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鳥做夢的時候，
亮晶晶的星星閃耀了。
《小小的晚霞》也曾被改寫過，改寫過的歌詞收在笠木透先生編輯的激光叢書《昨天生了豬仔》裏。歌詞是這樣的：
晚霞啊晚霞，天也不黑，
山上寺廟的鍾聲也不響，
戰爭怎麼也沒有完？
烏鴉也沒有家可歸。
編者推測歌詞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左右被改寫的。“那時在日本國內，雖然東條首相每次廣播都說‘皇軍在各地轉戰，連戰連勝，真是甚感同慶之至’，然而東京卻遭到美國人的轟炸。川崎、名古屋、橫須賀、神戶等也被轟炸。日本國內很快進入戰時狀態。因物資極度匱乏，政府製定了《限製奢侈品等製造販賣的規則》，並打出‘奢侈是敵’的招牌。貴重金屬、戒指、西服、項鏈、領帶別針、銀製品、象牙製品、高級紡織品、鍾表和照相機都被看做奢侈品。長長的袖子也被認為是浪費布料，故開始了‘截袖子’運動。同時霓虹燈和婦女燙發均被禁止，舞廳和少女歌舞劇裏的男裝麗人也消失了。”編者還記得那時小學校的校園裏搜集了很多鐵壺、佩刀以及各種銅製品，寺廟裏的鍾也是提供的對象。肉類、蔬菜、大米奇缺，社會變成什麼也沒有的世界：沒有山上寺廟的鍾聲，沒有小小的晚霞，烏鴉沒有家可歸，戰爭也沒有結束。
那麼，這改寫過的歌詞便不再是一般的童謠，那是反戰、厭戰的呼聲。
回國以後，父親和我多次聽過《小小的晚霞》的CD，那是由日本著名歌手安田祥子和由紀兩人以重唱的形式唱出的，她們用樸素無華的音調唱出了至純至美的境界。原來一個單純的回家的願望也足可以使人心碎的。可是，在六十年前由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中，唱歌的那群日本兵，他們怎麼了？傍晚他們反複詠唱這《小小的晚霞》，激烈地表達著“回家”的情緒，白天他們卻仍然會擰著一個中國少年的胳膊將他往烈焰滾滾的地道裏扔。也許這一切都算不得奇怪吧，在當年入侵中國的日本軍隊裏，就有些文科大學生，衣兜裏揣著魯迅的小說的。
我注意到，在大人們唱起《小小的晚霞》的那天，十四歲的竹葉沒有跟著唱。我不知道新世紀的日本小學的音樂課本裏是否還收入這支流傳久遠的歌兒，也許竹葉所以不唱，隻是由於他作為一個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少年的害羞。也許他這一代人對這老掉牙的兒歌不感興趣，對發生在上個世紀的那場侵略戰爭也一無所知。在日本，我發現很多年輕人不喜歡壽司、醬湯，他們更熱衷於麥當勞和法國菜。但我相信《小小的晚霞》會有它存在的永恒價值，因為它抒發了人類最基本的也是最終的樸素願望：回到自己的家園。
車輪滾滾
不久前，在一個聚會上，我的一位同事又說起了車。一個時期以來，我不止一次或直接、或間接地聽這位同事講起有車的種種好處和開車的種種意義。這位同事已經買了屬於自己的車，可他的聽眾，大多是還沒有私家車的群體。有車的人對沒車的人講述買車、開車其實也屬正常——難道這不正是一個開口必談“車事”的時代麼？我們的媒體廣告，汽車在其中已經占據了多麼顯赫的比例。談車早就是一種時尚、一種先鋒，一種優越甚至一種“派”。而我的這位同事，又從自身職業特點引申開來，說開車不僅可以開闊眼界，提高境界，並且對寫小說也會產生積極意義。隻可惜，迄今為止，我還沒能看見有哪位作家是因為買了車開了車而把小說寫得比從前更好。倒是這位同事的“車事”，讓我想起了自己的“駕車”經曆。
