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切利是一座小城，坐落於白金漢郡，恰好位於英國智力界的幾何中心，從倫敦出發的鐵路在這裏分成兩條，一條通往牛津，一條通往劍橋。在電影《模仿遊戲》中，圖靈與布萊切利格格不入，像當初在公學時那樣，他幾乎孤身奮戰。
圖靈對一切華而不實或官僚作風的東西都極其不耐煩。他受不了軍方的管理。他欣賞尼格爾·巴爾欣的小說《小後屋》。在那本書裏，軍方官員被稱為“貼著紅標簽的龍套型無腦職業”。他不能理解，領導為什麼拿著考勤表，讓他每天在固定的時間上班，工作到17點結束。而科學家們的一貫作風是從中午開始工作，然後一直工作到深夜，一直到把問題解決了為止，然後他們可能一整天都不會再過來。圖靈為辦公室申請了一桶啤酒，結果也被駁回了。
來布萊切利工作的國際象棋冠軍休·亞曆山大理解，在圖靈看來，權威要基於理性，評價你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比其他人更適合眼下的項目。“他不會處理非理性的問題，他很難相信，竟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依據理性做事。他不懂得像其他人那樣，在必要的時候忍容傻子和騙子。”
圖靈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避免與部門高層直接接觸，有時候，他會鑽製度的空子戲弄他們。圖靈一度對步槍很有興趣，決定加入本土民兵步兵部。申請表格上有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願意在加入民兵之後服從軍規？圖靈填道：“隨你便。”審查人員隻看下麵的簽名，於是將他錄取了。按照他的一貫風格，在成為一流的槍手後，他就對當民兵失去了興趣。民兵的長官費靈漢上校傳喚圖靈，讓他對反複的缺席訓練給出解釋。他強調圖靈有義務服從軍規。這正中圖靈下懷。“我不是軍人，”圖靈回答，“你知道嗎，我早就知道會搞成這樣，所以我沒有承諾服從軍規，你看看我填的表就知道了。”
圖靈的無組織、無紀律、無級別意識讓他成了軍方的一個噩夢。但現實中，在布萊切利，他並沒有遭受“迫害”。圖靈上夜班時喜歡在清晨與哈利·哥洛博下棋。有一次，特拉維斯過來走訪。他是政府編碼密碼學校的負責人、海軍中校丹尼斯頓的副手。“嗯……咳……我看看你玩什麼呢，圖靈。”他不太高興地說，就像舍監抓到學生在廁所吸煙一樣。特拉維斯能做什麼呢？“祝你能贏他。”他離開時，對哥洛博說了這麼一句。
實際上的布萊切利就像一個知識分子們的高級公共自習室，有著很濃鬱的國王學院味道。密碼分析是不錯的工作：很有意思，有收入，有榮譽，還能滿足好奇心。“對於專業數學家而言，能夠把一些基本的想法付諸實踐，而不是一味地埋在超前的知識當中，這簡直就像度假一樣有趣。”這些知識分子普遍覺得，戰爭不能任由那些將軍和政客們來操縱。“他們招募人員並分配到原有的各個部門以及同時期迅速增長的各個小組。他們全憑各自的能力和特點，完全缺乏統一性。這促成了政密學校的興旺發展，但也使它失去了等級意識。”
但在破解密碼的戰時需求下，這一切都可以被容忍。圖靈尤其能被原諒。艾倫對於數學機器很有興趣，對機械化想法極具價值。由於他有豐富的繼電器乘法機經驗，能夠洞察機器中的邏輯問題，他是領導研發工作的最合適的人選。他拿著他的文具盒，坐在他的營房裏思考，到1940年初，在英國報表機器公司的哈羅德·克伊恩的幫助下，圖靈新型炸彈機的設計就投入了實際製造。進度之快，是和平時期無法想象的。
