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伯納編劇的《千歲人》劇照（1924 年）
舍爾伯尼的圖靈沉默寡言。院長喬弗雷·奧漢蘭看出來：“他不覺得需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總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人們看到他用“兩根破蠟燭燒那些惡心的玩意”。而在圖靈眼中，那是高溫加熱蠟燭時產生的蒸氣，燃燒起來的顏色非常好看。他默默讀《相對論》和《物理世界的本質》。他覺得愛因斯坦最本質的東西，那就是他一直在懷疑。
然而作為一種知識界思維狀態的懷疑並不能被公學所理解。1927年聖誕節，校長寫道：“艾倫是個走到哪兒都讓人頭疼的孩子。某種程度上講，他是反社會的。”學校已經動了讓圖靈退學的念頭。
如果圖靈從公學被清退，他還有多大的概率成就日後的人生？幸運的是，這隻是個假設。也就是在1927年，圖靈第一次見到克裏斯托弗·莫科姆。莫科姆比圖靈大一歲，個子瘦小，金發。圖靈覺得：“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臉，太有魅力了。”
在男生寄宿學校，那些盥洗室裏的髒話、私下傳閱的禁書對圖靈進行了性啟蒙。就是在那兒，圖靈意識到了自己的秘密。莫科姆是他諸多同性愛人中的第一個，也是付諸最深感情的一個。他“崇拜他踩過的泥土”，覺得在他的襯托下，“別人看起來都黯然失色”。
可以揣測，圖靈之所以對莫科姆愛得熱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不合群的邋遢小子終於找到了一個人，能夠分享他對科學的熱愛。克裏斯托弗的母親是約瑟夫·斯萬爵士的女兒。約瑟夫·斯萬1879年獨立於愛迪生發明了電燈。
他們的第一次搭訕就是從討論數學題開始的。克裏斯托弗的哥哥拉普特·莫科姆在蘇黎世的一家科研機構從事科研。克裏斯托弗和圖靈一樣，是一個勁頭十足的實驗者，他父母甚至在家裏給他建一個實驗室。這讓圖靈豔羨不已。他們在一塊兒上化學課。克裏斯托弗向圖靈介紹拉普特做的實驗：將碘溶液和亞硫酸鹽溶液放在燒杯裏混合，使碘在30秒後以一種特殊的狀態析出沉澱，液體會突然變成深藍色。兩位少年的好奇是如何延長這一化學反應的時間，其中涉及的物理化學知識和公式都在學校的教學大綱之外。圖靈樂此不疲：“我和克裏斯想知道時間與沉澱之間的關係……克裏斯已經做了一些相關實驗，我們對這些實驗期望很高，但結果卻很不幸地與理論不相符。在接下來的假期裏，我做了更多實驗，並提出了一個新理論。我把結果寄給他，於是我們在假期開始通信了。”
在信件裏，他們談薛定諤的量子理論，那時，這一理論問世剛剛3年。他們還討論天文學家詹姆士·簡爵士關於宇宙膨脹了一百萬倍的說法，並且提出了懷疑。那也是天文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
一切對圖靈來說幾乎是完美的。但那時，圖靈並不懂得表達他的柔情。他在後來回憶：“有些時候，我尤其深刻地感覺到他的魅力。我總是在想，會有一個夜晚，他在實驗室外麵等我，我到了之後，他用他的大手拉著我，出去一起看星星。”
1930年2月6日，一些歌手到公學表演，圖靈和克裏斯托弗都在。這是離別之夜，克裏斯托弗馬上要去劍橋三一學院了。圖靈看著他，告訴自己，這不是最後一次見麵。但就是這天夜裏，克裏斯托弗的結核病爆發，被救護車送到倫敦。6天的痛苦折磨之後，2月13日中午，他死了。
舍爾伯尼公學似乎又變回了原來的樣子，但是圖靈卻改變了。他寫了好幾封信給克裏斯托弗的母親：“如果你能寄一些克裏斯的照片給我，我將感激不盡。他的照片可以作為榜樣，提醒我努力、細心、整潔。我很想念他的臉，還有他在小路上對我笑的樣子。還好，我保存了他寫給我的所有的信。”
在給自己母親的信裏，圖靈說：“我相信，我一定會在某個地方再次遇到莫科姆，在那裏，我們又可以一起工作。現在，我要暫時獨自前行，我不能讓他失望，就算物是人非，我也要保持一樣的幹勁，就像他還活著一樣。我隻有獲得成功，才能有資格享受他的陪伴。”
