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貨幣大和解
私營貨幣與市場製約
克勞德·德·盧比斯在1604年記敘了裏昂集市的曆史。這位退休的王室官員注意到了票據交易這種國際化體係在政治上具備的重大意義：商人階層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擺脫對主權貨幣的依賴。身為一名老到的政治家，盧比斯意識到，對國家貨幣的控製，是主權基礎中最根本的一個，也是最有利可圖的一個。他還認識到，由銀行業者創建並管理私營貨幣並不隻是一種經濟上的創新活動，而且有可能引發政治革命。現在，貨幣利益體現在不光獲得了奧裏斯姆強大論點的支持——要從公眾利益的概念以及貿易的需要出發，為貨幣政策製定原則；而且還有一套可以取代舊製度的選擇，以防統治者不予理睬。大型交易所已經發現了一種新辦法，可以製造一種國際性的貨幣，超越任何統治者的管轄範圍。此外，遍布各地的財務精英結合得非常緊密，而且打造信用網絡層級製度的方式又非常專業，以至於根本不需要用貴金屬來做付款的擔保。他們的錢是不可見的、無形的，僅依靠這個金字塔頂端的一小撮從事彙兌業務的銀行業者對彼此評估風險、償付到期款項以及限製信用發行的能力的信心。統治者根本無法理解這個敵人，就更談不上擊敗它了——這是一支真正的“影子”遊擊隊。現在到了貨幣利益體用威脅的方式支持自己觀點的時候了——如果統治者的管理方式不能符合這些人的利益，幹脆就放棄主權貨幣。形勢發生了大逆轉。
為了抗擊這個新敵人，統治者自然要做最後一搏。最有用的幫手當屬那些能在第一時間獲悉有關銀行業者秘密的人。自1551年起派駐在安特衛普（Antwerp）的英格蘭王室經紀人托馬斯·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就是這樣一個“棄暗投明”的人。格雷沙姆來自顯赫的商人家庭。在國王亨利八世分配修道院資產時，格雷沙姆的父親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受益人，並用這些財富做交易，當上了倫敦市市長。格雷沙姆本人也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成功的商人、金融專家以及值得信賴的政府經紀人”。1前兩個角色的經驗讓他成為了英國王室在低地國家的首席財務顧問。在此之前，也就是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的最後10年裏，英格蘭爆發了金融災難：在安特衛普交易的英鎊價格，從1544年的1英鎊兌26弗蘭德先令跌到了1551年的1英鎊兌13弗蘭德先令——在7年間貶值了50%。2由於英格蘭王室在安特衛普是個主要的債務人，這種程度的彙率大跌讓人難以接受：彙率下跌了多少，國王的實際債務負擔就加重了多少。此外，不能否認這個時候英國王室的外債有點多得過頭了，朝廷還是秉持老一套政府官員在麵對市場壓力時的傳統理念，認為真正應該對此負責的人是那些開展彙兌業務的銀行業者，這些人把英格蘭的信用評得很低的做法，在王室看來就是為了賺取不正當利潤所進行的詐騙。大臣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寫道，大多數犯下這種罪過的人正是那些神神秘秘的意大利人，他們“跑前跑後，同時為各國君王服務……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從我們的胡子上舔油。”3
1551年，英國王室陷入了絕望。不過格雷沙姆有個方案。在被任命為經紀人之後，格雷沙姆提出建立一支外彙平準基金，來共同對抗那些未經許可的貶值英鎊的行為。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申請每周在私下領取1 200英鎊到1 300英鎊。格雷沙姆表示，依靠這些彈藥，他就可以消除銀行業者的力量，阻止他們在不滿意英格蘭王室政策的時候拋售標準純銀。愛德華六世繼位時正年幼，而攝政王也被說服了，於是這項方案就被執行了起來。格雷沙姆的策略頗具先見之明——政府利用平準基金介入外彙市場，這種辦法在20世紀變成了標準的政策性工具。不幸的是，在麵對市場質疑的時候，這些計劃效果的局限性也很快被發現了。在方案實行僅僅兩個月後，英格蘭政府發覺格雷沙姆的幹預明顯無效，而且代價又太大，於是便取消了這項計劃。格雷沙姆並未氣餒，又拿出了新方案；不過這次的措施要保守得多。在安特衛普的英格蘭商人被勒令將自己的外彙儲備貸款給王室。王室向狡猾的彙兌銀行業者欠下的外幣債務將得到資金補充，而資金來源就是屬民們貸給他的銀幣。這種做法很機智，效果也很好——但其實是承認自己打了敗仗。彙兌銀行業者不會被自己創辦的遊戲打垮。對統治者來說，唯一能夠啟用的最後稻草就是他壓製屬民的權力。不過這隻會刺激後者加入反抗的隊伍。