海軍謎機是歸圖靈的，他徹底地掌控著它。他擁有了指揮別人的地位，這是公學畢業卸任監督生後的第一次。他甚至有辦法動用資源支持自己的工作。1941年夏天，丘吉爾前往布萊切利參觀，被介紹給非常緊張的圖靈。秋天，他就打破常規，直接寫聯名信給丘吉爾，提出需要招募更多人手。“親愛的首相，幾周前我們榮幸地迎來你的參觀，我們相信你很重視我們的工作……”圖靈寫道。他在信件中簽下了第一個名字。很快丘吉爾給參謀長伊斯梅將軍傳達了一份備忘錄：“確保滿足他們的一切需要，完成後向我報告。”
確切地說布萊切利和圖靈相互成就，它是圖靈的避風港，使他免於到前線當炮灰，一心一意做他感興趣的那些事。布萊切利接受了圖靈的種種怪癖。為了防止花粉過敏，他戴著一個防毒麵具來上班。他的單車構造獨特，每當轉到一定的圈數，一個彎曲的輪輻就會碰到一個特定的鏈節（就像密碼機似的），以防止掉鏈子。有時候倫敦方麵召集布萊切利莊園的核心人物開會，他完全靠兩條腿跑完64公裏的路程。他為了防止茶杯丟失，用一個鏈子把它鎖在8號營房的暖氣管上。和演員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影片中的西裝革履不同，圖靈依然極少關心外表。“他看起來總是剛起床的樣子。他不喜歡用剃刀刮胡子，而是用一個老舊的電動修麵器，也許是他怕萬一剃刀刮出血來會使他暈厥。盡管他不吸煙，但他的牙齒非常黃。最吸引人們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指甲上麵有奇怪的紋路。他從來都不清洗或修剪指甲，即使是在戰前也沒有，他總是習慣用牙齒來啃，把它們啃得更加糟糕。”有一次，艾倫在鄉間散步，因為他糟糕的外表，以及總是擺弄籬牆上的花，所以被兩名警察誤以為是間諜，將他扣押審訊。
人們理解圖靈身上的孩子氣。有一次填寫個人情況表，有些人惡作劇地幫他填上：“艾倫·M.圖靈，21歲。”另一些人則說，應該填“16歲”。這一切都不妨礙人們喜歡和尊敬他。尤其是新來的年輕人。彼得·希爾頓來布萊切利時隻有18歲。第一次見麵，圖靈直截了當地說：“我叫艾倫·圖靈，你喜歡下棋嗎？我正在研究這方麵的問題。”聽到希爾頓正擅長於此，他喜形於色：“哇，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彼得·希爾頓後來描述這位上級：“因為有些破解工作仍然是通過打孔卡片進行的，計數這些卡片上麵的孔，是非常費力的一項工作，於是艾倫經常去幫忙。他總是用各種方式，解決各種問題，從來不會瞧不起什麼。如果某件事在具體實踐中很難操作，他就會親自去做。我們都很受他的鼓舞……和他一起工作非常快樂。他對那些不如他有天分的人也很耐心。我記得每當我取得一點成績，他都會給我很大的鼓勵。我們都非常非常喜歡他。”
圖靈結交了許多朋友。他訪問美國歸來，給瓊·克拉克帶回一支很好的鋼筆，給鮑博買了一個電動剃須刀，並貼心地為它製作了一個變壓器。他還帶回了許多糖果和一些好時巧克力作為8號營房的零食。
在布萊切利，圖靈第一次和女性一起工作。《模仿遊戲》對瓊·克拉克的描述與事實不符：她並非害怕傷風敗俗而隻能在家偷偷工作，盡管行政部門堅決不同意授予她同等的報酬和級別，但她是布萊切利堂堂正正的專家。她與圖靈並非“一見鍾情”。她的哥哥是國王學院的研究員，她在劍橋見過圖靈一次。電影裏，圖靈隱瞞了同性戀的取向，向克拉克求婚，直到分手時才說明。但事實上，圖靈在向克拉克求婚的第二天就坦陳了自己的性取向。
在1941年，人們認為婚姻隻是一種社會責任，圖靈多少也是如此。他造訪一位喪夫的朋友，被這對夫婦之間的感情深深地觸動了，他對家庭生活有了渴求。對於圖靈來說，瓊·克拉克不是普通的女孩，密碼分析員工作使她的談吐思維很像一個男人。圖靈很願意和她交談：“因為感覺像是在和男人說話。”
《模仿遊戲》劇照