從前——三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時候，我和一些應屆高中畢業生作為下鄉知識青年，被冀中平原上的一個村子接納下來，開始了與農民一樣的勞動和生活。當秋天到來，我們已經有了些許農事經驗，生產隊長對我們的勞作能力也基本上心中有數了。一天下午，這位隊長派給我一樣農活：趕著毛驢車去公社供銷社拉化肥。這使我欣喜若狂，與我同行的兩個女生也興奮不已。因為，和大莊稼地裏的活計相比，趕驢車又何止是個輕巧活兒呢，那簡直是一次奢侈的時髦之旅。生產隊的毛驢是頭小灰驢，那驢車隻是一輛小排子車。驢的秉性比起騾、馬，雖然稍顯滑頭和懶惰，卻不暴烈，通常比較好駕馭。就這樣，我們趕著小驢車上了路。兩個女伴坐進車廂，由我負責駕車。我坐在左側車轅上，手持一根細荊條，並不抽打驢的身體，隻在吆喝它時晃上幾晃以助聲威。起步要喊“駕”，調整方向要喊“哦喝”，站住要喊“籲”。差不多，隻要學會這三聲呼喊，驢車就能夠正確地在路上前進。驢車在我簡單的吆喝聲中不快不慢地走著，車輪下的鄉間土路凹凸不平，讓我們的身體領略著甘願承受的輕微顛簸；而夾擠在土路兩邊的高大的白楊樹，在秋風中豁啷啷地響著，威嚴又安謐。公社離我們的村子五華裏，我們都希望這短暫的五裏地能夠無限延長——因為駕馭的歡樂初次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們的虛榮心也叫我們特別樂意被在附近地裏幹活兒的村人看見，我們樂意看見人們那吃驚的眼神：嗬，女學生也會趕驢車……幾乎是一瞬間，公社就到了。我在供銷社門前衝小灰驢喊了“籲”，停住車，我的同伴也跳下車，跟我一起進門去買化肥。但我們出門時卻發現驢車不見了，原來我忘了把毛驢拴住——或者說我根本就沒有拴住它的意識。於是驢自己拉著車扭頭就走了，也許它是想獨自回家呢，也許它是用這種行為表示一下對我們的不屑：就你們，連拴車都不知道，還想吆喝我？我們急著在街上找驢車——驢和車可都是生產隊的財產啊。幸虧好心的路人幫我們把已經走在出村路上的驢車截了回來，供銷社的營業員替我們將化肥裝上車，驢車才又開始正確前進。在回村的路上，我們三人不斷指責著那毛驢，指責它的賊頭滑腦和不聽指揮。驢一聲不吭地隻顧走路，這就是驢滑頭的一麵吧，當然它也無法開口用人話與人對答。而驢在想什麼就是人永遠不知道的了。很久以後我想起我這初次的駕車，仍然能夠感受到當初的愉悅，可也覺得我們三個人隻顧了享受駕車的奢侈，似都缺少一點駕車人應有的厚道：驢已經在負重前行了，它承載的重量除了化肥，還有我們三個活人，又何必把自己忘記拴驢車的責任推到它身上呢。
我還想到，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駕著驢車的時候，即使用盡想像力，也沒去夢想有一天我還可能駕駛汽車。時間再往前推，上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兒童時代，關於汽車的歌謠有這樣兩句：”小汽車，嘀嘀嘀，裏邊坐著毛主席。”在那個時代的童謠裏，小汽車連中國人遙遠的夢都不是，小汽車裏坐的隻能是毛主席這樣的偉人。普通人如我，長大後隻坐過另外的一些車：火車，公共汽車，卡車，摩托車，自行車……還有馬車、牛車。在鄉下的那些日子裏，當我們到離村很遠的地塊兒幹活兒，收工時累得腰酸腿顫，若能在回村路上搭一輛村中的牛車，便是莫大的享受了。牛是憨厚溫順的，牛車是緩慢、從容的，車把式的脾氣多半也是好的，我們很容易就躥上車後尾，坐進車廂，一邊歇息著勞累的腿，一邊得意著自己的好運氣。