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弗萊明發現了青黴菌的殺菌能力後，很快就開始了動物試驗和人體試驗，但是他一直無法製造出足夠多的青黴素支持臨床應用，曾經有一名病人最初看到了效果，但很快就因為缺藥而死亡了，於是不少人懷疑他的發現，認為這是某種實驗室誤差。經過一年多的掙紮，弗萊明被迫放棄了進一步的探索。
這一耽擱就是10年。
10年後，也就是1940年，出生於澳大利亞的牛津大學科學家霍華德·弗洛裏（Howard Florey）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重新撿起了弗萊明的研究，證明青黴素確實有效。他把研究成果寫成論文發表在著名的《柳葉刀》（Lancet）雜誌上，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方麵英國本土屢次遭受德軍轟炸，研究環境很差，另一方麵戰爭又迫切需要抗生素，於是弗洛裏帶著青黴素的製造工藝前往美國，試圖遊說美國政府投資這一項目。美國總統羅斯福立刻看出了青黴素的價值，召集了一大批頂尖的科學家和生物化學公司參與進來，集體攻關，青黴素的產量很快就上去了。
根據史料記載，1942年時青黴素的產量還隻夠10人份的，到1944年諾曼底登陸時盟軍就已經儲備了230萬份青黴素了，增長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在於輝瑞（Pfizer）公司的科學家發明了深罐發酵法，大幅度提高了產量，這230萬份青黴素當中的90%都是來自輝瑞公司。這種神奇的抗生素使得美軍死於肺炎的比例從“一戰”時的18%降到了“二戰”後期的1%，總體來說減少了12%～15%的人員傷亡。如果說奧本海默的原子彈和圖靈的解碼機是盟軍戰勝納粹的秘密武器的話，弗萊明發明的抗生素則為盟軍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這三位頂尖科學家所做的貢獻一點也不亞於蒙哥馬利、麥克阿瑟和朱可夫這些盟軍名將們。
從青黴素的故事可以看出，一種新藥從實驗室到臨床需要經曆諸多磨難，絕不是外行們想象的那麼簡單。青黴素還算好的，主要的困難來自於大規模生產這一步，相對好解決。因為戰爭需要，青黴素沒有經過嚴格的臨床試驗就被用於人體，而這一步才是新藥上市最大的難關。
“新藥上市本來就很難，抗生素就更難了，因為標準更高。”一位在製藥行業專門負責抗生素的專家對本刊記者說，“比如癌症本來就是絕症，一種抗癌藥隻要能延長壽命，哪怕隻能延長幾個月，就可以獲得批準。傳染病的治療目標則是恢複健康，所以抗生素的副作用必須很低才能獲得批準，這就是為什麼能殺死細菌的化學物質很多，但真正能變成抗生素的寥寥無幾。”
“新抗生素的研發之所以越來越難，有兩個具體的原因。”曾經擔任美中藥協理事與集資部主任多年、暢銷書《新藥研發的故事》的作者梁貴柏博士告訴本刊記者，“第一是缺乏好的新的生物靶點，因為過去幾十年幾乎把可能開發出來的抗生素都開發完了。第二是耐藥性細菌不斷出現導致審批的門檻越來越高，目前已經有眉目的候選新藥不能完全超越舊的抗生素，FDA認為沒必要再批新藥了。”
不過，這些都是技術上的原因，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導致這些跨國藥企對抗生素缺乏興趣。“抗生素的用藥周期比治療癌症或者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藥物短很多，再加上醫生往往都盡可能地不用最新的藥，這就導致新抗生素的生產廠家賺不到錢。”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抗生素室主任胡昌勤對本刊記者說，“不過最近各國政府都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出台了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大公司研發新的抗生素，比如設立扶持基金、承諾加快審批，以及延長抗生素專利期限等等。”
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絕大部分新抗生素都處於研發的早期階段，最快也要再等10年才能出現一個真正全新的抗生素。
於是，各國科學家們紛紛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思路，試圖從別的角度來解決抗生素難題。
新的思路
因為問題嚴重，所以抗生素領域真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比如，在合理用藥領域，臨床醫生所麵臨的最大難題就是事先不知道患者感染的病菌是否已經有了耐藥性，以及對哪些抗生素耐藥。目前最好的辦法是細菌培養，在培養皿中添加不同的抗生素，看看細菌是否能長起來。國內醫院的細菌室做這樣一個實驗通常需要一個星期才能出結果，國外最好的醫院要快得多，但至少也需要16～20小時才能出結果。在檢驗報告出來前醫生隻能憑經驗開藥，難免會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