當圖靈直白地說瓊就像男人一樣時，她也不會生氣。他倆能興致勃勃地玩到一起。他們都喜歡國際象棋，一起挖泥土燒製棋子。圖靈還學習針織，並且織了一副手套，瓊教他如何收口。他們看蕭伯納戲劇和小說《苔絲》。最快樂的時光是在鄉村騎自行車。瓊在學校裏學過植物學，這和圖靈的興趣一拍即合。瓊給他講解她如何給植物葉子分類。圖靈指出，葉子繞著莖，盤旋向上生長，從下往上計數葉子數和盤旋的圈數，直到某片葉子正好與第一片葉子在豎直方向上重合。這時得到的數值通常是斐波納契數。艾倫拿起一個冷杉球果，它清晰地體現了斐波納契數，雛菊也是這樣的。瓊很好奇的是，這些數是否僅僅是一組數列，是否還有其他的性質。他們為此繪製了一些圖表。
瓊沒有被圖靈的性取向嚇倒。令圖靈驚訝的是，婚約仍然繼續。圖靈送了瓊一枚戒指，帶她拜訪過自己的家人。他也和克拉克的家人共進午餐，她的父親是倫敦的一位牧師。
最終，還是圖靈決定終止這段感情。他曾經說出過幾次“我真的愛你”，但他或許意識到自己無法給瓊真正的愛情。他引用奧斯卡·王爾德的《累丁獄之歌》中的句子：“人必毀滅他之所愛，且看他們不同手段：有人是用橫眉冷對，有人是用蜜語甜言；懦夫獻上輕輕一吻，勇者揮出鋒利的劍！”她也理解了他。
走出布萊切利
1943年聖誕，依靠密碼破解的幫助，英國擊沉了“沙恩霍斯特號”。而圖靈卻默默地搬到了布萊切利附近的漢斯洛普莊園。
電影《模擬遊戲》把圖靈塑造成權力之爭的失敗者。圖靈確實失去了在布萊切利的領導權。更會處理人際關係、能寫出規範而清晰的備忘錄的象棋大師休·亞曆山大成為事實上的領袖。但兩人的關係並不像電影中描述的那麼糟。圖靈知道亞曆山大更適合做領導。傑克·古德說了個故事：“自從工作時間延長到24小時，我們實行了三個時段的輪班製度。有一個女孩總是說壓力大，精神焦慮。於是休提出，將輪班製度改為五個時段，增加了兩個時段的人手。幾個星期之後，他又說五個時段不好，又改回三個時段。於是就裁掉了兩個時段的人手，你應該能猜到誰被裁掉了。”人們把這件事解釋給圖靈聽，他樂得放聲大笑。他從未想過還能這樣處理問題。
事實上，圖靈並不在乎這些，他對駕馭他人沒有興趣。如果他願意，他本來完全可以坐上協調委員會、英美委員會、未來的政策委員會的位置。但是他的興趣隻是做科學研究。對於其他人來說，戰爭帶來權力和影響力，而對於圖靈來說，戰爭帶來的是新的實驗和想法。在戰爭局勢發生轉折的時候，他的研究興趣已經轉移到語音加密上了。
漢斯洛普莊園是戰爭賦予圖靈的最後庇護所。在軍事化管理的漢斯洛普，他穿著帶有破洞的運動夾克和過時的灰色法蘭絨褲子。“在工作中，他會像士兵打了敗仗一樣嘟囔著咒罵，瘋狂地抓頭發，發出連他自己都覺得奇怪的嘎嘎的聲音。在焊接電子管的時候，他經常忘記關掉電源，然後他就觸電了，並開始大聲嚷叫。”
在物資匱乏的戰爭中，漢斯洛普有新鮮的雞蛋、山鶉和野兔。圖靈可以在睡前心滿意足地吃上一個蘋果。圖靈對美食很感興趣，他得到了一份分辨菌類的指南。他經常繞著田野慢跑，或是思考問題或是尋覓蘑菇，據說找到了很多特殊品種的蘑菇拿給負責日常飲食的人烹飪。午餐時，他喜歡談科技方麵的話題，比如為什麼雷達波在水裏很難傳播，或者火箭如何加速推進。他也喜歡聽些外界的緋聞、八卦和陰謀。與在布萊切利不同，他甚至融入了普通人之中，應邀參加一個普通士兵舉辦的酒會。在每個月都會有一場聚會上，他偶爾盡性狂歡，跟國土守備隊的女士們跳跳舞。
大家都覺得圖靈很有活力，他贏得了運動會跑步比賽。他拒絕專車接送，在絕大多數早晨，圖靈都是自己騎著單車去上班，哪怕傾盆大雨。有一天，圖靈遲到了，而且衣著比平時更加淩亂不堪。他拿出一遝200英鎊的鈔票，說是在樹樁中挖出來的，而兩塊銀錠還是沒有找到。他知道戰爭就要以勝利結束了。
