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與上級關係時，要懂得權變之道。上級的命令要執行。上級的意圖要領會。如果自己的主張與上級有分歧，要避免與上級發生衝突，要兼顧原則性和靈活性，既辦成了自己的事，又得到上級認可。
前麵我們講過，上級喜歡聽話的下屬，喜歡那種接到任務後沒有任何借口、保證完成任務的下屬。但是，假如你是一名中層領導，負責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工作，你該怎麼麵對自己的上級呢？如果上級不了解下麵的具體情況、指手劃腳、幹預太多怎麼辦？如果上級昏庸，教條主義怎麼辦？這時候，你要懂得權變，懂得迂回，既不能違背他的命令，又要做成自己的事。
曾國藩生在晚清，是朝中最有實力的大臣，他的上級就是昏庸的、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清貴族了。他一方麵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敢於向自己放權。另一方麵，他同時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勢，用實力說話，即使朝廷有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這樣，既維護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慘結局，又保持了國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麵的大動蕩。
但是清朝畢竟是滿洲貴族的天下，他們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實在是迫不得已，內心深處，仍然有強烈的民族歧視。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湖廣總督官文、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滿蒙貴族鉗製他們。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為丁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他就下令將自己直屬的曾囤荃部湘軍大部分裁撤。當時朝廷也認為這是最安全的。他們覺得太平天國被消滅了，保存一支自己無法控製的軍隊，才是最危險的。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兩係，清朝其他的武裝力量已經徹底腐朽，難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及其馬隊被撚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
朝廷的這次調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其一，攻陷天京以後，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翦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如果曾國藩統兵前往作戰，勢必會形成湘軍送死有分、論功行賞無緣的情形。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不聽從調遣，是不忠；聽從調遣，是不利。公開拒絕不服從，是一個封建臣子難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毀滅性的結果。萬難之中，隻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在黃淮大地上窮追不舍，失敗是注定的，隻是早晚的事，他斷言：“此於兵法，必蹶上將軍。”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
果然，高樓寨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滅，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年輕的撚軍戰士殺死。經過這一仗，撚軍聲勢更加浩大，他們縱橫山東、河南，威逼京津。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所用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員弁均歸其節製。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
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事，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於倒懸之急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凶禍福。因此，還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曾國藩經曆了諸多政治變故，頗有些心灰意冷。當他接到“赴山東剿撚”的旨令時，切實感到“詫歎憂憤”，而且在以後的幾天裏，他連連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統兵北上，然後繞至北麵向南逼剿。曾國藩從催令中看出此時清廷的著眼點是在於解救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這是清廷的一廂情願，而此時曾國藩所麵臨的出征困難卻很大。
湘軍經過裁減後，曾國藩北上剿撚就不得不仰仗淮軍。曾國藩心裏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供應也不能迅速籌集。於是，曾國藩針對一個時期裏撚軍的活動規律，僧格林沁覆滅的經驗，以及自己所麵臨的困難，特向清廷上奏，陳述萬難迅速出征的原因。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個主要原因後，鑒於僧格林沁“賊流與之俱流”的經驗教訓，曾國藩認為必須以逸待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