那是一個不講速度的時代，雖然火車、飛機都在奔跑和飛翔，但在中國的鄉村，牲口車仍然像幹百年前一樣，是重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一九七五年的中國，自行車也仍然是重要的，是交通工具更是家庭財產的象征。一則軼事講的是我的另一位同事，在那個年份裏買了一輛產自上海的鳳凰二八型錳鋼自行車，卻舍不得騎，放著又怕受潮，幹脆將它吊在牆上。其老父從鄉下來城裏看病，每日步行去醫院，頗感勞累，請求兒子將牆上的自行車放下來叫他騎一騎，這位兒子便說：“爹呀，您還是騎我吧。”這樣，孝順和實用就都讓位於對這份財產的護佑了。在今天，中國人有誰還會奔走相告自己買了一輛自行車，並把自行車掛在牆上呢。
時代在前進，我也竟然有了學習開車的機會。我初次學習駕駛汽車是在一九九○年，那年我在河北山區一個縣裏生活、工作了一段時間。一位縣政府的司機在拒馬河寬闊的河灘裏教我開北京吉普“212”。坦率地說，他教得含含混混，我學得糊裏糊塗，但我居然把那吉普車開出了河灘，開上了公路。一如我當年駕著驢車，覺得一切都很簡單。三天以後我就開著那車去了一趟北京，並邀請縣裏幾位領導乘坐我開的車。今天想來，這實在是一件於人於己都極不負責的野蠻之事，真是無知者無畏啊！再後來當我真正去學習開車並考取駕照後，才知道當年我開著車不自量力地瘋跑著去北京時，我其實並不會開車——雖然，車子在前進，車輪也滾滾。我在還沒有資格開車的時候就上了車，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
接著，仿佛是忽然之間，中國大地變成了一個汽車的海洋。不是曾經有人說過，十九世紀超過了以往的一千年麼。而中國的近三十年，又一下子超過了以往多少漫長的歲月呢？就在一百年前，一位美國傳教士名叫阿瑟·史密斯的，在《中國鄉村生活》一書裏還寫道：即使中國鄉村中的士人，也有人堅信西方國家一年有一千天，並且天上無論何時都掛著四個月亮。今日的中國的確創造了奇跡。我們用三十年成就了先人千百年不曾想像的事業，幹百年不曾有過的現代之夢。
我慶幸我生在今天的中國，我駕駛過驢車，我也有機會去駕駛汽車，甚至我也可以有屬於自己的汽車。啊，車輪滾滾，中國人從前在交通上的種種苦難、尷尬和算計好像一股腦兒就被拋在車後了——很多時候我們實在是健忘。還記得許多人當年為了省下三分錢的公共汽車票錢，堅持步行著走向目的地。人問：“您是怎麼來的呀？”答日：“乘11路汽車來的。”就是當年這些快樂而幽默的用“11路汽車”行動的步行者，在今天已經有多少人擁有了自己的私家車啊。我也親眼見過我的一個親戚，當年住在四合院裏一個三平方米的小屋裏，有一次打開一輛某某牌車子的車門，皺著眉頭說：後排座空間太窄，空間太窄……更有各種媒體為各種牌子的汽車劃分了“階級”等級：某某車是市民車，某某車是白領車，某某車是小資車，某某車是官員車，某某車是富豪車，某某車是頂級至尊車……以此來引導著購車者的消費和向往，並製造著車與車之間、車主與車主之間微妙而又難耐的矛盾。大排氣量的車好像天生可以藐視小排氣量的車；而小排氣量的車遇見大排氣量的車也喜歡故意“別”你那麼一下子。當他們共同遭遇自行車和行人時，便又會結成統一戰線，異口同聲地詛咒自行車和行人的不遵守交通規則，專門要和開車的人過不去。他們會說：這是對有車族的嫉妒。也許是吧，因為當我不在車上的時候，我也是行人中的一員。當我走在小區安靜的路上，我討厭一輛汽車在我背後突然鳴喇叭——你坐在車裏有什麼了不起啊，也許我想。我不讓路，就叫那車在我身後磨蹭著走。而當我開車的時候呢，我不是也經常抱怨自行車們的不守規矩麼，我也曾在不該鳴喇叭的地段大聲鳴起喇叭，以威嚇那個闖紅燈的、阻擋了我正常行駛的騎自行車的人。這時我應守的規則上哪兒去了呢？