莫科姆是眾星捧月的優等生，公學體製的獲益者，圖靈看他如何為人處事，他做不到他那樣，但也早已不再和公學體係擰著幹了。他的期末成績節節攀升，連卷麵淩亂的習慣都糾正了過來，因為克裏斯托弗的考試成績“高得讓人絕望”。當初，聽說克裏斯托弗要報考劍橋三一學院，圖靈擔心兩人以後不能在一起，在信裏問他是否可以考慮一下其他學院。克裏斯托弗回信說：“親愛的圖靈……我個人更希望你能來三一學院，這樣我就可以經常看到你了。”
考上劍橋三一學院，為了這個目標，艾倫從一個小跟班，成了學校監督生、軍事訓練營小隊長。他在數學方麵的才華獲得了愛德華六世金獎。公學校刊裏這樣寫著：A.M.圖靈，他是近年來這個年齡段最卓越的男孩之一。
發現自我
圖靈沒有得到三一學院的獎學金。根據他的第二誌願，劍橋國王學院向他打開了大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克裏斯托弗·莫科姆改變了圖靈的人生。而進入劍橋則是圖靈一生的幸運。
盡管當時的劍橋依然十分保守：大多數學生來自公學，很少數來自中產階級下層；學校有嚴格的製度，晚上23點後宵禁，日落後要穿長袍，無長者陪同時不能接觸異性。但圖靈的個人自由得到了尊重。劍橋宿舍的房間有兩個門。按照傳統，外門如果關著，就說明主人不在，或者不希望被打擾。圖靈有了自己的獨立空間，再沒人能侵入他的地盤對他指指點點了。
歪打正著，國王學院的風氣尤其適合圖靈。這兒以純粹的道德自治權著稱，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話說：“……我們完全推翻了普適的道德準則，我們宣布，有權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什麼是道德。我們要推翻所有的傳統道德和觀念，我們是嚴格意義上反道德主義者。我們需要認真考慮，什麼是真正值得擁有的，我們不存在道德上的責任，沒有義務去承認或遵守它……”
在國王學院，天才有權利享受普通樂趣。一些老師積極努力，打破身份的界限。學院每年招收的學生都少於60人，這個小圈子的氛圍融洽，十分強調善意寬容的人際關係。在這兒，圖靈隻需要最大限度地做好自己。
在劍橋，圖靈沒有加入一些熱門的社團。他沒法融入那種讀劇本、探討文化和道德哲學論文的聚會。但他在劃船俱樂部裏待得舒服，甚至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1933年，圖靈寫信給母親，提到他想在放假時去蘇聯待一陣子，說自己加入了一個叫作“反戰委員會”的組織，主要計劃是在政府發動戰爭時，組織軍火和化工行業罷工。對於圖靈來說，反戰的政治目的是次要的，他要表達的是質疑權威的決心。那時，他還愛上了看戲劇，最喜歡蕭伯納的《千歲人》。蕭伯納筆下的角色說：“拋開那枯萎的宗教和乏味的科學吧，掌控自己的生命，我們可以盡情地在花園中嬉戲，直至時間讓我們進入墓園。”舞台上那種不靠“正統道德”，而是依靠內心信念的真實的人，正中了圖靈的內心。
他再次墜入愛河。對方是肯尼斯·哈裏森，一位與圖靈同級的國王學院獎學金獲得者，攻讀自然科學榮譽學位。和克裏斯托弗一樣，他也有金色頭發、藍色眼睛。過去，圖靈將自己對克裏斯托弗的愛，掩藏在信紙上那些恭敬正式的法文套話背後，而這一回，圖靈敢於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感情了。
當然，這一切自信的基礎是圖靈找到了自己的學術歸屬。他和純數學成了朋友。他的天賦和努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認。1932年1月，圖靈興奮地寫道：前幾天我令一位導師非常高興，因為我證明了一個定理。他說在我之前，該定理隻被謝賓斯基用一種非常複雜的方法證明過。“我的證明相當簡單，勝過謝賓斯基一籌。”等到1934年學業結束時，他獲得了國王學院的研究獎學金，每年200英鎊，而且他可以留下來爭取研究員職位，這是他孜孜以求的夢想。
僅一年後，1935年春天，在研究員推選中，凱恩斯、庇古和學院院長約翰·謝帕德都給圖靈投了讚成票。22歲的圖靈，擁有研究員職位，3年中每年有300英鎊的收入，不用交稅，在劍橋定居，有良好的住房條件和飲食福利，並且可以在高級餐桌進餐。第一天，他就跟院長玩牌，贏了一些先令。
