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扛了一個月，沒扛住。想想當年“文革”前的大學生才被分派的中學教書，自己讀的是中專，等而下之，抱怨何益？於是訕訕地又去報到，小學校長笑嘻嘻地：念你年輕，不給你記過處分。於是傅安當了老師，不僅教三年級學生法語，同時還兼任高年級體育課和政治課老師。心高啊，怎麼也想不到在這麼一所小學當老師，自覺大材小用，跳河的心都有了。沒想到，到了年底迎來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於是考上大學，又學了四年法語。畢業以後自然是當翻譯，被分配在一家建築工程公司，還在非洲待了兩年，可還是心高得不行，覺得當翻譯屈才，特別是有一天聽一個法國朋友說了一句，翻譯就是重複別人的傻話。實心眼的傅安以為醍醐灌頂，堅決辭了翻譯的工作，找了一份貿易公司的差事。可惜傅安從心眼裏鄙視經商，又繞不過經濟浪潮，於是總感到蹭蹬蹉跎，不如人意。現在有人舊話重提：當翻譯，傅安覺得這哥們兒簡直欠揍！
無奈，人家說的都是實話。傅安這個代表位置也確實坐不長了。
但是，傅安在建築設計的行業裏多少還認識幾個人。於是就有了一個年輕的法國設計師的出現。這個人叫肖飛，是從他的法文姓名裏各取頭一個音拚成的。不知哪個愛占嘴上便宜的人還把他叫阿飛，說是廣東叫法，聽著親切。肖飛不明就裏，人家叫他什麼都答應。他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認識了同鄉馬克，馬克正打算在市區買個小院，兩個人一拍即合，由肖飛牽頭買院子，買下來以後，馬克就把改建的設計和施工監理的活兒交給了他。
肖飛在法國就是學建築設計的，99年陰差陽錯拿了個公費研究課題跑到河北懷來一個明代邊關小村做中國農村管理的研究，相當於人類學的碩士研究課題。因為他在法國上大學的時候曾經突發奇想跟了幾天中文課，號稱懂中文，學校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就讓他來了。從到中國的頭一天他就坐著拖拉機到了懷來的小村，一住兩年，還認了房東大嬸作了幹媽，和村民混得親如一家。他的中文都是跟村民連比帶劃胡亂學的，畢竟比不得正規學堂，所以到現在還是馬馬虎虎，說不了一句囫圇話。課題做完了，他仍然留在中國，又在清華學了一陣中國古代建築設計，後來又在一些建築研究機構做些工作。這個時候中外建築學界交流漸多，那些研究院樂得有個洋麵孔來提升國際化形象。這樣他也有機會和一些古建施工隊建立了聯係。待到馬克買了小院，他就算找到了用武之地。按照北京市規劃局的規定，古建保護區範圍內的舊宅改建或翻建必須按古建樣式建造。按說中國的老式民房根本用不著設計師，古建隊的大木匠用根大木杖杆比劃比劃就能建。但是大木匠不會畫圖，沒法報建，這下肖飛就學有所用了。一個法國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學會了設計中國古建，這是什麼概念？馬克不用他用誰？
事有湊巧，二十多年前，傅安在大學學法文的時候結識了一位在清華大學研究北京舊城規劃的法國留學生，還幫他翻譯了不少五六十年代清華的教授研究古建和古城規劃的文獻資料。說是幫忙也有點兒勉強，傅安又何嚐不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學習法語呢？而且，他也因此和建築結緣，甚至他的畢業論文的選題和內容都與城市建設有關。二十年後，這位留學生成了法國建築界研究中國古建的專家，也是肖飛的前輩和師長，因此，傅安和肖飛結識雖是偶然，但也幾乎是必然的。
傅安樂於助人，可以說是有國際聲譽的，肖飛也同樣有求於他。其中一部分就是翻譯文獻資料和建築圖紙。傅安把這些事都當作幫閑的一部分，樂此不疲。這大概也部分滿足了他的所謂個人價值實現。
幫閑的特點是湊熱鬧，傅安覺得對自己而言這兩個字應該倒置，就是閑幫，不得閑如何幫得他人？當北京興起私人購買四合院的時候，傅安恰好得閑，也因此身陷其中。
佛說：事有因果。
2005年的春天，傅安的那位法國建築師朋友突然給他發了一個郵件，請他幫個忙，有個法國專門從事特色旅遊的公司，想在北京買一處院落改建成一個特色酒店，就是那種麵積不大，但是具有本地傳統人文特色的高檔酒店。為此，傅安幾乎跑遍了北京舊城的每一個角落，做了一番詳細的調查，也因此幾乎成了這方麵的專家。
法國人敢打這個主意，肇因出自200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項鼓勵企事業單位、海外人士和個人購買四合院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出台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把四合院的價格推高了數倍。但是多數人並不清楚這項政策出台的背景。