在太平洋彼岸，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已經於1943年4月開展了ENIAC項目──電子數字積分式計算機。馮·諾伊曼敏銳地想到：可以用這機器去計算原子彈衝擊波的能量。在他的牽頭下，ENIAC建完後第一項測試任務是核彈方程，整個測試將原本幾個月的人力計算縮短到了幾天。原子彈項目組的S.弗蘭克爾說：“在大約1943年或1944年，馮·諾伊曼意識到了圖靈在1936年發表的《可計算數》的重要性……他非常堅定地向我強調，那些巴貝奇沒有提出的基本概念，全部應該歸功於圖靈，我很肯定他也向其他人強調過這一點。”
然而隨著戰爭的結束，圖靈卻失去了進行研究工作的黃金條件。以智力而論，那時的他集中了前人未有的經驗：單紙帶通用機經驗、大規模電子脈衝技術的經驗，還有把密碼分析的想法變成機械過程的經驗。1939年之後，他一直在思考符號、狀態和指令表，以及用什麼方式才能把它們做成實際的機器。現在，他可以把這些想法都集中起來了。但是，圖靈的研究並不以世界的現實發展為目標，他想要解決的是決定論與自由意識之間的矛盾。沒有了戰爭的推動力，用安德魯·霍奇斯的話說：沒有人願意為這個沒有實用價值的“大腦”付錢
圖靈加入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PL）數學部，被任命為臨時高級科學官，工資是每年800英鎊。
過去的這場戰爭，可能給圖靈造成了一些錯覺，使他把某些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對圖靈來說，破解謎機比那些附帶權力的人際關係要簡單得多。他並沒有意識到，在戰爭中，他的工作被放大到極其可觀的規模，別人替他完成了所有的組織和協調，而且得到了丘吉爾的個人支持。
數學部監督人約翰·沃默斯利桌上一本叫《如何贏得朋友並影響別人》的書。他擁有管理天賦、精於利用名人效應、和藹、熱情、對待重要客人懂得優雅的辦公禮儀、對報告內容使用圓滑的處理手段。這些都不入圖靈的法眼。圖靈心裏鄙視他不懂科學。沃默斯利在1945年早期前往美國考察，他甚至不懂得如何把看到的東西記下來，導致一無所獲。其實沃默斯利做了自己該做和能做的。他給圖靈的研究項目取名叫“自動計算引擎”（ACE）。圖靈後來說，這是他對自己的唯一幫助。事實上，沃默斯利為了讓這個項目能夠獲得批準，施展了很多政治技巧。有一次，圖靈在辦公室裏公然對沃默斯利粗魯地吼道：“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如果沃默斯利指責圖靈什麼，圖靈就轉過身背對著他。後來，每當沃默斯利帶人參觀克洛默樓的時候，總會帶著一種非常誇張的敬畏，從很遠的地方，指著圖靈的辦公室說：“啊，那個就是圖靈，咱們不要打擾他。”
ACE報告在1945年底全部完成後，沃默斯利知道如何為它打開銷路。他大肆宣傳這是“科學與工業研究部有史以來最有價值的投資……光學、流體動力學和空氣動力學將產生革命性的進展”。在國家實驗室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沃默斯利介紹圖靈，說他是“數理邏輯領域頂級專家”。他讓圖靈盡可能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項目。委員會一致決議支持，同意與上級部門共同協商經費及其他方麵的事宜。但這個結果卻讓圖靈憤怒和不滿。他認為，委員會的決定，並不是出於與他的學術思想的共鳴，而是出於政治和統治的需要，圖靈認為提交的報告中不得不有一大部分內容是扯淡，隻是為了取悅那些“矮胖子”。
當年的布萊切利擁有絕對的優先權，其他組織為之做出了大量的自我犧牲。然而到了1946年，盡管郵政實驗室的工程師們的技術實力完全可以幫助圖靈進行開發，但那裏的負責人拉德雷，卻根本沒有積極性。此外，國家物理實驗室的人事部門，僵化地在腦力勞動和工程實踐之間劃出了非常清楚的界線。圖靈感到處處受到限製，他在使用設備時必須填表申請批準；不但找不到合適的人來製造ACE的電路，甚至找不到合適的設備以供圖靈自己動手。
