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博大精深的“書”
八十年代初，山曼先生以膠東文學副主編的身份來福山，約我寫一篇“王懿榮故裏”的稿子，因他主持的刊物又新開了一個欄目：叫《半島海天錄》。他告訴我，王懿榮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者，是首先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沒想到，這篇文章竟是我從事王懿榮事業和研究的起點。在這裏，我有今天的成績，應該首先感謝他。
之後，我開始了認真調查，到處查閱資料，我和張允德君首次晉京，查找了許多資料和聯係了好多專家、學者，概基於此。打那以後，我寫稿，他發稿或退稿，我們很快就成了忘年交。
他大我10幾歲，但和我交談總是平等的，對事情看法往往是坦誠直率的。我對這個曾在地方上幹過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上，總也找不出官的影子來。他原本可以走另一條道路；宣傳部長——副書記——縣長——再往上的仕途，然而，他卻寫文章、寫文章、還是寫文章。我想組織上安排他到《膠東文學》去主持編刊物，大概與他在《人民日報》寫大塊頭的文章“下丁家人”不無關係吧。
1985年，山曼調到煙台師範學院，先後任中文係主任、文科學報副主編、主編。講授《中國民間文學》、《中國民俗學》等課程。在這期間被山東省民俗學會選為常務理事、副會長，並拉我入夥。我們開會時，往往同居一室，來找他研討民俗課題的，想發表論文評職稱的，還有出書找他寫序的人特別多。往往這個會期裏，他是一個最大的忙人。他在民俗研究，特別是田野采風（亦稱作業），堪稱當代中國民俗界第一人，開創了民俗資料研究，和田野作業結合新領域的先驅者。然而人們殊不知，他發表的300餘篇散文，都被近幾年民俗研究成果所湮沒。
山曼應是膠東地區的散文家，也是開創民俗散文的代表。他嗜書如命，曾在書櫃寫道：“借書如借命”，每搬一次家，首先發愁的是搬書，但也總有新的收獲，比如說，他打電話告訴我，有一本重要資料，在這次搬家整理時，可找到了。除了他學識淵博，我真正佩服的是他的采風，年已花甲的他，已經沿著黃河走了幾遭了。去年春天，他從黃河下遊采風回來，人也瘦了一圈，臉也黑了一層，他告訴我，走黃河入海口時，在那茫茫黃土上根本沒有固定的路和交通工具，他坐著一輛拉水的拖拉機，顛簸了幾個小時，腚片都磨出了血，褲子都洗不出來了。這種嚴謹治學和研究精神，在當今中國文壇上，說出來，也許那是四五十年代的往事了。
還有他和牟國慶應《煙台日報》之約，從白洋河（清陽河）發源棲霞沿河行走，采風。當到了福山境內，就打電話給我，我在棲霞和福山的分界處高疃鎮迎接了他們。然後，我們順著福山河段向下遊入海口處走著。當走了二十多裏時，我已經支持不住了。先是口渴得很，後是肚子餓得咕咕叫，頭上直冒虛汗。可他仍舊背著一個褪了色的大書包，甩著大步走著，一邊記著，邊看路上的植物，他還能叫上學名、俗名，及它的用途，或是藥草，或是毒的植物。我真算服了。
山曼對生活的觀察有著強有力的穿透力，對事情描寫和感受力都是見水又深深地掘了一鍁，餘味無窮。看起來他幹什麼都漫不經心，其實都玩得老道。無論做什麼都不停留在表皮上，而是一個係列一個係列的。他帶動我們周圍一群“衛星”，都效仿他玩起收藏寓研究一體的一大幫子人來。他的兒童玩具已經在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受到讚譽。可以說毫不誇大的就是一本《中國古今兒童玩具史》。
他的剪紙也可以辦一個小型博物館了。還有他的碗的收藏，寫一本《中國民間瓷器》應是手到擒來。他的每一行每一動都給我們搞專業研究的提示了一條條嶄新的路。
目前，省內許多民俗博物館，都紛紛邀請他去顧問指導一下。他總是調侃地說：找個時間，去火它一把。
最動人的是山曼先生喝酒，當酒有八九分時，大夥請他唱采風民謠，他騰地站起來，用濃濃的地方鄉音，就唱出了驚魂動魄的粗獷歌聲。拿他此時的形象和他筆下的兒童散文對照，他的“童心”是多麼令人喜愛的喲。
山曼為人直率，更不乏幽默。記得，他過五十歲後，頭發漸漸謝頂，所留的頭發也隻有後麵那一堵牆了。頭發少，他不願意到理發店去麻煩理發師了，多是他的老伴王老師用剪子齊一齊就算是理發了。也許有人覺得這種頭型是清末剪掉辮子在民國初常見的一種頭型。一次，學院某領導見了他的麵問，這種頭型是社會上所流行的教授頭嗎？山曼先生不急也不惱，慢悠悠地，象一個兒童似地反問道：“怎麼最近黨委開會了？研究討論了，教授應當留什麼樣的頭？。”弄得那領導哭笑不得，滿臉通紅地走了。
和山曼交往是知識的一次“充電”，和他談話更是把他豐富的閱曆和知識，無意間灌注給你。他往往漫不經心地說出一句什麼話，給你創作或者生活中一個警句和提示。他是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也許我的這篇小文委屈了他，沒辦法，誰叫他有我這麼個小朋友呢！