此時的圖靈精神昂揚，他為人不再那麼拘束，還有了一點風趣和幽默。他愛玩橋牌，愛喝啤酒，一次可以喝下一品脫。他喜歡到市場和街道上閑逛，有一次他在倫敦的法靈頓路上撿到一個小提琴，為此還饒有興趣地學了一些課程。在研究員工作之餘，他管理三一學院的本科生。學生們會到訪圖靈的房間，看看國王學院的古怪天才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個房間裏有雜亂的書籍、筆記、未回複的信件。牆上掛著各種各樣的紀念品——有克裏斯托弗的畫、雜誌上性感的男人圖片。而圖靈會抱著一隻泰迪熊坐在爐火旁，前麵放一本書。“這熊今天早上很搞笑。”他總是這樣問候他們。那隻泰迪熊是圖靈1934年聖誕節時找母親要來的禮物——他內心深處的孩童般的自由天性更加肆意了。
就是在這樣的青春得意中，圖靈迎來了自己的學術裏程碑。1935年初夏，圖靈像往常一樣在午後沿著康河長跑。從1927年在公學時開始，他就愛上了跑步。這項運動不需要與外界發生關係，是“不合群”者的天然選擇。最初，他跑得不是很快，因為扁平足，他的步伐和姿勢也不好看。但他的意誌力讓他培養了很好的耐力。安德魯·霍奇斯說，圖靈愛上跑步一方麵是因為他渴望回歸自然，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過跑步達到體力透支，以此來壓抑生理和心理上的性渴望。
及至劍橋，跑步於圖靈的意義顯然不再沉重。在這個初夏的午後，跑完步的圖靈在格蘭徹斯特的草地上躺下休息。他突然想到如何回答數學家希爾伯特提出的著名問題——數學是可以判定的嗎？那一瞬靈感的牽引下，1936年4月中旬，圖靈向紐曼提交了論文《論可計算數及其在判定問題上的應用》，證否了數學的可判定性。在這篇論文的一個腳注中，他詳細地描述了圖靈機——一個用來研究數學的輔助模型。
同樣是在這一天，大洋彼岸，普林斯頓的美國邏輯學家阿隆佐·丘奇也發表了他的證明。圖靈的論文讓紐曼感到十分震驚。他的證明方法比丘奇更為直截了當。在與丘奇的通信中，紐曼提出安排圖靈去普林斯頓學習：“我要指出的是，圖靈的工作完全是獨立完成的，沒有任何人給予他任何指導或評論。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孤芳自賞，他應該盡快與該研究方向的先驅學者取得聯係。”
圖靈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他原本計劃買一艘帆船作假期娛樂，但最終決定攢錢去美國。
在普林斯頓，圖靈的生活算不上豐富多彩。他和來自牛津大學的兩位學者交往，愛上了曲棍球，他們每周在一起玩3次比賽。圖靈有心關注了辛普森夫人和愛德華八世的八卦。他甚至專門搜集了剪報寄給母親，並在信中和她討論這場沸沸揚揚的緋聞。在當時的英國中上層階級，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國王對國家的背叛。但圖靈卻說：“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幹涉國王的婚姻。也許國王不該和辛普森夫人結婚，但這是他的私事。我不接受主教的說法，我也不認為國王需要承但什麼。”
總體而言，新大陸讓圖靈失望了。
初到普林斯頓，圖靈在學術上相當自信，他在寄回家的第一封信裏毫不客氣地點評說：“這裏的數學係沒有辜負我的期望，有很多最傑出的數學家：馮·諾伊曼、懷爾、柯朗、哈代、愛因斯坦、萊夫謝茨，還有其他一些人。不幸的是，哥德爾、克林、羅瑟和博內斯都離開了。我隻在乎哥德爾……而博內斯，從他的文章來看，他已經有點落伍了。”
但圖靈並沒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重視。愛因斯坦偶爾會出現在走廊上，但幾乎不和別人交流；馮·諾伊曼對圖靈的思想感興趣，但他關注的領域太多：量子力學、流體力學、博弈論……圖靈機隻是其中一個。丘奇邀請圖靈在數字俱樂部演講，談談他的《可計算數》論文。這次活動讓圖靈十分沮喪。“出席的人非常少。”他斷定，“你必須名氣很大，才會有很多人來。比如這周是G.D.伯克霍夫的講座，他很有名氣，屋子都坐滿了，但實際上他講得很不靠譜，後來大家都覺得很可笑。”1937年1月，《可計算數》終於正式發表了，但幾乎沒有引起什麼反應。在給朋友的信中，圖靈非常悲傷地說，這讓他曾經想到了自殺。
