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下，北宋定都開封是合理的。宋太宗北伐失敗後，北宋統治者確立的以保衛開封為核心的全麵防禦政策，是導致北宋長期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
北宋以“積弱”聞名於史，這已是公認的事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麵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則顯然與定都開封以及相關的國防政策有關。定都開封與北宋失敗的國防政策有無關係？關係如何？對北宋國防又造成了什麼影響？這些問題無疑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試作初步探討。
一
在中國古代，定都曆來是開國統治者麵臨的首要問題，不僅需要從當時全國政治形勢和經濟發展狀況考慮，同時也必須從國防狀況考慮。都城不僅是國防保衛的最終對象，而且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與國防有著緊密的關係，都城本身就是國防體係中關鍵的一環。如所周知，禦北從來都是中原王朝國防的重點，這種國防形勢的長期存在，勢必要求都城的位置與其相適應，即在交通和通訊手段極為落後的古代，隻有盡可能地縮短都城與北部邊防線的距離，才有利於指揮軍隊和控製邊防局勢。
綜觀宋以前的秦、漢和隋唐諸統一王朝，不難看出，這些王朝都成功地處理了定都與國防的關係。即：一方麵，依陰山、燕山一線險峻山勢修築長城，沿長城線屯駐重兵把守，構成一道天險與人防相結合的堅固防線，守可以此為屏障，阻擋遊牧勢力的南犯；攻可以此為依托，出兵爭鋒於漠北。另一方麵，將都城設置於接近禦北前線而又“形勝足恃”之地。如長安所在的關中，號稱“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占盡了防禦上的地理優勢，從而使長安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並使定都於此的王朝可將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線，這就極大地增強了禦北國防。正因為如此，這些王朝敢於製定攻防結合的國防政策，頻頻出師漠北，取得了禦北戰爭的主動權，創造出赫赫武力，以致雖皆亡於“內亂”，而終不亡於“外患”。
但中唐以後，隨著全國政治、經濟以及國防形勢的重大變化，上述定都格局及其國防體係也趨於瓦解，從國防上看，隨著突厥等勢力的衰落和契丹族的崛起，唐朝的國防重點逐漸從西北轉向東北，出現了河北藩鎮林立的局麵，而此時的長安則顯得過於偏西，對東方大有“鞭長莫及”之感。長安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最佳位置。正因為如此，唐後期，洛陽的地位日顯重要，部分地取代了長安的作用，但正如北宋宰相王旦指出的：“長安、洛陽雖雲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跡遠而難製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可見，都城的進一步東移，勢在必行。五代時期，開封便成為新的政治中心。
然而，都城東移不久，北部國防形勢卻發生了極為不利的變化，給新都城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由於石晉向契丹獻出幽雲地區，就使中原喪失了傳統上最重要的長城防線，華北平原門戶洞開，完全暴露在契丹鐵騎麵前，所謂“燕薊以南，平壤千裏，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華北平原在軍事上易攻難守的地理特點，對以步兵為主的中原軍隊非常不利，“若夫沙平草淺，千裏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穀，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開封以北僅有的黃河天險，在秋冬季節也往往淺?、封凍，大大降低了屏障功能，使開封陷入“形勢渙散，防維為難”的境地。後晉末，即發生了遼軍飲馬黃河、兵洗汴都的慘劇。可見，中原國都長期依賴的國防地理優勢，到北宋建國前已完全喪失，這對北宋的定都和國防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二
北宋統治者能否處理好定都與國防的關係，並確立相應的國防政策，就成為關係國家安全成敗的關鍵所在。
宋初，在都城的選擇上，開國統治者一度陷入極大的矛盾中。在“北不得幽薊，則兩河不可都”，山東及其他地區又過於偏遠的情況下，北宋如繼承都城東移之勢，國都就隻有沿襲於開封，其結果必然是屏障喪失、防禦困難，這對王朝中心的安定顯然不利；如將都城撤回關中，或進而在征服南方後將都城遷往江東，則都城防務雖然增強，卻失去了政治重心的位置，可能重蹈唐代失控天下的覆轍，而且這種退縮還可能進一步導致中原腹地的喪失。北宋最終選擇了前者，這顯然承擔著極大的國防風險，但也是當時唯一可能的選擇。
開封在國防上存在著“利戰不利守”的特點，對保衛自身顯然不利，但作為都城的其他條件卻相當優越。其一，居天下重心之位，所謂“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製四海”；其二，交通便利，特別是位於黃河與汴河的分水處，使漕運避開了黃河之險，縮短了與東南的距離，有利於充分吸收江淮物資，所謂“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使都城的經濟基礎得到可靠的保障。這兩點也正是宋統治者雖猶豫、爭論，但最終仍都於開封的主要原因。北宋既然不能不定都於開封，就隻有避其“難守”的弱點，揚其“利戰”的特長，采取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出師收取長城，恢複以往行之有效的禦北體係，才能鞏固國防，保障開封的安全。
宋初統治者完全清楚北伐的重要性，但考慮到當時契丹的勢力還相當強大，宋軍一時還難以戰勝，而南方諸割據政權又對北伐構成了牽製力量，因此，為了盡快統一國內，避免南北兩麵作戰，宋太祖確定了“先南後北”的統一部署，即對遼暫時采取守勢，集中主力南征，平定南方後再調集全國力量北伐，收複燕雲地區。在實施南進計劃的同時，宋太祖仍高度重視北部國防，一方麵，選派強兵悍將屯守北伐，對之予以極大信任和優惠，如對李漢超、李繼勳等將領，既授之以用兵全權，又“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有效地調動了其作戰積極性，打退了遼軍的多次進攻。另一方麵，還考慮用贖買的辦法取得燕雲地區，宋太祖曾對臣下說：“欲俟斯庫（封樁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最後，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遼軍乘虛南下、都城孤懸難守的情況，又在京畿地區設置重兵，彌補開封平原無險可依的弱點。總之，上述部署不僅為迅速征服南方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地扼製了遼軍南犯。所以，禦北的措施既是暫時的，又是積極的，應當得到肯定。遺憾的是，南征尚未結束，宋太祖就不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