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國會未開，憲法未頒布，人民焉肯不觀權利而認義務。若遽議增加擔負，人民必有藉口，故量出為入說，隻能行之於國會既開之後，不能行之於國會未開之前。還進一步分析內閣國會衝突，乃立憲國必經之階段，既無可解免，亦不必驚疑。要之磨礪既久，政府程度漸高，議員程度亦漸高，然後上下一心，交相讚助，而憲政根基，於以穩固……論者每謂內閣責任重大，總理程度難得其人，然今日議員有程度者，又幾人哉。蓋以程度論，上下同一不足，必須互相淬勵，程度有足之一日。嚐考東西各國曆史，內閣解散一次，總理退一次，其政象必進步一次。若慮及解散而內閣不速成，慮及功退而總理不受讓，則國之遠者大者，故不具論，即目前提前趕辦之規則，亦無從解決也。”其說服清廷立憲之誠，真可謂苦口婆心，溢於言表！因為清政府之所以承諾“預備立憲”，純屬騙局，也就當然聽不進立憲派及程德全們的竭職盡忠的勸告，及絞盡腦汁的研究成果的兌現。當然，革命黨人自始至終也沒受立憲派的幹擾和上清廷“預備立憲”的當，就在立憲派和程德全還在苦等朝廷采納新政的時候，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奏出了腐朽的清政府滅亡的喪鍾。照常理說，這回程德全應該清醒了，可是，曆史並沒有按照現代人們對程德全的殷切期望那樣演進。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舉義，程德全鎮靜如常，認為這是敦促朝廷落實立憲派主張的最佳機遇。遂請資政院議員雷奮（繼興）、江蘇諮議局議員楊廷棟（翼之），邀請張謇至蘇密商大計。其時張謇正乘火車離寧赴滬，雷、楊便前往無錫車站迎接，然後同往蘇州巡撫署與程德全聚商，決定向清廷進行最後忠告，前後又四上疏陳大計，其第三疏，由張謇代擬。當晚，他們就在錢萬裏橋堍的惟盈旅館起草奏疏（此即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獻《秋夜草疏圖卷》）。起初，由張謇親自撰擬，繼則張口授，雷、楊二人更番筆錄，直至深夜方完稿。次日清晨草稿清繕後送往撫署，程德全即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征求是否同意列名，後熱河都統溥頲、山東巡撫孫寶琦複電讚成列名。於是諸人以皇族溥頲領銜，於九月初一（10月22日）致電北京內閣。奏疏指出朝廷“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要求清廷“解免親貴內閣，欽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並請下詔罪己……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於天下更始”。應當說，這些要求清廷罷黜親貴內閣，另選賢能，提前宣布憲法等措施，在當時確是言他人所不敢言，也確使攝政王載灃及其他內閣大臣感到驚慌失措，但最終的結局是清廷將電稿留中不發。程德全傾注滿腔心血的奏疏，得到的不是褒獎，卻換來了清廷的申斥和降級處分。朝廷以程德全保奏幕友應德閎署藩司，被禦史陳善同參奏，被奉旨受降二級留用處分。至此，一場紛紛揚揚的“預備立憲”的鬧劇，在武昌起義的炮聲中，在立憲派和程德全的無可奈何的歎息聲中，落下了曆史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