“他的情緒變化就像它研究的水銀一樣起伏明顯。”同事威爾金森回憶說。圖靈沒有在國家物理實驗室得到新的友誼。他把大量業餘時間花在跑步上，他每天都會花兩三個小時進行訓練，周六下午還會代表當地的健身俱樂部參加比賽。時間允許的話，他會跑上10公裏，穿過倫敦西區，跑到郵政實驗室，去看看延遲線的緩慢進展。每隔幾個月，他還會一口氣跑到18公裏外的格爾福特，去看望圖靈夫人。甚至，如果不是因為意外受傷，他就將代表英國參加了1948年奧運會的馬拉鬆比賽了。1948年的一次跨國賽跑比賽中，他還跑贏了同年奧運會銀牌得主湯姆·理查茲。
跑步之外，圖靈靠戰爭時代結下的友誼打發業餘生活。他時不時會跟大衛·晨佩儂見麵，一邊打乒乓球，一邊探討概率論，他們還發明了一種下棋的方式，一個人走棋時，另一個人要在花園裏跑完一定的圈數。跑得越快，對手可用的時間就越少，但如果跑得太快，又會抑製自己的思考，所以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他還保持著孩子氣。他拉著唐納德·米奇幫助他尋找當初埋下的銀錠。狡黠地給了米奇兩個選擇，其一是把找到的銀錠分給他三分之一，其二是每次尋找付給他5英鎊工資。理智的米奇選擇了後者。他們來到紳利附近埋藏第一塊銀錠的樹林裏，但圖靈發現，路標已經在1940年被更換了，他失去了參照物。第二塊銀錠，圖靈知道埋在哪裏，但是當他站在湍急的河水中時，他意識到這塊銀錠永遠都找不到了。
隨銀錠而去的，還有圖靈在國家實驗室的研究。像他的父親一樣，當體製沒有按照他的想法運作時，他就辭了職。“當我憶起舊時光，我很想念我愛的人。”1947年9月30日，圖靈離開吵吵嚷嚷的ACE項目，重返國王學院，繼續當他的研究員。在那兒，圖靈又可以安心當心底深處的那個男孩了。圖靈買了一個帶蒸汽機的玩具，整個下午都在玩它。他有時會給羅賓看他16歲時的照片：“你看我當年還挺帥的。”在國王學院，他時常還能約到年輕小夥子一起喝茶，並和數學係三年級學生奈維爾·約翰遜建立了伴侶關係。
但那時的圖靈依舊在掙紮之中。“他在戰爭中獲勝了，卻要在和平中失敗嗎？”安德魯·霍奇斯寫道，“他可以回國王學院，繼續做他的講師；他可以回到希爾伯特和哈代的世界，就像過去的9年不曾存在一樣。但是不管怎麼說，圖靈的精神世界已經變了，他不想撤退，他舍不得他發明的計算機。如果他想使用計算機，現在還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去曼徹斯特。”
圖靈在曼徹斯特談不上多愉快。這所大學陳舊的維多利亞哥特式建築上到處是彈坑，牆角被炸得殘缺不全，沾滿了黑色的煤灰。學校不遠處就是煤車的軌道，對麵還有戒酒協會和貧民區。1949年3月，圖靈寫信給弗雷德·克萊頓說：“我已經逐漸習慣這個世界了，但我仍然無法習慣曼徹斯特。”他在那裏很少有社會交往，每隔幾周就回倫敦找奈維爾。
在曼徹斯特大學計算實驗室，圖靈的主要工作仍然在計算學理論上。1950年，他提出了“圖靈試驗”：讓測試者向兩個對象——一個機器和一個自然人——提出一係列問題，如果根據雙方的回答，測試者不能辨別孰為機器，則這個機器應被視為有智能的。此後，他對計算機的研發不再有執念。他回到劍橋，在柴郡鄉下認真收集野花，在一本破舊的《英國植物誌》上找出這些花，然後把它們歸入剪貼簿，在一大張地圖上標出它們的位置，再做一些統計。“形態學”占據了他的大腦。
1951年，曼徹斯特大學擁有了一台“馬克1號”計算機。圖靈被選為皇家學會院士。他的形態學論文也完工了。圖靈的人生似乎又要展開美好的新篇章了。但就聖誕節的牛津街上，他遇到了阿諾德·莫瑞。時代的洪流再一次將他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