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大霧裏得意忘形
那時的清晨我在冀中鄉村，在無邊的大地上常看霧的飄遊、霧的散落。看霧是怎樣染白了草垛、屋簷和凍土，看由霧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樣濕潤著農家的牆頭和人的衣著麵頰。霧使簇簇枯草開放著簇簇霜花，隻在霧落時橘黃的太陽才從將盡的霧裏跳出地麵。於是大地玲瓏剔透起來，於是不論你正在做著什麼，都會情不自禁地感謝你擁有這樣一個好的早晨。太陽多好，沒有霧的朦朧，哪裏有太陽的燦爛、大地的玲瓏？
後來我在新遷入的這座城市度過了第一個冬天。這是一個多霧的冬天，不知什麼原因，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霧。在城市的霧裏，我再也看不見霧中的草垛、牆頭，再也想不到霧散後大地會是怎樣一派玲瓏剔透。城市的霧隻叫我頻頻地想到一件往事，這往事滑稽地連著豬皮。小時候鄰居的孩子在一個有霧的早晨去上學，過馬路時不幸被一輛霧中的汽車撞壞了頭顱。孩子被送進醫院做了手術，出院後腦門上便留下了一塊永遠的“補丁”。那補丁粗糙而明確，顯然地有別於他自己的肌膚。人說，孩子的腦門被補了一塊豬皮。每當他的同學與他發生口角，就殘忍地直呼他“豬皮”。豬皮和人皮的結合這大半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那天的大霧，這荒唐就變得如此地可信而頑固。
城市的不同於鄉村，也包括著諸多聯想的不同。霧也顯得現實多了，霧使你隻會執拗地聯想包括豬皮在內的實在和荒誕不經。城市因為有了霧，會即刻實在地不知所措起來。路燈不知所措起來，天早該大亮了，燈還大開著；車輛不知所措起來，它們不再是往日裏神氣活現地煞有介事，大車、小車不分檔次，都變成了蠕動，城市的節奏便因此而減了速；人也不知所措起來，早晨上班不知該乘車還是該走路，此時的乘車大約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個大霧的早晨步行著上了路，我要從這個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選擇了一條僻靜的小巷一步步走著，我慶幸我對這走的選擇，原來大霧引我走進了一個自由王國，又仿佛大霧的灑落是專為著陪伴我的獨行，我的前後左右才不到一米遠的清楚。原來一切嘈雜和一切注視都被阻隔在一米之外，一米之內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氣派，這氣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長征一般的艱辛。
為何不作些騰雲駕霧的想像呢？假如沒有在霧中的行走，我便無法體味人何以能駕馭無形的霧。一個“駕”字包含了人類那麼多的勇氣和主動，那麼多的浪漫和瀟灑。原來霧不隻染白了草垛、凍土，不隻染濕了衣著肌膚，霧還能被你步履輕鬆地去駕馭，這時你駕馭的又何止是霧？你分明在駕馭著霧裏的一個城市，霧裏的一個世界。
為何不作些黑白交替的對比呢？黑夜也能阻隔嘈雜和注視，但黑夜同時也阻隔了你注視你自己，隻有大霧之中你才能夠在看不見一切的同時，清晰無比地看見你的本身。你那被霧染著的發梢和圍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溫暖的哈氣。
於是這阻隔、這駕馭、這單對自己的注視就演變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暫時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的人間訓誡，你不得不暫時忘掉臉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的隻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開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個老太太趕集：腳尖向外一撇，腳跟狠狠著地，臀部撅起來；再走他一個老頭趕路：雙膝一彎，兩手一背——老頭走路是兩條腿的僵硬和平衡；走他一個小姑娘上學：單用一隻腳著地轉著圈兒地走；走他一個秧歌步：胳膊擺起來和肩一樣平，進三步退一步，嘴裏得叨念著“嗆嗆嗆，七嗆七……”走個跋山涉水，走個時裝表演，走個青衣花衫，再走一個肚子疼。推車的，挑擔的，背筐的，閑逛的，都走一遍還走什麼？何不走個小瘋子？舞起雙手倒著一陣走，正著一陣走，側著一陣走，要麼裝一回記者拍照，隻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著舉起“相機”。最後我決定走個醉鬼。我是武鬆吧，我是魯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劉伶吧……原來醉著走才最最飄逸，這富有韌性的飄逸使我終於感動了我自己。