平準基金（Stabilization Fund）一般是指由政府或央行建立的一種機製，避免大量收入的湧入幹擾本國經濟。建立該基金的首要動機是在主要商品的價格波動時，維持政府的收入處於穩定的水平。——譯者注
正如貨幣思想曆史中經常出現的那樣，理論總是落後於實踐。商人、政策製定者及銀行業者自己明白體製的變革是由下至上發生的；格雷沙姆甚至還就這個話題發表過一篇論文。不過，充分認識到銀行業對政治的普遍意義，還要等到差不多兩個多世紀以後。到那時，法國啟蒙運動的大熔爐將把之前割裂的經濟標準和政治思想熔鑄在一起。對18世紀中葉的法國來說，它具備了擔當這種催化角色的條件。從政治上說，這個國家依然是“舊製度”的堡壘——自歐洲大陸掀起憲政改革之風以來就堅持頑固守舊的封建國家。從金融上說，法國是西歐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但這個國家的學術水準世界一流。璀璨的文學造詣同僵化的政治體製以及金融手段之間形成的鮮明對比說明，隻有法國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才能率先完整地建立起貨幣、銀行業以及政治之間的聯係。
在那個時代最偉大憲政思想家的作品中，有一本書的分析最為精彩：作者就是夏爾·德·塞孔達。孟德斯鳩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他那本《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堪稱是法國啟蒙運動的最高成就——這本書熟練地將曆史、人類學與主張按照英格蘭模式建立憲政政府的政治分析結合在一起。孟德斯鳩特別關注了——也是特意褒獎了——商業對政治發展的推動作用，並對國際金融致以最高的認同。他寫道：“真難想象人們居然這麼晚才發現彙票。畢竟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有用的東西了。”4即便是在政治改革和貨幣發展落後於英格蘭一個世紀的法國，外幣兌換可以向國王的政策施加影響這種學說的出現，意味著雖然會有絕對的君主權力，但這種權力在實際中是被嚴重限製了的。不像古代和中世紀那樣，統治者濫用貨幣的情況“不會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君王自己可能糊塗，但他愚弄不了別人。通過外幣兌換，銀行業者可以比較全世界各式各樣的貨幣，評估它們真正的價值……這些人消滅了君主最大也是最專製的行為——或者說至少也是消除了這類行為的影響。”5
現在，格雷沙姆在實踐中曾經遭遇的窘境，可以被透徹地理解了，也可以用理論來做透徹地解釋了。統治者不負責任濫用自己貨幣的特權已經導致了銀行業的再次出現，以及票據交易這個偉大製度的發明。因此，現在輪到君主必須隨著貨幣利益體的拍子來跳舞了，情況整個顛倒了。突然間，虛幻的銀行業運作方式不再惹人懷疑了，反而變成了憲政政府進軍的秘密武器。孟德斯鳩寫道：“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要把這項發明歸功於……統治者的貪欲。不知是靠什麼辦法，這項發明將商業從統治者的控製中解放了出來。”6更準確地說，統治者已經在不經意間綁住了自己的雙手，發現自己不得不永久地改變管理貨幣的辦法，照顧奧裏斯姆代表的那個階層的利益。由於迫使貨幣利益體成功地發動了叛亂，“君主們不得不用更高的智慧來治理國家，而不能單單遵循他們個人的意願……（現在）隻有好的政府才能（給君王）帶來繁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