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家的孩子早已養成了儉樸的習慣，老舍的襪子不知補了多少補丁。一次，大姐給他做了雙新布襪子，他舍不得穿，放起來。有錢人家的子弟，講究吃穿，家境困難的同學，有的愛麵子，怕被人瞧不起，想法硬撐麵子，而他卻不在乎別人譏諷、蔑視，仍然穿洗幹淨的舊衣服。
每個孩子，童年時代都有自己的樂趣。舊時，有的孩子喜歡玩貓逗狗，有的孩子喜歡玩惡作劇，尤其旗人的後代大多願意玩鳥、玩鴿子、養魚、逗蛐蛐。而老舍除酷愛看書外，最大的興趣是去茶館聽說書，或是逛天橋聽戲。北京是曆史悠久，以文明著稱的古城。當時的文化藝術水平很高，文化生活，特別是民間藝術風俗盛行。大大小小的茶館遍布北京街頭，老舍空閑時，一想起茶館，心就癢癢。那說書的真有兩下子，站在那兒，嘴像爆豆似的，一口氣說上兩小時，不打磕巴兒，說到興奮時，看見聽戲的人瞪著眼睛，跟著喝彩，斷然打住，真是見好就收。然後衝著四方聽戲人兒鞠躬，作揖：“各位老少爺們兒、兄弟姐妹、嬸子大娘有錢的幫一把，沒錢的捧捧場，兄弟謝謝諸位了。”說起來那些窮藝人也不容易，全憑“一張嘴”、“一雙鐵腿”。趕點時聽戲人兒多賞幾吊，不趕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白搭了。
對於說書這一民間藝術，老舍聽不夠，也看不夠。有錢的小夥伴知道他沒有錢，就常常邀請他一塊去茶館聽說書。他為了回報夥伴，有時聽完了，他再給夥伴們來上一段，那神情姿態，那舉手投足，那特有的腔調都與說書人一般無二，直逗得大家眉開眼笑。大家都佩服他的記憶力，聽他說書也真夠過癮。
當時的茶館裏，真是三教九流，聽說書的人，什麼行道的都有。有官吏、有實業家、有假洋人、有逃兵、有老太監、有農民、有女招待、有自食其力的小販、有算拿、有打群架的、有唱曲藝的、有議員、有大學生、有下棋的……他們這些人聚到茶館各行其是，有錢的人穿著闊氣，華麗的各種顏色的長袍，腰間掛著小玉石墜，梳著亮光光的頭發，邁著四方步，哼著小調；而那些衣著襤褸的乞討者和那些窮老者也夾雜在茶館裏；跑堂端茶倒水的川流不息。茶館裏傳來的叫賣聲、茶房的吆喝聲、茶客的喧嘩聲、廚房裏的炒勺敲打聲彙成一曲特殊的交響曲。
老舍的興趣是和小夥伴們混到茶館裏聽說書，而當時茶館裏形形色色的人，千奇百怪的事無不在老舍那少年時代的腦海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正因為如此，1957年老舍寫出了轟動國內外的話劇《茶館》。
《茶館》通過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近50年舊中國風雲變幻的描寫，埋藏了三個可詛咒的時代：戊戌政變失敗後的晚清末年，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的民國初年，抗戰勝利後解放戰爭爆發前夕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這縱貫半個世紀的三個時代，是舊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逐漸加劇，中國人民覺醒抗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怒濤的時代。老舍用三幕戲、三萬字，深刻地描繪出這一幅廣闊的時代畫卷，出色地描繪出埋藏三個舊時代的曆史過程。
他以高度概括的藝術手法，通過茶館這個窗口，在三幕戲中分別截取了三個時代的橫斷麵，廣泛地展現了整個社會麵貌。“茶館”是三教九流聚會之處，可以容納各色人物，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老舍抓住這個典型環境，通過茶館裏出現的稀奇古怪、荒唐可笑的人和事，讓觀眾去認識那個不複存在的時代。
老舍寫的不僅僅是茶館，他寫的是一個舊中國的縮影，一個人吃人可怕的舊中國的縮影。
《茶館》上演之後，敬愛的周總理看完說：“這個戲應該演，讓我們的青年們看看人吃人的舊社會是多麼可怕！”他給予《茶館》充分肯定。《茶館》被翻譯成法文、德文流傳到世界各地。1980年，《茶館》曾出訪亞歐，到法國、西德和瑞士演出。這是中國話劇有史以來第一次出國演出就獲得成功，國外觀眾鼓掌、跺腳、叫好，向台上扔花，熱烈場麵使國內各界人士大為感動。演員謝幕達30次以上，打破了國內紀錄，出現了奇跡。外電報道：“《茶館》征服了歐洲，現實主義回來了。”
如果老舍沒有自己的童年生活，沒有對茶館的了解，沒有耳聞目睹和切身感受那時代的畫麵，是不會寫出這樣有血有肉，群眾喜愛的話劇的。
