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曾主編了本《中華中醫全典》大詞典，由中國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全國發行。那是在我編了《簡明花木詞典》之後嚐到了甜頭，完全是為了賺錢。真正對於中醫的熱愛崇拜是近10年的事。我現在年近六旬，白酒能喝一斤，米飯每頓能吃三碗，全得益於平時利用中醫進行自我調理保養之故。比如連續喝酒，小便衝出白泡泡，熱重，立即熬些車前草水喝之，立馬見效；大便不成形，腸胃傷了，喝粥三日，戒辛辣酒類，即時就好。
中華中醫，博大精深，既是國粹，當宏揚之。我有三拙見：一是衛生部長選超重量級中醫大師擔任；二是改中醫為國醫，設立“國醫院”，薈萃全國中醫大師，給予極高禮遇和待遇；三是各省市衛生廳局長由當地頂尖中醫人物擔當，保留現在的中醫研究所改為中醫研究院，每年下指標、任務，完不成走人。想想連一個熬製中藥並裝袋的設備都是韓國人發明的，我國那麼多的研究所、那麼多的研究人員都是幹什麼吃的！各地中醫院執業的中醫必須要有真才實學。現在濫竽充數者太多，有的脈都不會把，隻會問病開藥，居然堂而皇之把自個的大照片掛在“專家”欄裏。古話說，“醫者仁心”“懸壺濟世”，一個醫者惡心到連臉都不要了，可見這個醫院、這個係統、這個世道荒唐到了什麼程度！
說話
人有一嘴，除吃喝唱出氣外，便是說話。
人的一生，從牙牙學語到臨終交代後事，要說多少話，說多少真話、假話、套話、大話、空話、奉承話、違心話，等等，根本沒人統計，但有一點，真話說得肯定不多。當然要分人群、階層，比如兒童和純粹的農民、工人真話說得就多一些，而黨政機關、各級公務人員則假話肯定要說得多些。
說真話難。在中國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人情等因素製約。拿人情因素來說，魯迅曾舉一例，某子滿月，賀者有的說，這小孩是個福相，長大肯定當官發財；有的說這小孩是個才相，長大必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均被請入上座。唯一人說，這小孩今後要死，被主人亂捧打出。其實前者是恭維話，不一定能實現；後者是真話，絕對沒錯，但結果卻大不相同。中國是個講政治的國家，“文山會海”創全球之最，從中央到村鎮，層層傳達，再層層彙報，有多少是真話？何以如此？因為沒人願意聽真話！儲安平、梁漱溟和大批的“右派”皆因受到鼓惑“大鳴大放大字報”而倒了大黴，張賢亮就是因為幾句說真話的詩坐了20年的牢。現實生活中，說的是“解放思想”，行的卻是啥事都要講政治；說的是“實事求是”，行的是隱瞞真相。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隻是跟著裝糊塗。
禍從口出。馮夢龍的“三言二拍”中載詩雲：“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這是警示為人處世的。我有一晚輩住重慶巴南魚洞，育有一兒一女，兒6歲，女3歲，長得非常可愛。兩口子在外掙錢，小孩交給丈母娘帶。今年初的一個清晨，鄰居家的婆婆持刀將晚輩的兒子砍死，女兒砍成重傷。所為何事？原因是他丈母娘與鄰居婆婆不和，經常惡語相向，而鄰居婆婆之女恰恰大齡不育，每每說到痛處，實在氣不過，才鋌而走險。俗說話“人怕傷心，樹怕剝皮”“良言一席三冬暖，惡語傷人十年寒”。每個人都有短處羞處痛處，專拿這些來說事，別人心裏自然難受難堪。
我在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政治部宣傳處工作時，曾親見一事：有天在辦公室與幹部處長幾位鄉友聊天，剛從北大分來待安排的李某，忽然拿著一張《中國青年報》走進來，指著上麵的一幅漫畫，滿臉譏笑，幸災樂禍地叫大家快看。原來漫畫是譏諷“五大生”的，上麵猥瑣之人拿著一份報告：“廠長，我函大畢業了，請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幹部處長看後臉色鐵青，一言不發走了。不久李某被分到學員隊食堂當管理員鍛煉去了，沒有被分去原定的政教室。原來幹部處長就是函大畢業的。說來李某隻是無心之失，多少有點冤情，而那種專挑人短專揭人疤者實是可惡。我中年謝頂，過去很怕人家說“人走的田埂不長草，聰明的腦袋不長毛”“聰明絕頂”之類的話，現在倒無所謂了。俗話說：“送人玫瑰，手留餘香；送人荊棘，自先受傷。”做人要留“口德”！畢竟人嘴不是公廁，髒話、粗話、狠話於人於己、於環境、於社會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