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說，在這首詩中仍貫穿著茨維塔耶娃作為一個詩人的命運。詩人當然愛大地、愛生命（“泥土的春天返回／穩穩的，猶如／女人的乳房……”），但她同時更要求她的詩“服務於更高的力量”，為此她甚至不惜一切。這就是這首詩為什麼依然會產生一種真實感人的情感力量。
讓人驚歎的，當然還有詩人在寫這首詩時所體現的非凡的藝術勇氣，她一意孤行，完全拋開了讀者（“沒有人會喜歡它！”一次她對朋友說），而她這樣做，正如她讚揚的帕斯捷爾納克，不僅帶來了新形式“也帶來了新的實質，由此必然導致出一種新形式”。她以決絕的勇氣擺脫“地球引力”，正是為了刷新她的語言和詩歌感受，為了讓“鴿子胸脯的雷聲／從這裏開始……”
阿赫瑪托娃也看到了這一點，雖然她有所保留：“瑪麗娜撤回到一種超理性的語言。看看她的《空氣之詩》就知道。”（60年代的日記）
怎樣來評價？我隻能說，天才之詩！而且這和早期未來派先鋒派詩人們的語言實驗也不是一回事，因為她在刷新語言的同時刷新了我們的感知（“灰發，像透過祖先的／漁網，或祖母的銀發／看見的——稀少……”），因為她這樣做至今仍有著它的藝術意義。與其說她“撤回到一種超理性的語言”，不如說她是為了把俄爾浦斯、赫爾墨斯的歌聲和琴聲的神奇力量重新帶回到語言中，那才是她追求的一瞬：“血的器皿跳動。沒有敲門聲／而地板飄浮，／艙門跳落入我的手中！”
這就是為什麼詩人自己會特別看重這首詩。她也完全知道它會給俄國語言和詩帶來什麼。1939年回國後，在見阿赫瑪托娃時，她曾特意複印了一份這首詩。1941年8月29日，即她自殺前的兩天，她在朋友家朗誦的兩首詩之一即是這首詩。隻不過長久以來，可能並沒有多少人能充分意識到這首詩的偉大意義。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應感謝布羅茨基對茨維塔耶娃所做的曆史評價和辯護。雖然布羅茨基一直被視為“阿赫瑪托娃圈子裏的詩人”，但他不僅坦誠地講述了茨維塔耶娃的詩對他作為一個詩人的重要影響（比如他說當他第一次讀到茨維塔耶娃的《山之詩》時，“覺得喀嚓一聲，萬物頓然不一樣了。”）並懷著崇敬的心情，以一篇在英文中長達74頁的長文《對一首詩的注腳》，對《新年問候》進行了深入具體、充滿洞見的闡述和解讀。他不僅高度評價了茨維塔耶娃一生的創作，也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茨維塔耶娃後期的創作其實已遠遠超越了俄國抒情詩的傳統。的確，在他看來，茨維塔耶娃不僅在俄羅斯，在整個世界，都應屬一位“首席（premier）詩人”。
因此，我的翻譯也隻能是“作為一種敬禮”。我多次說過，我並非一個職業翻譯家，我的翻譯首先出自愛，出自一種生命的辨認。如果說有時我在透徹理解的前提下冒膽在漢語中“替她寫詩”，也是為了表達我的忠實和愛。我不敢說我就得到了“冥冥中的授權”，但我仍這樣做了，因為這是一種愛的燃燒。就在我翻譯的初期，我曾寫下一首《獻給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一張書桌》，但現在，在譯出《新年問候》《空氣之詩》這樣的偉大詩篇之後，我知道它的分量已遠遠不夠了。我們隻能用詩人自己獻給裏爾克的詩句來獻給她自己：
這片大地，現在已是一顆朝向你的
星……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