、無法預防的事故、變化，都有很大的不可知性。因為，這個世界上能夠完全把握自己未來的強者，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僅僅有“山永遠在”這樣的信念，是遠遠不夠的。
人，需要遠大的目標、宏偉的理想。古人雲，燕雀安知鴻鵠之誌。所以，燕雀隻能在後院的草堆裏跳跳蹦蹦，嘰嘰喳喳，覓食一些籽粒。而鴻鵠，朝發蒼梧，夕達北海，振長翮，一鳴而天下聞。有大誌向，立大雄心，如果不能伴之以腳踏實地的決心、小處做起的耐性、水滴石穿的韌勁，和沉著冷靜的精神，山，當然永遠在，那也恐怕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了。
至少，在文壇，我們已經見識得太多太多。那些速朽的大師，褪色的文豪，貶值的作家，廉價的泰鬥，誰不曾在報刊上、講壇上、屏幕上、飯桌上，開出過多少空頭支票啊！他（她）們宣布過的，足以嚇得人跌一個跟頭的史詩般的創作計劃，如果不食言的話，中國現在不知有多少荷馬的《伊裏亞特》和但丁的《神曲》了。
於是，想起了蘇軾《東坡誌林》裏的一段《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餘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辰，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曆小巷，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先生的悟道，倒也是給我們一個啟發。老是抱著一個宏偉的誌願，要到遠處去釣一條大魚而未必得，真還不如把眼皮子底下可以做到的事、做好的事，切實可行地做起來。哪怕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抑或隻是釣到一條小尾巴魚，而不空鉤，也比想抱一個金娃娃的奢望而得不著，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要有實效得多。
如果委內瑞拉的盲人們就抱著“山永遠在”的期望，坐在那裏幹等，我估計，他們離安第斯山的距離，隻會越來越遠。
我讚成他們的精神，也讚成他們的信念，但我更讚成現在就做起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荀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這是實實在在的道理。
三、回歸田野
村裏的人進城，已不是新鮮事，但城裏人下鄉，卻是最近才出現的新聞。
我認識的幾位作家、記者，一到雙休日，在城裏找不到他們的影子。一打聽，才知道在近郊鄉鎮，甚至遠郊縣的山村，有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別墅。雖然是農家小院，田舍風味，但卻具備在喧囂京城裏絕找不到的清靜和毫無汙染的新鮮空氣，令人羨慕。頭頂藍天，腳登大地，周圍是濃得化不開的綠，徜徉於大自然中，連文思也大有長進，顯然是下鄉以後土地賜予的靈感了。毛澤東早說過，作家要走出城市裏的亭子間。這話很有道理，總是不接地氣，總是閉門造車，好作品是產生不出來的。
這些開始擁有“別墅”的文化人，讓我刮目相看。並不是他們物質的富足，而是他們那種追求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被土地的感召，或是田野的呼喚，重新審視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值得注意。其實，那是很普通的老鄉房子，由於村裏人到縣城工作，搬了去住，村裏的小院便閑置了起來。於是，我的這些朋友便以負擔得起的價格，獲得了居住的權利。說實在的，水啊電啊商店啊交通啊衛生條件啊等等，都遠不如城裏方便。但一步入鄉野，那融合天和地於一院之中的樂趣，抬頭能望得見青山如障，出門能看得到碧水漣漪，這情景，就不是狹窄湫隘的居民區、單元房所能比擬的了。
周一，見他們打鄉下回來，無不精神愉快，表情歡暢，臉上的笑容和手裏從鄉下帶回的柿子、核桃、大棗、毛栗子，體會到田野裏泥土的芬芳，給他們帶來的樂趣，遠較城裏的忙忙碌碌要生動得多。因為在我們這樣古老的農業國度裏，大概每個人都與土地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正如早些年讀過的一部蘇聯小說，書名是什麼，已經記不得了，但書中的主人公說過一句話，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都是土地的兒子，不是父親，就是祖父，或者是祖父以前的長輩，都是從農村裏那條泥濘的小道走出來的。”所以，這種對於土地的感情，是一種本能；渴望接近自然，是一種天性。也許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們不怕奔波之累，其樂融融地往返於城鄉之間吧？
我到他們的那種將陋就簡的“別墅”裏做過客。我很喜歡那村後有山，山色蔥蘢，路邊有溪，溪水湍急，院旁有樹，樹上掛果，窗前有畦，畦裏有菜的環境。通紅的柿子，掛在樹梢；碧綠的菜畦，隨手可摘；串串的花椒，噴香撲鼻；庭院的花朵，招蜂惹蝶。這種在城裏得不到的自然韻味，很讓人生出怡悅之感。
回歸到田野、山林、大自然中去，與土地更牢固地聯係在一起，曆來是中國文人最向往的事情。“田園將蕪兮胡不歸！”陶淵明早就在《歸去來兮》裏寫出了這種渴望的心聲。但到了20世紀末的今天，除了上述的作家、記者們，有更多的城裏人樂意更靠近大地，與古老的遠離塵囂的想法，已毫無共同之處，不再是消極的逃遁，而是更積極的進取，已經具有了很濃厚的商品時代的新意。
我們從新聞報道，從電視畫麵裏看到，一位女士，本是城市裏白領階層，卻在郊區自建的溫室裏，為種植經濟作物在津津有味地忙碌著；一位幹部，租下為期幾十年的土地，挖塘養魚，潛心於技術之中；幾個下崗職工，攢錢承包土地，搞經營開發，土地給他們的回報，並不亞於城市的收入；一些大的工廠，大的機關，也開始大麵積地開發荒蕪的土地山林，成為生財的源泉，開辟分流人員的出路。最令人們動容的，在遠郊貧困山區之中，有一位來自城裏的年輕人，埋頭苦幹，立誌一寸一寸地開墾，一棵一棵地植樹，要使濯濯童山披上綠裝。他住的是窩棚，吃的是幹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任憑山高路遠，生活艱難，也不退縮。這精神竟感動了許多城裏人，也來到他這深山裏，與他一起戰天鬥地。
這些把目光從都市轉向廣闊天地的城裏人，要比我認識的作家、記者下鄉，更具有探求者的意義。他們像大地春回時先期飛歸的燕子，標誌著更多的城裏人對土地更加關懷的季節也將來臨。因為，土地是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好好珍惜。所以，人們開始回歸田野，懂得從大地汲取力量，實在是很有意義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