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還要回到開頭：我的那位有著“談車癮”的同事也許犯不上被我譏諷，這同事已年過六十，一個年過六十的中國人能趕上開自己的車，難道不也是一件很可愛的事麼。就算是他把自己的買車和開車變成了一個事件而不是一種純屬個人的生活，可中國的朝氣，中國人的心氣兒，也在其中了。車輪滾滾，勢不可擋，誰也無法壓抑逐漸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蓬勃的各種欲望。問題是，當車輪滾滾向前時，我們該沒有丟下人類那些本該具備的種種德性吧？我們有目測前方的雄心，也該有回望心靈的能力。
車輪滾滾，而人海更是茫茫。當車在人的生活中變得那麼重要時，每一個人也都更加重要，即便你還是乘著“11路”來往於人海茫茫的路上。
猜想井上靖的筆記本
2005年初秋的一天，我收到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寄自東京的新一期《日中文化交流》會刊。時值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隨刊寄來的還有一本關於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文學生平的紀念冊。冊內有一張井上靖舊時的照片十分引人注意。照片上的井上靖三十歲左右，站在一麵表磚與臥磚混合壘起的高牆前，頭戴頂部略窄的日軍戰鬥帽，身穿配有帽兜的日軍黃呢大衣。人雖然蓄著上髭，但麵貌並不精神，眼部有些浮腫，那縮進寬而長的大衣袖子的雙手似乎還加劇了他的寒冷感。照片下方注有拍攝時間：1937年11月25日，地點是石家莊野戰預備醫院。那麼，以熱愛中國曆史文化而聞名、並大量取材中國曆史進行創作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原來曾是當年侵華日軍的一員。這是我以前沒有聽說過的一個事實，也是很多喜歡井上靖的中國讀者並不了解的一段曆史。
井上靖(1907-1991)的名字在日本影響深遠，在中國也擁有很多讀者。特別當他寫於1959年的曆史小說《敦煌》在上世紀7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他本人也自此連續訪問中國27次之多以後。1980年，73歲高齡的井上靖，又應邀擔任大型係列電視片《絲綢之路》的藝術顧問，與日本廣播協會、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攝製人員一起探訪絲路古道，追尋曆史足跡，實現了自己向世界觀眾介紹絲綢之路曆史變遷的願望。《敦煌》被德間康快拍成電影，在世界20多個國家放映，掀起了一陣“敦煌熱”。無數觀眾從《敦煌》的故事中驚奇地注目中國西部，更有大批遊人拿著井上靖的西域小說，走上去往敦煌的漫長征程。而他的一批以中國曆史為線索創作的小說《天平之甍》《樓蘭》《蒼狼之爭》《孔子》等，均獲各種日本文學大獎。有評論家稱，在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像井上靖這樣大量取材中國曆史進行創作的作家，在世界文壇都是少見的。在這類藝術實踐中，作家寄予了對人生對曆史的獨特思考，對中國史傳文學的敘事模式亦有所秉承和借鑒。在涉及這種題材時嚴謹的治學態度亦深得史學家的稱道。井上靖不僅是日本當代影響極大的著名作家、評論家和詩人，還是日中文化交流史和中國古代史研究家，日中友好社會活動家，曾任日本藝術院委員，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長，日本近代文學館名譽館長，以及日本筆會會長等，1980年起擔任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達10年，並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博士稱號……但是，在這裏我要打住詳述文學的井上靖，我想說的是，越是了解井上靖的文學地位和文學成就，便越是不由自主想到他那張攝於1937年的照片。
