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夷簡是北宋中期最有影響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書，前後主政達二十餘年，這在北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拋開呂夷簡生前死後褒貶不一的政績不談，其所謂的“操術”，也就是政治權謀卻是極為突出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宋史》本傳稱：“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北宋史家王稱也說：“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那麼呂夷簡絕人的政治“操術”究竟如何，又是怎樣出現的，它與北宋的封建政治又有什麼關係？這無疑是政治史上一個引人入勝而又頗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縱觀呂夷簡生平，公允地說其既非舍身報國的“諍臣”之輩，也絕非禍國殃民的“奸邪”之流，他在入相以後所表現出的顯著的“操術”活動，是經曆了入仕、沉浮及與宮廷交往的政界曆程而形成的，而這個政界正是高度強化的北宋中央集權政治操縱下的舞台。也就是說，呂夷簡的權謀活動是一個與北宋封建政治密切相關的複雜曆史現象。
如所周知，經曆了中唐、五代時期“臣強君弱”混亂局麵之後建立的北宋王朝，從開國伊始就實行了一係列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方針和措施，至太宗時皇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物極必反”的規律也使得此後的宋王朝逐漸喪失了生氣，形成了政治萎靡的局麵，臣僚過度屈從於君權，遇事少有作為，而兩次北伐的失敗更加劇了政壇的保守氣氛。特別是“澶淵之盟”訂立後，宋真宗為洗涮屈服的恥辱，大搞祭天祀土等宗教迷信活動，以轉移國人的視線。一時間“天書”普天降、“祥瑞”遍地生，勞民傷財，“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如寇準之類敢言多諫之臣前後被貶出朝，如王欽若、丁謂之流諂媚奸佞之徒相繼當國秉政，而如王旦、向敏中等更多的所謂賢臣隻能依畏其間。史稱王旦為政能持重，但不免於以宰相身份屢充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卻不敢稍有違抗。向敏中則遇有難事，“但唯唯”、“複唯唯”、“亦唯唯”。在此形勢之下，朝政日趨頹廢，政壇上下充斥著消極惰性的氣息，這便不能不對整個官僚隊伍產生莫大的消極影響。不能說沒有官員不關心時弊，然而，這方麵的呼聲和舉措既顯得微弱不堪，又難得受到重視，大多數臣僚都安於現狀，“屍餐素祿”而已。
呂夷簡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於鹹平中釋褐入仕的。呂夷簡出身官宦之家，其從父呂蒙正為太宗、真宗兩朝宰相。史稱：“有是君則有是臣”，呂蒙正曆兩朝大政，惟“將順德美”，以順從穩重而著稱。呂蒙正從政謹慎的特點無疑對乃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實上，也正是在已致仕的呂蒙正的推薦下，“夷簡由是見知於上（真宗）”。應當說，在從政的早期，呂夷簡尚不乏關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熱情。他在曆州郡長吏時，曾多次上言時弊，如從知濱洲代還時上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因其所奏“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有益於減輕農民負擔。此舉得到了宰臣王旦的讚賞。又如任提點兩浙刑獄時，針對為應付京師宮觀建築所需，造成當地許多工徒死亡的問題，“夷簡請緩其役，從之”。此外，在侍禦史知雜事任內，也曾數度言事，如請真宗“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揭露假冒李順案；彈劾奸相丁謂黨徒李溥；為遭難的寇準辯誣等等，一度“忤大臣意”，引起了權貴的不滿。但呂夷簡通過自己的出色才幹和有利的背景關係（如呂蒙正之薦、輔相王旦和參知政事王曾之器重等），逐漸得到了升遷，至天禧時，官至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揆諸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呂夷簡在進入中書之前既非庸碌之輩，亦非以投機取巧而見長。當然，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由於其尚屬中下級官員，還未接觸到中樞錯綜敏感之事，故精明強幹的呂夷簡處事相對能做到率直敢言。從有關記載來看，其權謀活動並不顯得突出。
乾興初，真宗病死，章獻劉太後輔佐年幼的仁宗垂簾聽政，形勢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呂夷簡也從此一步步進入權力中心。參與朝政既使呂夷簡大開了眼界，也使他開始卷入了險象叢生的政治旋渦之中。仁宗登基不久，朝中便發生了一次激烈的鬥爭，猖獗多年的首相丁謂因久失人心，又“稍失太後意”，遭到素來不合的參知政事王曾等人的反對。王曾利用與丁謂關係密切的大宦官雷允恭處置真宗陵寢失誤為契機，向太後密奏丁、雷專權不法事，於是雷允恭被降旨下獄。在審雷實則攻丁的獄案處理過程中，呂夷簡以權知開封府的身份參與了此事，這也是其首次接觸到的尖銳重大的政治問題，不管其從中發揮的作用大小如何，但呂夷簡支持王曾反對丁謂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