老舍13歲時，清朝變成了民國，漢人當了政，換上大總統袁世凱。動蕩的年代，老百姓想的是無論誰當政，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行。而這時老百姓的日子還是不好過，原本困難的老舍家，家境仍然如故。可慶的是老舍考進了八旗子弟中學（現在北京三中）。老舍入學那天，穿著洗得幹淨的舊衣服，背著舊書包，進校一看，嗬！校舍是明末將領祖大壽的家廟，三個套院，一排大瓦房，屋明窗淨，是很清靜的一塊學習天地。然而，這所學校富戶子弟的孩子占絕大多數，像老舍這樣的窮學生寥寥無幾。老舍不免有一種孤獨感。當他心情正不好時，忽然得知同窗好友羅常培也考進了這所學堂，心裏頓時高興起來。他倆小學時就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常在一塊學習玩耍。上了中學又不約而同也考到一起，真有緣分。後來成為語言學專家的羅常培和後來成為文學家的老舍結下了深厚友情。日後羅常培教授回憶當時的老舍說：“一個小禿兒，天生灑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藏在裏麵而不輕易表現出來。被老師打斷了藤教鞭，疼得眼淚在眼瞳裏亂轉，也不肯討半句饒。”說到自己總是自謙地說：“一個歪毛，生來拘謹、靦腆、怯懦……受了欺負就會哭……”羅先生對朋友非常欣賞，他也是在自我揶揄呢。
從元朝開始，北京的天橋就是個出名的大市場。由古到今，許多詩人借天橋一地，寫了不少讚賦詩，如“莫道斜街風物好，到此處便魂銷”。由此說天橋是塊曲藝寶地。
老舍和常培最大興趣是逛天橋，天橋上五花八門，有窮漢（專賣舊物品）、有日市（叫晚市）、有市餅（飲食小吃），雜耍的，擺地攤的，唱戲的，拉洋車的，隨地可見。他倆最喜歡雜耍場事。開場之前，緊鑼密鼓地敲一頓，聽到鼓聲，人多了，找開了一個場子，那耍主先來一段開場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四海之內皆兄弟，諸位能賞光，站個場，兄弟就感恩不盡了。”接著衣服一脫，光著膀子來上幾個把式，小鑼一翻，一看便知道是要錢了。老舍和常培從這場出來又鑽進那個大戲園子，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那些雜耍，戲園子裏的台詞都記住了。
老舍喜歡這些民間藝術，而且產生了濃厚興趣。祖輩民間藝術的熏陶，給老舍以深厚的藝術感染，這些都牢牢鑄進老舍少年時代的生活裏。數年後，他寫出了《鼓書藝人》。
《鼓書藝人》是通過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一群從北方流落到重慶的鼓書藝人的經曆，真實地反映了舊中國藝人的生活和命運。千百年來，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的舊中國，賣藝一直被看做是卑賤的行當，藝人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始終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和保障。在很多人看來，他們不過是任人戲弄的玩物，可以恣意侮辱的賤民。從整體來說，舊中國藝人的生活和命運，帶有濃厚的悲劇性。而老舍對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間藝人特別同情。
老舍在《鼓書藝人》裏通過不同類型的藝人形象，真實地寫出了他們心靈上所忍受的恥辱與創傷。小說的主人公方寶慶來重慶，立刻著手籌辦市場。小說生動地勾勒了他在市場開鑼那天的緊張活動和恐慌心理。他希望有人賞光捧場，又擔心浪蕩子弟調戲女藝人，害怕看白戲的尋釁鬧事，卻不敢得罪任何一個。他知道稍有疏忽，都會導致市場的垮台，自己的命運完全握在別人的手裏。為此，“他鞠躬，誰到了眼前就跟誰握手，滿臉堆笑”，叫人生不起氣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於他應付得當，沒有出事，演出也獲得了成功。小說用“又過了一天，平平安安的”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結束了有關的描寫。但正是這樣的“平平安安”最真切地寫出了藝人低人一等，隨時都得忍受屈辱的辛酸和艱難。
如果不是老舍常去天橋看戲，看賣藝，如果沒有生活的深厚土壤，不了解北京人的風土民情，不了解舊時藝人的生活，是不會勾畫出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藝人形象的。老舍愛曲藝寫曲藝，他創作了相聲、快板、數來寶、單弦等曲藝作品。
老舍珍惜中學時光，他學習更加刻苦，因為他懂得，母親省吃儉用地供自己上學不容易。因為是住校，很少回家。他除完成老師所教的內容外，又自學了許多課外知識。這所中學條件比較好，花銷很大，看著日漸蒼老拚命幹活的母親，老舍心裏很難過，後來曾跟人說過：“上中學時，家境太困難，我當時看見母親為我上學而整天操勞，我真想挎個小筐上街去做點小買賣，或去當個小學徒來減輕母親的負擔。我所以能堅持下去，一是母親的支持，二是因為我太愛念書了，讀書是我唯一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