我在大霧裏醉著走，直到突然碰見迎麵而來的一個姑娘—一你，原來你也正踉蹌著自己。你是醉著自己，還是瘋著自己？感謝大霧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備，感謝大霧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隻有在霧裏你我近在咫尺才發現彼此，這突然的發現使你我無法叫自己戛然而止。於是你和我不得不繼續古怪著自己擦肩而過，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濕潤都朦朧，宛若你與我共享著一個久遠的默契。從你的笑容裏我看見了我，從我的笑容裏我猜你也看見了你。刹那間你和我就同時消失在霧裏。
當大霧終於散盡，城市又露出了她本來的麵容。路燈熄了，車輛撒起了歡兒，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隊。我也該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態，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樣，“正確”地走著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霧裏的我和大霧裏的你卻給我留下了永遠的懷念，隻因為我們都在大霧裏放肆地走過。也許我們終生不會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視霧中一個突然的非常的我，一個突然的非常的你。我珍視這樣的相遇，或許還在於它的毫無意義。
然而意義又是什麼？得意忘形就不具意義？人生又能有幾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霧時分得意一回吧，大霧不隻會帶給你豬皮那般實在的記憶，大霧不隻會讓你悠然地欣賞屋簷、凍土和草垛，大霧其實會將你挾裹進來與它融為一體。當你忘形地駕著大霧衝我踉蹌而來，大霧裏的我會給你最清晰的祝福。
小小的晚霞
今年春天，我在河北家中接待了日本學者池澤實芳一家。池澤先生是日本福島大學教授，年紀不到五十，多年來致力於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和翻譯我的小說。他的夫人真澄女士是一所中學的電腦教師，生性活潑、熱情，會彈鋼琴。他們的兒子名叫竹葉，正讀初中。我與池澤一家相識於十年前。那時，池澤先生被河北一所大學聘為日語教師，攜帶家眷，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安頓下來。我們認識不久，池澤夫婦便誠邀我去他們家做客。在他們簡單的臨時寓所裏，池澤夫人隆重地為我表演茶道。她的高髻盛裝，杯中香茗，以及古樸瓷瓶中代替鮮花的青春，營造出一種寧靜、淳美的氣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散文《草戒指》中，表達了當時的感受。後來，我便也邀請池澤一家來我家做客。記得每一次相聚大家都很開心，特別是四歲的竹葉，似乎很習慣我的家庭——可能他在校園裏太寂寞了吧。池澤先生告訴我，專家食堂廚師的兒子是他惟一的朋友，竹葉常跟隨這朋友攀爬廚房門前的煤堆。他小小年紀來到中國，水土也不服，加之蚊蟲叮咬，臉上、胳膊上總是帶著幾粒小紅疙瘩。使大家開心的也許還有我家的菜肴。由於父親非同一般的烹調技藝，也由於父母對我的客人一貫的熱情，我們這種不定期的聚會一直延續到一年後池澤一家離開中國。這期間，池澤先生還把他的兩位日本同事帶到我家。其中一位先生很能喝酒，一次在吃飯時他忽然發現酒櫃中有一瓶品牌為“菊正宗”的日本清酒，便帶著饞酒的人特有的神情問我能不能讓他嚐一點。於是，我便把這瓶“珍藏”著的另一位日本朋友送給我的“菊正宗”獻出來了。他喝著，口中不時發出陶醉般的感歎，然後他就像回到家一樣，然後他流著淚，唱起歌來。仿佛是些民間小調，思鄉的意味很濃。
那晚客人離開後，父親對我說，飯桌上池澤先生他們的歌聲，忽然引他想起一段少年往事。半個世紀前，他是冀中平原上的一個鄉村少年，他們村子附近駐紮著一支日本軍隊，一個小隊吧，二三十人。那些日本兵每天傍晚都要排著隊唱歌，每天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他們頭戴戰鬥帽，肩荷“三八”式步槍，右手高抬，步伐整齊，狠命踏著腳下的黃土。隨著行進的步伐，黃土在他們腳下飛濺。他們那唱不如說是吼。每天是同一種步伐，每天是同一首歌。久之，父親竟記住了那歌詞、那旋律，但他終歸不解其意。他隻是想，他們那歌一定和那場侵略戰爭有關。他們那歌唱不是娛樂，他們口中的歌兒如同他們頭上的鋼盔、肩上的刺刀、腳上的皮靴，那是他們欺侮中國人的武裝。這供軍隊天天放聲的歌兒不是在鼓動這些軍人侵略別國的士氣又能是什麼呢？久而久之，那遙遠的旋律總像是他心中一個陰影，一個永久的不快。他對我說，剛才他很想打斷飯桌上日本客人的歌聲，問問他們知不知道有這樣一首舊歌，這首歌在殘酷的一九四二年被駐紮在冀中鄉村的一支日本軍隊反複詠唱。半個世紀以來，其實父親一直很想知道他們唱的究竟是些什麼。