良師益友王常濱
我與王常濱相識在1976年一個創作學習班上。我們在冰寒雪地季節住在棲霞縣政府招待所，一個大房間，我和他鋪挨著鋪，因單人鋪窄再加上睡覺不老實，被子常常掉在地下，後來幹脆挨在一起，我們倆的床競變成了雙人床。他那時是組長，我把他當老大哥，彼此覺得很合得來，他成了我的良師益友。
後來，他從招遠文化館創作組調到了《膠東文學》，成為創刊的骨幹之一。不久，便幹到了副主編，我們一直要好，常常是我寄稿子，他發稿，或退稿寫信，一時來往甚熱。
我被調到文物部門。籌建王懿榮紀念館時，我們的來往濤聲依舊。有一年，我要去沂蒙山區的費縣開一個民俗研討會，我約他一同前往，他告訴我，他的大好時光，青春時期，在沂蒙山執教10年。在一個陰天悶熱的天氣，我們便乘煙台長途汽車去了沂蒙山區開會。在會議期間，我們一起參觀沂蒙山區，他說，如今沂蒙山變化真大。我就說，你在你的詩集《海藍色的情韻》說道，這裏“光盛產石頭沒有電燈的地方”，應該改作，盛產石頭，如今有了電燈。我們倆一起遊覽了嵯峨的蒙山，山東第二大山。我想起了常濱的散文詩集《唱給大山的情歌》，他把沂蒙山風撲麵而來給人無盡的遐想，揉進了他的若幹思索。當我登上了沂蒙山，再回味他的散文詩，更覺得有味。他和我一起登山，告訴了我，他在這的許多往事，我更是對他敬佩不已。
會議結束後，我倆都有一段戲劇性的遭遇，回想起來，令人忍俊不禁。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乘車返回時，老天已經下了一宿大雨。第二天，我們冒雨去了臨沂汽車站，當我們買好了汽車票，便去吃飯，吃罷飯，我倆看還有一小時左右才檢票，便去批發市場逛逛。第一件事理所當然的是買雨傘，批發市場自然是以批發為主，我們一人批發一把，把批發商弄得啼笑皆非，但看到我們淋得象落湯雞，也勉強批發給了我們。從偌大的批發市場轉了一圈，很快就上了車，當車駛出臨沂市幾十華裏，便在國道上堵了車。原來是在幾公裏的前方，出了汽車相撞的事故。開始車上的人還耐得住，後來，一些小車紛紛向路旁一個村子裏繞路通過。我們車大，司機怕陷到村路上去，不肯冒險。架不住車上的人指責和慫恿，這個駕駛員見前麵有一個大客車，也跟著載貨的車順利地向村路駛過，他也躍躍欲試地跟了上去。當車駛進村。裏的一個打麥場時，我們的車一下子就陷進了四周全是水的中央地帶。這時，司機開始埋怨乘客，乘客開始埋怨司機。埋怨也沒有用，隻有靠自己，司機開始求小型拖拉機幫忙，那小拖頭就象一隻小螞蚱，蹦了幾下便一聲不吭了。之後，又請來50馬力拖拉機，還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我素常性急，便和常濱道，看來要在這夜宿了，這四周是水，村子又小，如何在這過夜。於是我們倆悄悄離開了群體，在大道上堵了一個車，便直奔莒縣。到了莒縣車站，原想找一輛去濰坊或者去青島的車，繞道返回。誰知偏偏一個也沒有。無奈中，常濱看到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在車站接客，便上去攀談，誰知，來者竟是莒縣宣傳部長，見常濱大名，很是熱情，他說，他佩服常濱寫的詩如何如何的好，尤其是近期一批質量很高的散文，顯示著他寶刀未老的創作潛力。我們著急回家，他卻滔滔不絕，我看常濱也有同感。部長要邀請我們去莒縣賓館住下，第二天再走。常濱極力推辭，正在難舍難分之機，突然來了一輛臨沂——煙台的大客車，我像見到了救星，撲了上去。誰知，竟是我們那輛陷著的車。司機不肯要我上，我便拿出車票。這時，宣傳部長用威嚴的官腔，板著臉斥責司機，然後，把我和常濱送上了車。當落座時，我說，今天有驚無險，虧你的知名度，方才解救。他也笑著，真是富有戲劇性。當夜至第二天淩晨二點，我們才到了煙台。
以後，我倆在煙台開會，一提這件事，便哈哈大笑。他說，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懷疑群眾的力量能把車盡快弄出困境。我調侃地說，王主席（他任煙台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知名度頗高，在沂蒙山大顯神威。
我想一個人的知名度靠什麼，作家就是靠作品麼！提起常濱的散文詩，我確實很喜歡。正如宋協周所說，他就像靈巧的姑娘撲捉花蝴蝶，一撲一個準。”的確，常濱的藝術表現力是十分出色的，他那巧妙的比喻，出眾的意象，加上飄逸的聯想，構成了他特有的藝術境界，他的語言就像噴風吐珠，令人美不勝收了。他的散文詩哲理味兒十足，他哲理靈巧的思想的銀針，恰到好處的插在了藝術的穴位上，給人們無限的深思與遐想。
王懿榮的孫女
在天津老市區的東北隅，有一個普通的家庭，我第一次步入這個家庭時曾感到驚訝。這座舊式的樓房裏，光線陰暗，大大小小幾個書架充塞在客廳兼臥室的各個角落，除此之外便是幾件高高低低的舊式家俱。雖有一兩件家用電器赫然而立，但與整個灰舊的色調並不很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