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讓中國的媒體一下子站到了一個新的曆史起點，此時的政治、文化、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變。與其他有責任心的媒體一樣，《讀者》監測環境，與時代同步；協調關係，與民眾心連心；傳承文化，塑造積極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有著良好的道德擔當、高遠的文化眼光和充滿理想的家國情懷。她是中國主流文化的重要傳播者，是中國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者。
辦刊是一個實現理想、完成使命的過程。《讀者》誕生於改革開放初期，創刊伊始便積極與時代互動，成為時代的一部分。三十多年來，在“博采中外、薈萃精華、啟迪思想、開闊眼界”“做中國人的心靈讀本”等辦刊方針的指引下，這本雜誌曆經市場經濟洗禮，由小到大。
一、做改革開放的親曆者、見證者和記錄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將社會變化的關鍵詞進行整理，如恢複高考、自由戀愛、包產到戶、下海、追星、春晚、下崗、傳銷、反腐、礦難、孫誌剛之死、超女、小康、醫改、教改、北京奧運會、房價、拆遷、上訪、三聚氰胺、人肉搜索、以德治國、社會和諧、創新創業等，不難發現，《讀者》總是冷靜而充滿責任地報道這些現象和事件。《讀者》對中國社會變革的持續關注，構成了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一個基本圖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是主旋律。《讀者》中有“改革”一詞的文章930篇，出現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一詞的文章有140篇。改革開放三十年，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三十年。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中國企業1978—2008：激蕩三十年》一書中列舉的許多重要人物、商業事件和改革節點，《讀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報道過，其中有深圳的“春天的故事”，有始於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有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有“入世”，有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的討論等等，企業家中有年廣久、何伯權、柳傳誌、黃鳴、宗慶後、俞敏洪等許多讀者耳熟能詳的企業史人物。
社會經濟的變化，也進一步推動社會治理的轉型。從社會治理層麵來看，《讀者》涉及的主題包括民主法治、生態平衡、透明公正、服務型政府、社會和諧、廉潔高效、責任創新和基層民主等等。這是群眾的呼聲，也是中國改革的目標。
三十多年來，伴隨著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深度調整，社會階層不斷變化，工人和農民階層出現了新的分化與組合，知識分子階層產生了分層與流動，新社會階層快速增加。《讀者》中有“階層”一詞的文章共454篇，其中包括《當代中國十大社會階層報告》《中產階層的誕生和危機》《城市貧民階層是一個信號》《利益的衝突—傾聽不同的聲音》《警惕：鄉村權勢階層的崛起》等多篇文章。
打工潮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一個必然現象，數以億計的打工者如候鳥般奔波於城鄉之間，他們的工作和生計關係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讀者》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反映打工者的生活、工作情況和身心發展，傾聽他們的聲音，感知他們的訴求，報道他們的積極變化。在廣東，《讀者》月發行量最高時近100萬份，分析看來，與廣東存在大量的外來人口不無關係。
當然，共性總是主角。在對時代主題如改革開放、公平正義、社會發展的關注和討論方麵，《讀者》總是在積極努力。如“言論”欄目，短短幾百字就包括弱勢群體、反腐、道德、房價、教育等多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