不久，丁謂及其黨徒遭到貶逐，王曾入相，呂夷簡也同時官拜參知政事。形勢雖然在短時間裏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但真宗以來紊亂頹廢的政局卻已積重難返，僅憑驅逐幾個奸佞之徒是不可能解決多少問題，加上太後垂簾聽政，依舊喜用順從親信之輩，從而形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樣換湯不換藥的結局。通過乾興初至天聖七年間呂夷簡參政任內有關活動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從率直敢言向世故圓滑退縮的轉變過程。呂夷簡就任參知政事不足一個月，便讚助王曾勸太後將真宗朝偽造的各種天書隨葬，以絕勞民傷財的荒誕之舉再起。這無疑是一項大膽而又明智的舉措，此舉標誌著多年“君臣如病狂然”的大規模迷信活動的結束。次月，當真宗“神主”入太廟時，太後“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呂夷簡再加勸諫，提請太後遠奸邪、獎忠直、輔幼主，“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天聖元年，呂夷簡與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魯宗道受命主持茶法改革。權三司使李谘等針對以往交引榷茶法造成的諸多弊端，提出以通商性的“貼射法”取而代之，得到了呂夷簡等人的支持。新茶法的實行，不僅有益於茶葉生產者和普通茶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國家的收入。然而，由於新法剝奪了舊茶法時大商人的暴利，“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因此引起了他們的猛烈攻擊，“爭言其不便”。於是，天聖三年，當新法中出現一些失誤後，宋中央又以“三說法”取代了貼射法。從事茶法改革的官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據史料記載，呂夷簡等大臣“嚐主變法之議，詔令分析”，張士遜稱：“皆不出已”，矢口否認支持變法。但呂夷簡並未推卸責任，而是據理辯護道：“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以此推之，頗有成效”，同時承認三司上報中存在虛數，“非執政能親自較計”。此事雖導致他受到罰俸的處分，但連同以上幾件事足以反映執政初期的呂夷簡，尚保留著興利除弊、遇事敢言的特點。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天聖二年合祀天地後，“故事，輔臣例遷官”，呂夷簡帶頭“辭之”，從此成為定製，輔臣“惟加恩而已”。
然而，封建專製時代以人主意誌裁決一切的原則，常常使正義無立足之地，迫使臣子唯命是從，以致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而官場的黑暗無道教訓和熏陶著每個官員的靈魂，往往又使具有良知和抱負者最終走向反麵。丁謂垮台與其說是由於奸佞不法，毋寧說是在一定程度上與失寵有關，與丁謂一丘之貉的王欽若雖名聲敗壞，卻照樣能在丁謂遭貶不久的天聖二年九月，因太後之意重登首相之位，“輔臣皆不與聞”。史稱其為政“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故能至死恩寵不衰。天聖初的其他大臣，如樞密使曹利用、樞密副使夏竦、張士遜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機者，雖無建樹可言，但其加官晉爵並不受到任何影響。身處這樣的環境之中，特別是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的本來麵目後，呂夷簡的行為便不能不受到極大的影響。天聖六年，次相張知白卒，首相王曾向太後推薦呂夷簡接替其職，樞密使曹利用則推薦張士遜。“太後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王曾提出：“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後不得不同意。可是，此時的呂夷簡已深諳朝中內幕：張士遜雖才不出眾，但卻是仁宗藩邸舊人，又有太後和曹利用的支持，而自己根基尚淺，不便與其相爭。於是，他從長遠考慮，隻得壓抑自己而采取了退讓之策。呂夷簡遂主動向太後表示：“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從而博得了“太後嘉其能讓”的讚譽，然而這畢竟使得封建文臣為之終生奮鬥的相位失之交臂。呂夷簡的這次忍讓舉動，既是其政治生涯中權謀的一次重要運用，也不能不說是呂夷簡加深理解封建官場精髓的反映。次年初，曹利用因“恃恩素驕”，與太後發生了矛盾，遭到貶逐。張士遜與曹互為奧援，“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引起了太後的惡感。於是僅僅由於株連的原因而導致了張士遜的罷相。機會又一次來臨，天聖七年二月，當王曾再次向太後推薦呂夷簡後，“謙恭能讓”的呂夷簡終於獲得了次相之位。
二
呂夷簡拜相後，麵對複雜多變的朝政和日趨嚴峻的內外形勢，他剪鋒挫刃、韜光養晦，逐漸放棄了直言敢諫的特性，明哲保身成了其遇事理政所考慮的首要問題。也可以說，呂夷簡在深刻地認識了君權至上這一封建集權政治的內核後，調整了自己的從政方向和方法，承襲了宋初以來趙普、李沆、王旦以及呂蒙正等等前任為官的手段，並從寇準、丁謂兩種類型的失敗者中充分吸取了教訓，以自己過人之才謹慎地處理與宮廷的關係，亦即充分施展“操術”，以“深結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