懷著一點衰敗殖民帝國的高傲和不甘，他抱怨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很討厭，“你找不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浴缸”。當一名卡車司機把自己油膩膩的手搭在他肩上和他搭話時，圖靈被這種“粗魯”嚇了一條。更重要的是，他無法融入普林斯頓生活，不能理解美國學術圈裏的人際交往。一次，圖靈寫信給母親：“丘奇前幾天晚上帶我出去吃晚餐。同座都是大學的人，我覺得交談挺令人失望的。他們基本上隻談他們來自哪個州，沒有別的內容，還聊了一些旅行景點，反正我覺得十分無聊。”
與劍橋的傳統精神氛圍完全不同，普林斯頓是財富創造的知識世界。科學家在這裏必須善於爭取資金、運用財富。這要求他們爭強好勝、拋頭露麵。數學係的領袖馮·諾伊曼是個中翹楚。他出身於富有的猶太商人家庭，自小就對金錢和人際關係拿捏得當。22歲那年，他通過了大衛·希爾伯特坐鎮的數學博士答辯。據說，整場答辯希爾伯特隻問了一個問題：“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晚禮服，你的裁縫是誰？”
在普林斯頓，馮·諾伊曼拿到的薪水是他在德國時候的8倍。他每年換一部新凱迪拉克轎車，總是穿一身筆挺精致的西裝。一到周末，他就請教授們上他的豪華大宅喝酒跳舞。而當醉倒的客人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馮·諾伊曼已經看過好幾篇論文了。
對國王學院出身的圖靈來說，這一切都不可想象。他常年穿一件套頭衫。他不明白真理和金錢的關係。在他看來，“推銷似的宣傳學術是一種恥辱”，那些憑借學術而獲得某種頭銜或名氣的人全都是“騙子”。兩年後，圖靈從普林斯頓博士畢業，馮·諾伊曼提出，以年薪1500美元聘圖靈做自己的助手。圖靈很果斷地拒絕了。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攝於1930 年）
普林斯頓和馮·諾伊曼對圖靈產生了多大影響？圖靈本人並沒有給出答案。但在給母親的一封信裏，他提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想法：“你經常問我數學的各個分支有什麼用。我剛剛發現，我現在的研究可能有一種用處。它讓我認識到什麼是最通用的加密方法，它使我能夠構造很多特殊、有趣的密碼。其中有一種的加密速度非常快，而且如果沒有密鑰是不可能解開的。我想以可觀的價錢把它賣給英國政府，但不知道這是否有違道德。你怎麼想呢？”
圖靈提出這個問題，實際意味著，他和劍橋的傳統分道揚鑣了。在那兒，人們信奉哈代的學術倫理觀：“真正的數學家的真正的數學，比如費馬、歐拉、高斯、阿貝爾和黎曼的數學，幾乎都是完全沒有用的。不能以用途為標準，來評價真正專業的數學家……在現代，應用數學最偉大的成就，就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而目前無論在哪個層麵，這些科目都幾乎和數論一樣沒用。這是應用數學最基本的部分，也是純數學最基本的部分，正是這個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哈代堅持認為，有用的數學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弊大於利，因為它總是被用於軍事。
而在美國，蘭斯洛特·霍格本從社會和經濟效益來詮釋數學的觀點占了上風。《可計算數》為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安德魯·霍奇斯分析說，這主要是因為圖靈的論文仿佛“晦澀的德國哥特式的叢林”，“能夠讀到最後的人，往往是在某個領域進行實際計算的應用數學家，比如天體物理或者流體力學，他們需要解很麻煩的方程。可是他們讀完便發現，這篇論文幾乎沒有用，因為它並沒有談到如何在實踐中製造這種機器”。