我對父親說，為什麼不問問池澤先生。父親說，勢必要引出些尷尬。我們的談話沒有再繼續。
但從那天以後，那首歌在父親腦子裏又“死灰複燃”了，有時他還能哼出兩句。一次——大約是池澤一家回國後，他顯出後悔地說，為什麼我們總想著給別人留麵子呢？當時還不如問了的好。
十年過去了。
今年三月，池澤先生一家又來中國，訪問我的家庭是他們此行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他還要與我商量由他翻譯的我的第二本日文版小說集出版的一些細節。十年光陰，變化最大的是他們的兒子竹葉，眼前的竹葉個子快要超過他父親，是個反應機敏、有禮貌的大小夥子了。麵對一個孩子的成長，你不能不相信時光的流逝。遺憾的是關於中國竹葉什麼記憶也沒有，當年校園裏那廚師的兒子他也想不起來。靠了父母的介紹，他才知道兒時他在中國生活過。
久別重逢，我們都記起了從前的美好時光。我知道池澤一家喜歡中國菜，但想起我們的城市已有多家“日本料理”，便訂好位子，請客人去吃中國的“日本料理”。如今在中國的日式餐館裏，不僅有多種品牌的日本清酒，還有日本女士喜歡的梅子酒。當我們舉杯互相祝福時，不約而同都想起了十年前在我家“暢飲”的那半瓶“菊正宗”。席間，池澤夫婦不斷地對中國的變化表示驚訝，這時——就在這時，我發現父親的表現有點反常，他突然變得話少起來，對池澤夫婦的感歎隻是心不在焉地隨聲附和。這不像是他待客的風度。我立刻想起了那首歌。果然，父親悄聲對我說：“現在我準備問問那首歌的事。”既然父親執意要問，我倒也覺得這或許是個好時機。餐館畢竟是個中性場所，好似兩國交戰中的中立國。少一些家庭氣氛，使人會少幾分尷尬。
父親先是沒頭沒腦地說起竹葉的年齡。他說，抗戰時他比竹葉還小，可戰爭也聯係過他的命運。一次日本兵進村掃蕩，他曾作為人質被捉，差點被拋入已在燃燒著的地道裏。
我看見池澤夫婦放下筷子已是正襟危坐，低垂著眼瞼，顯出一點兒愧疚和一點兒緊張。父親對眼前的氣氛自然也有覺察，便說：“現在我要向池澤先生請教的不是那場戰爭，而是一首歌，許多年來我始終不解其意。”接著父親就唱出了那歌的旋律，並描述了當年日本兵唱歌時的情景：那高抬的手臂，腳下被皮靴碾碎的黃土……吼著，前進著。
這時，池澤夫婦的表情卻逐漸發生了變化，那幾乎是一種不約而同的放鬆。真澄女士反應最機敏，她迫不及待地對父親說，那是一首在日本家喻戶曉的兒童歌曲，旋律很優美的，是池澤夫婦這代人兒時在放學的路上經常唱起的歌兒。“但是他們把節奏唱錯了。”“他們”，指的是當年那些荷槍齊步走的日本兵。“應該這樣唱。”真澄女士說著，擺著舒緩的手勢把那首歌複唱一遍。唱完，池澤先生又為父親把那歌詞作了翻譯。原來那首歌名叫《小小的晚霞》，歌詞大意是，晚霞出來了，天快黑了，山上寺廟的鍾聲響了，手拉著手大家都回家吧，就像烏鴉歸巢一樣……
原來是這樣，原來當年的日本兵唱的是一首日本童謠，這是父親料想不到的。他更沒想到，日本兵把這童謠抒情的四分之四節奏改成了進行曲速度，竟讓他聽上去充滿粗魯的殺機。父親的敘述和他心靈的創傷使池澤夫婦的心情不能平靜，為了扭轉父親對這童謠的印象，他們夫婦又合唱了一遍正確的《小小的晚霞》，那實在是一首優美動聽的兒歌。
飯後池澤一家再來我家喝茶。我們都想緩和一下剛才飯桌上稍顯緊張和不安的氣氛，我們也不再提及《小小的晚霞》。我們談文學，談中國的變革，直到天色已晚，竹葉也昏昏欲睡。客人準備告辭了。當他們在門廊穿戴好鞋帽時，池澤夫人突然撇下丈夫、兒子，奔向客廳的鋼琴，有點激動地邀請父親說：“要告辭了，鐵揚先生，讓我們再唱一遍歌吧！”然後她坐下，為我父親伴奏。他們用《小小的晚霞》本來的節奏，唱出了它本來的詩意，唱出了它本來的單純和恬靜。我望著琴凳上池澤夫人纖弱的背影，領會著她的一片心意。她是決心要再次為這歌正名的，以此驅走當年它留在父親心中的陰影。
那是一個讓人感動的時刻，而人類的和平景象如果要用具體形象來比喻，便是兩個不同國籍的人共同吟唱著一首能使人類心靈相通的兒歌。
不久，我應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訪問日本時，池澤先生專程由福島趕去東京看我。他托我轉給父親一件禮物：一張《小小的晚霞》的CD盤。細心的池澤先生附上了中文歌詞，並摘錄一些有關這首歌的資料給父親。
《小小的晚霞》大概創作於一九二三年，最初發表在日本《文化樂譜——新的童謠》上，很快便被廣泛傳播。從一九五○年到現在，一直被收入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歌詞有兩段：
晚霞啊晚霞，天黑了，
山上寺廟的鍾聲響了，
手拉著手都回家吧，
就像烏鴉歸巢一樣。
孩子們回家了，
月亮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