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緣情而發。正因為有情感的注入，詩歌才真正意義上具有了可讀性。楊嘯的《藏頭詩三百首》正是情感催生的產物。詩人開始創作藏頭詩，不過是“作為文字遊戲”，是閑暇之筆。但是在朋友們的熱情鼓勵下，“一發而不可收”，在很短時間之內便成詩三百多首。
情感性在《藏頭詩三百首》中體現為兩點。其一是詩人對吟詠對象的情感性投入。例如他在閱讀了柯岩的《和“巨人”對話》後，得出了“一顆童心，一片真情”的感慨：“一望無際好禾苗，顆顆花蕾正含苞。童稚情懷漾詩意，心思摯愛蕩春潮。一片彩雲灑甘露，片片幼林待雨澆。真知融於淺近語，情如大海湧波濤。”這一方麵固然是柯岩的作品給他強烈的震撼與感動，但是另一方麵是作者深情投入後的最真感受。瑞士文藝心理學家布洛倡導文學欣賞中的“心理距離”說，認為距離產生美。但是從另外一個層次上講，與具體的物象的相融也能產生美。辛棄疾的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是一種因距離美產生的相互欣賞，而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更是距離消失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楊嘯在對優秀作品的歌詠無疑是情感投入距離消失的產物。
其二，楊嘯在整個藏頭詩創作中都注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藏頭詩三百首》共分為四輯，分別是“京華師友篇”(北京的師友)、“四方師友篇”(全國北京以外各地乃至海外的師友)、“草原師友篇”(內蒙古的師友)、“家人親屬篇”(作者本人的家人親屬)。因為詩中所吟詠人物大多數是文藝界人士，和詩人是同行，這無疑有著惺惺相惜的情感認同。楊嘯在詩中極力稱譽這些人物的人品和他們在文藝工作上所做的貢獻，雖然有時候不免有“過譽”之嫌，但是楊嘯卻有著自己的解釋：“我在詩裏所寫的，是這位師友在我心目中的‘詩的形象和境界’，或者是我所‘希望的這位師友的形象和境界’。”
因為寫作對象明確，所以楊嘯在詩中用簡筆勾勒了眾多人物形象，讓人讀了如同欣賞中國畫，粗看非常簡約，但是仔細品味就有著更為豐富的形象展示出來。如韓燕如生前在對內蒙古西部地區爬山歌的搜集和整理上做出了突出貢獻，楊嘯寫有《贈韓燕如》：“韓家老翁有赤心，燕子飛來報新春。如花似錦好風景，善與燕子做知音。唱天唱地唱心事，爬上頂峰韻更純。山歌就像長流水，歌聲高亢遏風雲。”詩句把韓燕如為了自己喜好的事業而忘我投入的景象再現出來。從詩歌內容上講，楊嘯在勾勒人物形象時一般有三種路徑。其一是把握人物文藝創作的總體風格。如《贈方增先》：“方圓任馳騁，增減皆有道。先知並先覺，開闔自玄妙。一世稱奇才，代中君自傲。畫壇辟蹊徑，風雲筆下俏。”方增先作為畫家，一方麵繼承中國畫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麵又借鑒西方的現代藝術，在畫壇獨樹一幟。這首詩就是把握方增先兼收並蓄從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畫風進行立意的。其二是把握人物的外在形象特征。如《憶韓作黎》：“作風樸實一老農，黎明即起忙耘耕。”把韓作黎樸實、勤勞的品性揭示出來。其三是著眼於人物的內在品性來結構詩篇。這種情況應該說在詩集中所占篇幅是最多的。如《贈趙誌宏》藏頭為“趙誌宏政界文苑君子風”；《憶孫犁》藏頭為“孫犁大家風，文苑一青鬆”等。這部詩集的寫作對象，上自出生於1900年的冰心，下自1970年代的青年學人乃至1990年代的孩童，其大量的人物形象，構築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人物畫卷。
三、關於詩歌的生活性與曆史性
詩歌因為其生活性而獲得廣泛的存在繼而為老百姓所接納。楊嘯的《藏頭詩三百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酬唱詩寫給友人的，但是它的讀者群卻絕不僅僅局限於作品的創作對象，隻要是文學愛好者，隻要喜好藏頭詩，這都是非常值得閱讀的一部大書。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作品的生活性。生活性在《藏頭詩三百首》中體現為貼近性的語言風格、對生活細節的捕捉以及鮮明的愛憎立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