大多數北京的四合院到二十世紀末已經不堪時間的重負，破敗不堪，到了無法保護的地步。原因非常簡單，大部分四合院或是傳統居民院的居民都不是房主，而是租住戶，而且是幾代租住，隨著世代繁衍，住房不足，私搭亂建成風，導致用於租賃的老式院落無一例外地形成大雜院的格局。當時，公租房的改造和維修都依賴房管所的投入，而房管所靠收取極其低廉的租金根本就無法承擔如此重負。每年雨季，僅用於堵漏的資金就讓房管所捉襟見肘，而作為租住戶，房子不是自己的，當然不會掏錢維修，更提不上翻建改造，即使有部分私房，也由於房主的經濟能力不逮而年久失修。就這樣惡性循環，形成北京大多數四合院都破敗不堪的局麵。
當然，此處還有一個特別的房屋產權概念叫“經租房”，是經營租賃房的簡稱。經租房也正是中國房屋產權自1949年以後從私有變公有的曆史成因之一。
經租房的形成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葉。人民政府成立以後，定都北京，所有中央政府部門全部設在京城。加之當時是以建設工業化城市為發展目標，大量引進各地技術人才，導致北京人口的機械性暴漲，住房就成為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按照當時的政策，政府並不一概沒收私產，而是要求房產主在保留夠用的自住房後將空餘房產一律交由政府經營租賃，其管理主體就是房管所。經過各種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絕大部分私有房產主都主動交出房產，由房管所統一出租管理。及至文化大革命，一些房主懾於運動壓力隱匿或銷毀房契，甚至幹脆放棄房屋所有權的也不鮮見。所以，從曆史和法律的角度講，新中國建立後至改革開放前期的三十多年的時間裏房產公有化並沒有明確的政府律令，甚至連城市土地國有化都是在1982年才通過修憲形式規定的。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北京的四合院的維護和管理才出現權屬複雜多樣的情形，也直接影響到舊城的保護。
按照國際標準認定的古代名城必須保有一定數量的古舊民宅和古代城市肌理。北京古城所麵臨的正是無力保護古舊民宅，舊城的風貌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失去其應有的麵貌的局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市政府才開始借鑒諸如法國巴黎和意大利羅馬和威尼斯等世界名城的做法，讓有錢人出錢買下舊宅，借助民間資本並根據政府部門對古舊建築保護的相關規定對古舊建築進行改造和修繕，從而保住舊城的樣貌。事實上，此舉也屬情非得已。
傅安對這一切並不陌生，畢竟從二十多年前他就開始接觸到西方學者對北京古城保護提出的各種主張。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由房管所經管的房屋中並不是全部都歸在公有房產的名下，畢竟當初的做法是將私產交由政府行政部門代管。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政府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甚至出台物權法保護私有財產。如此一來，一些由房管所經營租賃的房產的處置主張權回到了原有產權人的手裏，隻要原來的房主有相應的財產證明，如房契，或房產買賣交割的合同，他們甚至有權索要原本屬於他們的房產，而房管局還必須負責辦理全部租住戶的騰退事務。
北京城區成片的房屋就麵臨這種犬牙交錯，公私產權交織難於界定的局麵。
傅安好奇心重，有那麼一點學究的呆氣，碰到感興趣的事兒喜歡探究就裏。古城保護是個大課題，法國在這方麵又有經驗，於是他自己買了些法國關於古城和文化遺跡保護的史料來看，特別是二戰以後法國在曆史建築保護方麵的立法和實踐等方麵的內容他尤為上心，巴黎城市發展的曆史沿革、馬爾羅法等等，都是他喜歡掛在嘴邊上的東西。作為一個真正的局外人，誰也搞不清他為什麼會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其實，他自己也說不清。
按他自己的話說：傅安是個興趣多多，一無所長的人。
那家法國旅行社並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由於行事謹慎，決策時間過長，等到他們想認真和他們相中的房產業主談價時，價格已經飛漲到他們無法承受的地步。
故事終於回到馬克遭遇的官司上了。他買的小院在鼓樓東側不足三百米的地方。小院從南北兩側夾在兩條小巷中，東西兩側是大小規製相近的兩個院落。區別在於相鄰的兩個院各有五到六戶居民，房產都是房管局名下的。隻有夾在中間的這個占地兩百多平方米的院子是一個私家小院。馬克的小院東邊有三戶直接的鄰居，西邊也有三戶直接的鄰居。所說的直接，就是馬克的南北房都在東西兩側建有高矮形製類同的相鄰的房屋。北京人把這種房子叫作通脊房。馬克的院子算不上四合院，由於占地麵積小，都沒有東西廂房，形不成四合之勢，所以隻能算二合院。按照順時針方向，從東側院由北向南，馬克的緊鄰分別是索家老九，人稱九哥；李家老三，人稱三哥；李家老二，人稱二哥。再從西側院由南向北，分別是文家、劉家和晉家。從他的小院西望，鍾鼓樓赫然在目，這是馬克最中意此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