我無意用那張1937年的照片來抵消一位日本著名作家不可替代的文學史地位，也並不僅僅因為那照片拍攝於我生活多年的城市石家莊，更使我有一種異樣的情緒。我想探究的是，井上靖先生在1977年初次見到敦煌時曾經感歎說“我與中國太相通了”！他濃厚的中國情結使他把中國曆史變成畢生的重要寫作資源。那麼他對1937年自己的那段中國經曆有過講述和記錄嗎？如果有，是以何種方式，又在哪裏呢？我盡自己所能開始查閱資料，發現就我的目力所及，井上靖鮮有——或者從未有文字公開表述過1937年自己的那段經曆。在他逝世後有關他的簡曆寫至1930年代中期時也很簡單：1936年3月畢業於京都大學哲學科。8月，就職大阪每日新聞社編輯局學藝部《星期天每日》課。1937年8月，作為“中日戰爭”後備兵入伍。9月，編入名古屋第三師團野炮兵第三連隊輜重兵中隊，開往中國北部。11月，因腳氣(軟腳病)入石家莊野戰醫院治療。1938年1月，返回日本內地後退役。從簡曆推算，井上靖作為“日中戰爭後備兵”在中國的時間是四個月，且是因病退役。四個月時間，他在石家莊都做了些什麼呢？一個如此熱愛中國書寫中國的作家該不會真地對那段曆史采取虛無主義態度吧？我希望進一步了解，卻暫時一無所獲。
去年10月，我應邀在東京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時間雖短，但內容豐富：演講，論壇，和我所欽佩的日本電影導演討論小說和電影，和普通市民聽眾對話，喜慶的酒會，歡宴。這是我第三次訪問日本，與新朋老友的見麵令人愉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現任會長先生，理事長黑井千次先生，專務理事佐藤純子女士，常任理事橫川健先生和木村女士……他們是半個世紀風雨中既艱難又美好的日中友誼的推動者和見證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兩國間的民間文化大使，我定期收閱的《日中文化交流》便是他們的會刊。和他們的見麵，使我又想到紀念冊上井上靖那張舊時的照片，而井上靖是日中文交會曾經的會長。於是，在一個晚上和文交會幾位老朋友聚會時，借著溫熱的清酒，我向坐在餐桌對麵的佐藤純子女士提起了那張照片。我的這個提及讓一直開朗地笑著的佐藤女士立刻嚴肅起來，素有“豪飲”之稱的她還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她直視著我的眼睛，目光裏沒有躲閃，使我預感到，她是那照片背後的故事的“知情人”。果然她對我說：“謝謝你提起這個話題。即使你不問，我也想尋找一個合適的時間告訴你的。特別還因為石家莊是你生活的城市。”
我由此知道了1937年井上靖的確在石家莊住過四個月。
據佐藤女士講，1936年井上靖在日本被征兵入伍後，於1937年秋作為二等兵到達石家莊，在石家莊度過了不愉快的冬天。因為日本軍隊裏的二等兵大多文化不高，所以被視為低等，標誌之一就是可以遭受長官隨意訓斥並挨打。二等兵井上靖就經常遭長官訓斥。這並非因為他文化不高——他在入伍前已經發表了戲劇劇本。他不受賞識是因為他動作的遲緩和精神的散漫。比如行軍時常常掉隊，又比如有一次他弄丟了槍上的刺刀。日本士兵被告之刺刀是天皇所贈，是不可以丟的，井上靖為此可能挨過打。很快他便患病——腳氣病吧(但佐藤女士說是受傷)，接著被送入日軍在石家莊的野戰預備醫院治療。那張照片應該就是在住院期間所拍。從作為背景的井上靖身後那麵臨時拚湊的高牆上看，這醫院本身也是臨時拚湊的。石家莊的醫院沒有治好井上靖的腳氣，他又被轉往天津的日本陸軍醫院。在天津的醫院裏，井上靖逐漸受人歡迎。因為他經常替周圍的傷員寫家信，並且在一次收聽日本電台的廣播中，意外地聽到由他的作品改編的電影《明治之月》主題歌。這使他激動不已，可以猜測文學又一次固執地召喚了他，而他真地在不久之後就回到日本退役，此後終其一生從事寫作。
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講，井上靖可能是幸運的。假如我們設想1937年的井上靖是被迫入伍，他本人對那場侵略戰爭是消極的躲避態度，那麼並不是每一個持這種態度的日本軍人都能夠從戰場順利逃脫。我曾經在上海檔案館讀到過當年《申報》上的一則新聞：某日軍士兵因厭惡在華作戰，在中國北方某鎮上的一口井邊，當眾脫光身上的軍裝，連同槍和子彈全部扔進井中，然後裸體著揚長而去，立刻被他的長官當場擊斃在街上。我於是又和佐藤女士展開探討。我說，從井上靖先生的履曆看，他父親是一名少將銜的軍醫，井上靖的因病退役是否有父子間的默契並且靠了父親的暗中活動呢？
佐藤女士婉轉地否認了我的揣測，她說井上靖的父親1931年已經退役。
當我問及佐藤女士她掌握的這些史實的來源時，佐藤女士說，是井上靖在世時講給她和幾個友人的。
那麼他通常在什麼情形下會講起這些呢？