是啊，生活在前進，為什麼車上車下的人卻變得這麼脾氣暴躁、火氣衝天？還有些時候，我也是乘車的人。我坐在出租車上，發現這個女司機並沒有真係安全帶，她隻是把安全帶斜搭在肩上用來應付警察。我說您怎麼不係安全帶呀？她說“累得慌”。我又發現她變道、轉向時從來不打轉向燈，就說您怎麼不打轉向燈啊？她說“累得慌”。她一路和我說著“累得慌”讓我心存不悅，雖然在我眼前的車流裏，變道不打轉向燈的車實在挺多。此時的我作為一個坐車的人，自然又會想到開車人的素質太低什麼的。“素質”，這也是近年來我們掛在嘴邊的話了，且多半是用來指責他人。我還發現為了省油，這女司機常是離路口的紅燈還有百米左右就提前空擋溜車，讓我備感不安全。可女司機是個愛說話的人，她向我訴說了很多她的家庭負擔和她的累。她的話我大半沒記住，隻有一個細節很久不忘。她說開車累營養要跟得上，牛奶她是喝不慣的(很多國人的腸胃不能消化牛奶)，她每天早晨喝一包豆奶。她會在每晚睡覺時把豆奶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捂熱，她的肚子脂肪厚，一夜時間捂熱一包豆奶是富富有餘的。她早晨喝一包被自己肚子捂熱的豆奶，人覺得很精神，也省了家裏的煤氣。她就那麼精神著開她的出租車去了。這時我的不悅似乎又隨著女司機的豆奶消失了，這是一個勞動著的人，一個節儉持家的人，我真有資格去和她討論“素質”嗎？如此，莫不是誰都有著誰的道理？
那些開著“頂級至尊”車的公民，不是也有落下車窗就衝著大街吐痰的嗎？而在我聽到的許多關於車的議論中，人們大多是說品牌，說歐洲車和日本車之高低，說鋼板的厚度車身的自重，說自動擋和手動擋或“手自一體”，說排氣量，說真皮坐椅和天窗，說車內音響和電視，說安全氣囊的安全係數……惟獨很少聽見開車人說開車的規矩，偶爾提及，竟也是說如何用不著去講那些規矩。
二○○五年的歲末，我是一個乘車的人，我是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我是一個坐“11路”而來的人，我——有時也是一個開車的人。我開著車走在山裏一條狹窄的公路上，遭遇著種種不守規則的車。而當我遇到前方的某輛車在變道時打起轉向燈時，便立刻覺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禮遇。我多麼想告訴那輛文明的車：陌生的車啊，我感謝你！在經過一個寂靜的村子時，我遇到了一輛拉著柴火的驢車。趕車人不是三十年前的我，而是一個老漢。他跳下車來，緊轟著牲口忙不迭地給我的車讓路的樣子，使我有種受寵若驚之感。這個謙遜的山裏老人，他還沒有對汽車這物件產生敵意，他把它當成這裏的客人了吧，主人應該禮讓客人的。在老人積極的避讓下，我順利通過了本是狹窄的路。我忽然心生暖意。我在空無一人一車的公路上開著車，一絲不苟地係著安全帶，一絲不苟地在該打轉向燈時打著轉向燈，雖然，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在我的前方和後方並沒有車。那我的轉向燈是打給誰的呢？我是打給車輪下這清晰可辨的斑馬線吧，還有虛線、實線、雙黃線……我是打給這抬舉著我的條條公路吧，我是打給我本該遵守的規矩吧，我也是打給我手下這跟了我的車吧。當我在空無一人一車的公路上守著自己該守的規矩、限製著自己該受的限製開車時，真正享受到了開車的愉快和自由——沒有限製，又哪裏來的自由呢。當你接手一輛車的時候，你要給這車什麼樣的教養，你準備好了嗎？我不斷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