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漕運雖在秦代就已產生，而且成為曆代中央集權統治的“大政”，但就其組織管理而言，隻有到了宋代，才出現了獨立、完整的管理機構。這些管理機構，對宋代漕運的穩定和進一步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漕運管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漕運自秦代形成以來，即成為曆代中央集權統治的“大政”，意義十分重大。但就其組織管理的發展而言，到宋代才出現獨立、完整的管理機構，這些機構的設置，不僅對宋代漕運的穩定和進一步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上承唐代的轉運使，下啟明清的漕運總督之製，在漕運管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對宋代漕運管理機構加以探討，將有利於漕運研究的深入進行。
一
漕運雖在秦朝就已產生，但在唐代以前，總的說來，漕運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這表現在：其一，漕運主要局限於北方，範圍還不夠大；其二，除個別時期外，漕運的規模都較為有限；其三，漕運的發展不夠穩定，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漕運幾乎陷於萎縮、停滯；其四，漕運利用的河道主要是北方東西向的河流，運途較短，各段河道水情變化不大。因此，漕運的組織管理也比較簡單，中央的治粟內史、大司農及度支部等財政機關，對漕運進行一般性的行政領導，實際組織則由地方官負責。此時，漕運還沒有被作為一項獨立的業務進行專門的管理，專職的漕運官職也就沒有設置，如宋人所說“臨時製宜，不足深論。”
唐代建立後，隨著封建集權政治的不斷發展，唐中央的各項開支日益擴大，長安人口也急劇增加，“而關中號稱沃野，然以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因此，漕運關東糧物意義十分重大。而隋代開挖的南北大運河，為唐代漕運向江淮地區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於是，唐代打破了以往漕運局限於北方的狹小格局，開始了以南方為主的全國性漕運，其範圍和規模都超過前代。但是，隨著規模的增大，運路的延長，漕運也現了許多問題，特別是東南運路要跨越了長江、淮河及黃河等幾條水係，各段運河水情的變化也很大，這都對漕船航行帶來了很大困難。為了解決運路上的各種問題，加強對漕運的調度組織，以漕運更多的物資，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任命陝州刺史李傑充陝州水陸運使，“漕運之有使，自此始也。”這可算是最早的漕運官職，但卻是臨時差遣性的，還沒有固定下來。開元二年（714），李傑以河南尹的身份再充水運使，“大興漕事”。黃河上通關中漕渠，下接汴河，是東南物資北運的重要水道，但問題頗多，因此，唐於此設官專門管理漕運。
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針對東南運路遠、河道變化多而造成的漕運不暢的問題，提出了轉般運輸的改革建議，即以分段運輸取代長途運輸。裴氏遂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充轉運使，專門負責漕運，名稱與前又有不同，結果三年向長安漕運了700多萬石，大大地超過了唐初，而號為稱職。可見，專職漕官的出現，對漕運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後，隨著藩鎮割據局麵的形成，唐室主要的財政來源僅存東南一隅，為了充分吸取江準財賦，唐中央不斷向東南派出大臣進行“理財”，一時“使”名繁多、更替不一，如租庸使、兩稅使、度支使、鹽鐵使、鑄錢使、水陸運使以及轉運使等等。並且常常一人身兼數職，如唐代宗時的著名財臣劉晏就以度支並轉運、鹽鐵、鑄錢使的官名，兼有多項職權。其用意顯然是為了將搜刮、控製江淮財賦與漕運結合起來，以保障唐室所需，防止藩鎮插手分割。為了這一職務有職有權，故往往多以重臣出任，或兼任諸使。以後的“韓氵晃、杜?、杜讓能、崔昭偉皆以宰相充使”，就是證明。然而正因為如此，又使轉運使、水陸運使本身的管理職能反而減弱。伴隨著外重內輕局麵的加劇，漕運也逐漸衰落。僖宗以後，“江淮轉運路絕”，轉運使等漕官也名存實亡了。
水陸運使、轉運使在唐代的出現，是在漕運大規模、長距離發展的背景下，唐五朝加強對漕運管理的產物，也反映了漕運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但是，唐代漕運官職畢竟是新產生的，管理水平還是初級的，不久又經受了動蕩時局的衝擊，顯露了很大的局限性，其具體表現為：（1）沒有完全定型，屬於臨時差遣性的；（2）尚無完整的組織機構；（3）中唐以後，多與他職相兼，喪失了獨立職能的專業性質。
二
北宋建國後，推行了全麵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其中在財經上實行了“粟帛錢幣鹹聚五畿”的方針，以保障宋中央擁有充足的物資，同時也削弱了地方的物質基礎。為此，北宋便致力於漕運業的全麵發展，所謂“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就體現了這一思想。隨著各地割據勢力的相繼臣服，北宋陸續組建了以都城開封為中心的漕運網，即利用惠民河（蔡河）、廣濟河和黃河等水道，向國都漕運京西南、京東及秦晉糧物；以汴河、淮南運河和江南河漕運東南六路物資。漕運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平均每年漕糧即達700多萬石，其中尤以東南漕運最為重要，漕糧量達600萬石以上。為了有效地組織管理漕運，特別是解決漫長而又繁重的東南漕運所出現的問題，北宋吸取了唐代管理漕運的經驗，設置了獨立專職的漕運官職，並進而發展成完整的管理機構，使漕運的管理水平大大地超過了前代。到南宋以後，隨著長期對外戰爭形勢和偏安局麵的形成，漕運也趨於萎縮和分裂，漕運管理機構遂趨於癱瘓以至消亡。
宋代中央的最高財政機關――三司（元豐以後則為戶部），對漕運進行宏觀上的領導，如確定物資類別、要求運輸總量以及督導各地漕運機關抓緊等等，但這種管理與前代的大司農、戶部的管理差不多，屬於行政上的宏觀領導，並不涉及漕運本身業務之具體細事。
宋代路一級機構中的轉運使、司，其最初設置與漕運有較大關係，所謂“專一飛挽芻糧餉軍為職”，而轉運司所職催科征賦、出納金穀、應辦上供、漕輦綱運數事而已。因此，在名稱上也沿襲了唐代漕官的官名，被稱作漕臣、漕司。但是，轉運史不久遍設於全國各地，逐漸成為路一級財政、民政及監察的主官，職能擴大了，但權限卻限製在本地區之內，從而與唐代的轉運使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過，宋代的轉運使與漕運仍有一定的關係，一般說來，轉運使負責征集本路上供糧食物資，轉交漕運機關運送京師，在漕運機關癱瘓時，轉運使則直接負責將物資運送到指定地點。
宋代實際管理漕運業務的機構，是各漕運區線的專職組織：東南六路發運司、三門白波發運司、京東和京西南的輦運司及催綱組織等。在這些機構中以東南發運司地位最重要，所謂上與三司“為表裏，以給中都”，下與轉運司相配合，“以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斡其歲入”，而“總其漕運之事則隸發運司”。因此，以下將圍繞著東南發運司為重點，對宋代漕運管理機構的有關方麵進行探討。
宋初，江南尚未征服，漕運僅限於北方，因此，最早的漕運官實際上隻是管理北方漕運。建隆二年（961），以盧浚為京畿東路發運使，負責廣濟河漕運，發運使名始於此。但屬於臨時性職務，與以後的東南發運使無關。開寶六年（973），以潁州團練使曹翰“都大催督汴路運船”，汴河漕運有了簡單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