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危機的解決之道
專題報道
作者：袁越
英國細菌學家亞曆山大·弗萊明被任命為愛丁堡大學校長後被學生們抬出麥克尤恩大堂
本專題的前兩篇文章談的是抗生素危機的現狀和原因。但是，如果一切都像達爾文預言的那樣，那麼耐藥性病菌必然會出現，隻是早晚的問題。於是，要想徹底解決抗生素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研製出新的抗生素，和病菌賽跑。
可惜的是，在這場馬拉鬆比賽當中，人類已經遠遠落在了細菌的後麵。
打開賽程表，翻到1987年，你會看到人類最後一種全新抗生素的誕生。但自那時開始直到今天，人類再也沒有研製出任何一種新的抗生素了。這裏指的是全新類型的抗生素，因為在這20多年裏確實有兩種新抗生素問世，但都屬於在原來基礎上稍加修改而成的衍生物，無論是靶點還是作用機理都完全一樣，很難說是新藥。
按照靶點和作用機理的不同，目前市麵上這上百種抗生素主要由七大類組成。最早發現的青黴素和市麵上最常見的頭孢類抗生素都屬於內酰胺類，它們是早期抗生素的主體。後來又陸續發現了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包括紅黴素和阿奇黴素等；氨基糖苷類抗生素，包括鏈黴素、慶大黴素和阿米卡星等；四環類抗生素，包括四環素、土黴素和金黴素等；糖肽類抗生素，包括萬古黴素和多粘菌素等。上世紀80年代又發明了人工合成的氟喹諾酮類抗生素，包括諾氟沙星和環丙沙星等，此後就再也沒有全新的抗生素出現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如今每一種類型的抗生素都有了耐藥菌，隻是耐藥程度不同而已。世界衛生組織（WHO）2014年發布的那份關於抗生素危機的報告中專門列舉了7種最值得關注的耐藥菌，它們分別是能耐第三代頭孢菌素和氟喹諾酮類抗生素的大腸杆菌；能耐第三代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的肺炎克雷伯氏菌；能耐甲氧苯青黴素的金黃色葡萄球菌（亦即大名鼎鼎的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簡稱MRSA）；能耐青黴素的肺炎鏈球菌；能耐氟喹諾酮類抗生素的非傷寒沙門氏菌和誌賀氏菌（俗稱痢疾杆菌）；能耐第三代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的淋球菌。
如果這些病菌的名字聽上去感覺陌生的話，世衛組織還特地提到了6種值得關注的傳染病，它們分別是肺結核、傷寒、淋病、梅毒、白喉，以及克雷伯氏菌所導致的感染，包括肺炎、尿道感染、敗血症、腦膜炎和腹瀉等很多常見的傳染病。
這個單子列出的傳染病在古代都曾經是極厲害的致命殺手，但隨著抗生素的誕生而逐漸失去了威力，但如今卻又都死灰複燃了。
在這份榜單中，肺結核尤其值得一提。這種病曾經是人類最厲害的殺手，結核杆菌是公認的有史以來殺人最多的物種。古代中國人稱肺結核為肺癆，《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死因很可能就是肺結核。魯迅小說《藥》中的華小栓也是死於這個病，而魯迅本人最後也是被肺結核殺死的。除此之外，大家熟悉的蕭紅、林徽因，以及國外的肖邦、契科夫、雪萊、席勒和梭羅等也都死於肺結核。
1882年，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發現了肺結核的元凶——結核杆菌，但直到1945年鏈黴素問世才使得肺結核不再是人人談虎色變的不治之症。不過，鏈黴素的治療效果不是最好，於是科學家們又發明了異煙肼和利福平這兩種專門對付結核杆菌的抗生素，這才終於把這種厲害的傳染病製服了。但是，因為某些國家和地區對這兩種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結核杆菌迅速進化出了耐藥性，出現了“耐多藥結核菌”（MDR-TB），能夠耐受多種常用抗生素。雖然科學家們一直在呼籲各國政府加強管理，但仍然沒有引起政治家們足夠的重視，於是很快又出現了能耐更多抗生素的“廣泛耐藥結核菌”（XDR-TB），並擴散到了全球92個國家。自2012年開始，印度、伊朗和意大利等國又相繼發現了“全耐藥結核菌”（TDR-TB），據說能夠耐受目前所有的抗生素，不過這個說法尚未得到世衛組織的確認。
總之，危機已迫在眉睫，人類急需新的抗生素保護自己，可為什麼新的抗生素卻遲遲不來呢？這就要從青黴素的曆史說起。
抗生素的研發難題
眾所周知，青黴素是在1928年9月28日由英國細菌學家亞曆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博士首先發現的，但青黴素真正被用於人體卻是十幾年後的事情。為什麼等了這麼久呢？主要原因在於青黴素的製備工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