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賈宏圖先生來電話，他的聲音帶來北方的風。我建議他把幾年前出版的兩大本《我們的故事》重新精選成一本，既可以節省閱讀的時間成本，又能低價麵世，讓廣大讀者特別是老知青們方便分享。我說，趁著現在精力還行，再為老知青做點事多好。
好！宏圖先生一口答應。沒過多久，我便收到了他的精選稿，他從《我們的故事》中精選了50篇，又做了一些補充。《我們的故事》兩本書700多頁，120多個知青人物故事。宏圖收集釆寫的這些知青故事，是他數十年的心血，退休之後終於有時間成書，便一氣嗬成。那時侯，人們一窩蜂地為商人寫作時，宏圖先生卻不計名利執著於為巳經解甲歸田的老知青寫作。這些文字雖不是“披閱十載”、“字字看來皆是血”，卻是帶著他的體溫和心跳，是被作家梁曉聲稱為“第一等的情懷”之作。
在那個微雨的午後，我懷著一種期待閱讀，那些滾燙的文字，讓我又一次看見了他永不退休的激情與思考。我與宏圖先生三度合作，每次閱讀都喚起我“連自己也燒在裏麵”（魯迅語）的激情。《我們的故事》是我在2008年編輯出版的，那時候京津滬杭西安濟南等各大城市的媒體都有連載和報道。那一年《我們的故事》在上海美術館簽售，那裏正逢陳丹青、李斌、潘蘅生、劉孔喜等老知青們的畫展。那天，仿佛是“我們”的一次盛大聚會，從城市的四麵八方趕來的知青們，都巳是兩鬢蒼蒼，可是眼睛裏還存有一絲那個遠逝年代的光輝。知青們圍著宏圖，簽售的隊伍一直排到二樓，有些老知青還拉著宏圖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我感到“我們的故事”還要講下去。
果然，時隔一年，我們又出版了《我們的故事》續集。
這些年，我一直關注知青問題，我編輯了一些知青作家的書。每讀這些文字，常常熱淚奔湧，我看到了千百萬知青人還在，心未死，中國知青巳經成為當今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我們把這本新作定名《青春1968》，因為1968巳經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代名詞。那一年2000萬知青奔赴農村，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事件。政府為了甩掉失業的大包袱，將這些本該讀書深造的年輕人推到農村，那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持續到1977年。“文革”十年，整個中國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了高中。有人說，2000萬知青成為“文革”的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的廢品。這是個人的不幸，也是國家的災難。
賈宏圖就是1968年的知青，他下鄉到黑龍江省建設兵團。在下鄉前後，他和知青們一樣接觸到現實，親眼看見了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更被徹底坐壓，眼看著青春、理想、人生抱負都付諸東流，知青們漸漸覺醒。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督促中央“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中央“工作重心的轉移”。所以，知識青年又成了結束文革的主力軍，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先遣部隊。
所以，不說1968，就說不清楚新中國曆史，甚至說不清楚中國的改革開放。
宏圖先生是最早開始反思包括自己在內的這一代知青命運的作家之一，他似乎通過寫作探尋著自己的精神血緣。他在對一個個知青案例的釆訪、寫作中“反思和審視自己”，他非常坦蕩地解剖自己一“由於當年的愚昧無知、狂妄自大、膽怯懦弱、自私和利己，使自己和別人的命運雪上加霜。也許上帝都會原諒我們在那個特殊時代的錯誤，但我們還是應該毫不回避地記錄下來，那可能是我們的後代最為珍貴的人生寶鑒。”宏圖的反思，說出的是一代知青這輩子要說的心裏話。
有一個知青叫金學和，他能詩文善歌舞愛助人，還在窗台上試驗早熟的小麥品種，他是知青們的精神領袖。在一次搬運木頭時，他為救戰友被原木砸死，省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但那是“一次人為的事件”，宏圖自此開始反思：“他的死是否值得。”
那個年代，中國的教育就是“革命”、“鬥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號召人們奉獻、犧牲。所以，當公社號召去大江裏撈木頭，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大隊的羊群落水了，又有天津女知青張勇為救羊而犧牲。木頭、羊群和人，孰輕孰重，在今天連幼兒園的孩子都知道，而在那個年代，人們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