喝酒喝多的時候。佐藤女士告訴我。井上靖也是善飲之士吧，晚年的時候他經常會喝多酒，每逢喝多，他就會講起1937年石家莊的那四個月。佐藤女士回憶說，有一次他講到離開石家莊轉往天津陸軍醫院時，他獨自對著石家莊方向敬了一個禮說：“石家莊人民，我對不起你們！”講到這裏佐藤女士突然哭了，她模仿井上靖敬禮的姿勢，抬起右手放在額邊也對著我敬個禮說：“當時他就是這樣對中國的石家莊說對不起的。”
我無言以對，隻是感受著佐藤女士那一瞬間代表著井上靖傳遞出的深遠的愧疚，感受著佐藤女士的這個敬禮其實已遠不是模仿，這裏也有她本人心中的誠意。這時我想起井上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中國頻繁的訪問，他又去過石家莊嗎？我詢問日本友人，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佐藤女士告訴我，井上靖1937年之後從來沒有再去過石家莊。記得80年代有一次她陪同井上靖在中國旅行，飛機臨時降落在石家莊機場，她問他說您不想出去看看這個城市嗎？井上靖搖頭說“不”，他堅持不出機場。這件事留給佐藤深刻印象。
1937年石家莊的四個月，井上靖究竟還做了什麼呢？他必須看見他從不願看見的吧，他必須相信他從不敢相信的吧，或者，他也做過他最不願意做的……關於這些，他沒有向包括佐藤女士在內的友人講述，佐藤女士也向我證實了，井上靖的確沒有關於這段經曆的公開的文字。在井上靖的晚年，幾位朋友隻是不斷聽井上靖說，他有一個筆記本，記錄了當時的一切。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深知筆記本對於有些作家的重要。即使在網絡時代的今天，作家的紙質筆記本仍然有著某種古老而確鑿的物質價值，更有著孕含作家體溫的可以觸摸的精神線索。而井上靖那特殊的四個月經曆使他的筆記本在我看來顯得尤為重要。那麼，它在哪兒呢？
佐藤女士告訴我，井上靖反複講過的那個筆記本據說在他家人手中。但當他逝世後，文交會的友人詢問那個筆記本的去向時，家人說已經找不到了。
在去年秋天和日本友人那晚的聚會上，我曾經提議文交會的朋友們設法再與井上靖先生的親屬聯係，尋找他的那個筆記本，這原本也是佐藤女士他們的願望。
今年適逢日中文化交流年，三月，佐藤女士一行訪問北京時我們再次相遇。她主動向我提起井上靖的筆記本，遺憾的是，它確實不見了。
這個結果的確叫人遺憾，可這個結果，又仿佛是我早巳料到的。我隻是感歎，一位能夠走火入魔地研究中國曆史，並有能力以此為出發點揮灑才情，展開宏大敘事的文學大家，卻最終無法麵對自己那幾個月的中國經曆。而當我們不斷猜想著井上靖那失蹤的筆記本時，井上靖不也一直在猜想著世人嗎，猜想當筆記本公開後世人將對他如何評價。相比之下，也許井上靖心靈的鐐銬更加沉重。這是一個作家良知的尷尬，也是一個人永世的道德掙紮。由此我甚至可以開始新的揣測：那個筆記本，它當真存在過嗎？也許作為一個作家的井上靖，隻是假想著它應該存在吧；而作為當年日軍一名輜重兵團的二等兵，它實在又“不便”存在。井上靖在晚年不斷向友人的講述，似乎也印證了這兩者間激烈的衝突。我嚐試著把他的講述理解成避免靈魂爆炸的一種小心而又痛苦的釋放。
在春意盎然的北京，我望著又一次相逢的佐藤女士和木村女士，望著總是溫和微笑的橫川健先生，他們是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元老級”人物，當他們還是青年和少女的時候就決定把一生奉獻給推動日中友好的事業。如今他們已經進入“日曆年齡”中的老年，但他們典雅、莊重的衣飾，樂觀爽朗的談吐，一絲不苟的敬業態度，和對中國始終不渝的愛，總是令我肅然起敬。也因為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在麵對曆史時勇敢和正義的作為，才使他們能夠在井上靖的文學紀念冊上刊印出他那張舊時的照片。我想，長眠地下的井上靖有知，也許會稍感靈魂的解脫。畢竟，他的友人們在他多年的口述中窺見了他的情感深處，最終代他公開了他始終猶豫著怯懦著無力公開的一段曆史形象。
我不打算再去追問井上靖的筆記本，眼前隻閃現著年輕的、眼睛浮腫的井上靖七十年前麵對石家莊這座城市的那個歉疚的敬禮。我更願意相信，井上靖本人也已經用一生的時光，反省那幾乎是永遠無法告之於人的四個月，並且用他的文學他的影響力呼籲和實踐著日本中國世代友好，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200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