很可能，圖靈並沒有明確意識到這些問題，隻是跟著自己的直覺改變了研究方向。大概是在1937年的秋天，圖靈已經警覺，德國可能會引發一場戰爭。他那時每周都會收到從英國寄來的刊物《新政客》，其中會有一些關於德國內外政策的文章。
對圖靈來說，軍事工作隻是為了有趣，並不是為了什麼責任感，但他已經開始抽時間研究密碼學。他想到，通過一個約定的密碼手冊，可以把單詞轉化成數，這樣就可以把一條信息轉化成一串二進製數。為了讓敵人即使掌握了密碼手冊也不能破解信息，就要把這個代表特定信息的數，乘以一個非常大的密鑰數，然後傳輸它們的乘積。這個密鑰數的長度，可以根據需要來設定，應該保證在一個德國人每天用台式計算器工作8小時的情況下，需要花費100年才能算出這個密鑰。
布萊切利公園某工作小屋內的陳設
在這個構想的驅動下，圖靈設計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電動乘法機，並為此自己製作了一個市場上買不到的繼電器開關。普林斯頓的物理係有一個很小但是很不錯的機械加工間，僅供研究生使用。朋友麥卡姆·麥克菲爾違規把鑰匙借給了圖靈，教他使用車床、鑽機、衝壓，告訴他怎麼操作才不會切斷手指。這次嚐試的成功讓圖靈十分高興。
這個數學上並不高級的計算乘法的機器使用了二進製進行實際運算。圖靈第一次切實地嚐試，由一個輸入終端，用電流形式將數字表達給機器。這意味著“他越過了數學與工程、邏輯與物理之間的界線，他開始麵對這個實體的世界了”。
避風港
1938年，圖靈帶著自己用麵包板做的乘法機回到英國。前一年，英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德國方麵的無線通信量增長。他們意識到，政府編碼與密碼學院這個老部門不但人手不夠，在現代密碼破譯技術上也已經遠遠落後於德國。德國人的新型謎機成了英國情報問題的核心。
為扭轉局麵，政府決定雇傭60名密碼專家。艾倫·圖靈就此走入了時代的舞台中央。安德魯·霍奇斯猜測：政府編碼與密碼學院的艾德考克教授自1911年來就是國王學院的研究員，圖靈曾在國王學院的高級餐桌上談過關於密碼的問題，得到了艾德考克的關注。波蘭的數學家們已經對德國人進行了研究，開發設計了第一代破解密碼的“炸彈機”。但他們失去了進一步推進研究的能力，圖靈們的目標，就是以此為起點，追趕德軍不斷複雜化的加密係統。
圖靈如何看待自己的新工作？有一次他說，在戰前，我的工作是研究邏輯，業餘愛好是密碼分析，但是現在卻反過來了。圖靈並不是一個正義感爆棚的人，他的自由意誌並不要求他對國家盡忠。一個有趣的小故事是，在戰爭初期，圖靈就開始擔心戰後的資本征收，考慮保護他的積蓄。他花了250英鎊，買了兩塊銀錠，用一輛破舊的嬰兒車，把銀錠運到紳利附近的樹林裏。一塊埋在樹林裏，另一塊埋在橋下的河床裏。他寫了一份找回銀錠的指南，並把它編碼成密碼。有一份指南被裝進一個瓶子，埋在另一座橋下。他還考慮過一旦英國淪陷，他將如何生活。他還對同事彼得·吐溫透露了計劃──買一箱子剃須刀刀片，日後用來販賣。
1943 年6 月12 日，BBC 歐洲服務控製室的工作人員正在接收信息
在一次閑談中，人們說起為什麼有些科學家仍然要為德國工作。圖靈認為，科學家會把精神全部集中在科學研究的內容上，並無暇考慮其意義。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做的。但是他也承認，納粹確實刺激了英國科學家的工作。對圖靈，一個更尖銳的刺激是：德國秘密警察首腦希姆萊嘲笑英國情報局任用同性戀者，而且特意諷刺說，德國的人才實在沒有能力嚐試如此有特色的行為。無論如何，圖靈是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的：圖靈夫人在1941年秋天見到了兒子。他試著暗示她，自己在做一項很重要的事，有100來個女孩在為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