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漕運進入了中國曆史上的極盛之時，每年調運的漕糧量達到了空前絕後的記錄。其中東南六路的漕糧占總量的絕大部分，北方的漕糧量則日漸減少。北宋時漕糧居高不下的原因，既在於當時東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運河的暢通發達，更在於當世中央集權政治的影響。北宋長期維持的巨額漕糧，一方麵對穩定中央集權政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開封城市經濟也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則對廣大納漕地區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影響了這些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漕運自秦漢興起後，曆千餘年演進，至北宋達到極盛之時，運河網密布，管理製度及機構發達，而每年調運到都城的漕糧量更達到了罕見的水平，不僅遠過於前代，也為後世諸朝所不及。北宋漕糧數額何以能達到空前絕後的記錄，當時的漕糧來自何地，其意義影響又何在？這些問題無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
一 北宋漕糧的數量、來源地及變化
北宋建國伊始，由於廣大南方地區尚未納入版圖，所以漕運的範圍僅局限於北方地區。此時溝通東京開封與各納漕區域的水道主要是黃河、惠民河和廣濟河，所謂“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年運漕糧不過百餘萬石。至宋太祖開寶時，又通過汴河征調淮南漕米數十萬石。但總的水平仍不很高，漕糧大體維持年運量一百幾十萬石上下。宋太宗統一江南後，東南漕運隨之勃興，“歲運米四百萬石”，大大超過了北方漕糧量。太平興國六年，宋王朝開始對全國漕糧確定了年運量標準：“汴河歲運江淮粳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但這一定額標準很快就被日漸擴大的東南漕運量所突破，太宗後期，東南漕糧年運量已達六百萬石以上。景德四年，宋中央取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間東南漕運“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與此大體同時，廣濟河的漕糧運量也增至六十二萬石。也就是說，景德時北宋確立的全國漕糧年額為：東南地區六百萬石，北方地區二百餘萬石，總數則為八百多萬石。
就北宋一代而言，景德時確立的漕糧年額實際上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事實上，因受各地糧食豐歉情況、河道善惡狀況以及有關漕運製度和政局變化的影響，漕糧的年運量也不斷出現上下起伏波動的狀況，甚至個別地區還出現了停運的現象。以東南地區漕糧的變動情況為例：仁宗天聖初，因江淮荊湖等地和糴糧米過多，而天聖四年江淮地區又出現災荒，糧食產量大減。於是，當年由主管全國財政的三司勘合後，奏請將東南漕糧減少五十萬石，以550萬為年額。三年後，負責東南漕運的發運司又以豐年為由，奏請恢複舊額。在真宗和仁宗朝個別年頭，東南上供漕糧曾出現過年運800萬石的罕見記錄。熙寧七年，一度又出現了“江淮上供穀至京者，三分不及一”的現象。而到北宋末，因受腐敗朝政和僵硬的漕運“直達法”的影響，東南漕糧又常常降至四五百萬石。不過，總的說來，“大約以景?（此為‘景德’之誤）所定歲額為準”。在北宋大部分時間裏，雖可遇災酌情減少漕糧數量，但按規定仍須以後補納。
再以北方地區為例：北方諸河漕糧數量的變動也時有發生，其中尤以黃河承運的漕糧量波動最為突出。由於黃河水道複雜、航運條件差，故漕糧運輸的成本一直很高，損糧毀舟的現象從未消失。到真宗時陝西成為對夏戰爭前線後，考慮到當地軍糧匱乏以及黃河漕運的損耗情況，宋政府遂逐漸減少了對京西、陝西漕糧的征調。於是黃河漕運不斷萎縮，到仁宗慶曆以後，“黃河歲漕益減耗，才運菽三十萬石”。仁宗嘉?四年，宋廷下詔廢黃河漕糧，“自是歲漕三河而已”。廣濟河在仁宗以後因河道淤塞問題愈益嚴重，運量也很不穩定，慶曆中，不得不減十萬石漕糧年額。治平二年，河道得到了改善，漕糧又達到74萬石。嘉?六年，惠民河完成漕糧量比年額減少15萬石。治平二年，惠民河漕糧銳減至26.7萬石。有關北方漕糧數量的記錄僅見於此，北宋後期則記載全無。
通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漕糧中的絕大部分來自東南地區，而北方地區的漕糧不僅數量少、不穩定，而且多屬雜糧，如宋人所說：“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食”。故宋人又說：“國家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