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它養大的羊是跟著我們走的，但它同樣也跟著它生長在其中的羊群走。它不過是把人當作它的羊群中的領袖看待罷了……對於家畜來說，人不過是它們的社會中的一個成員；這個人所要做的事情不外乎是使它們把他當作它們的夥伴而接受他；由於他的智慧本來就比它們優越得多，不久他就成為它們的領袖。所以他並沒有像畢豐所說的那樣，改變這些的天然狀態；相反地，他是利用了這種天然狀態。換句話說，他發覺那些是可以過社會生活的；他在成為它們的夥伴和領袖的時候，他就使它們變成馴服的了。因此的馴服性不過是它們的社會性的一種特殊的情況、一種簡單的後天變異、一種確定的後果。所有的家畜在本質上都是可以過社會生活的動物……”（弗魯倫：《弗來德裏克·居維埃的觀察結果的撮要分析》）。
營社會生活的動物是本能地跟著它們的領袖的；但讓我們指出居維埃所忘記說的話，就是這個領袖的任務完全是屬於智慧上的。領袖不用去教育其他的動物聯合起來，在它領導下團結一致，從事繁殖、逃避和自衛：在這些事情上，它知道它的部下知道得和它一樣多。但是領袖卻能通過它所積累的經驗預防意外的事故；在艱難的情況下，它用它獨有的智慧來補救一般本能的不足；它從事思考，作出決定，實行領導；總之，它為了全體的最高利益而用它的明智的謹慎來辦理全族的例行事務。
天然要營社會生活的人自然也是跟隨一個領袖的。在原始時期，這個領袖是父親、家長、老長輩，即一個謹慎而聰明的人；他的職務因而就完全是屬於思考和智慧方麵的。像其他各種各類營社會生活的動物那樣，人類具有本能、天賦的能力、一般概念、感情和理智的範疇：領袖、立法者或國王從來就不曾有什麼發明，也絲毫沒有什麼推測和想像；他們隻根據自己積累起來的經驗領導社會，但同時總是遵循著輿論和信仰。
把自己的煽動家的怪癖帶到道德學和曆史中去的哲學家們肯定說：原來，人類既未有過領袖，也未有過國王，這些哲學家對於人的本質毫無所知。王權和專製王權比起民主製度來同樣是而且更加是一種原始的政治形式。從最久遠的時代起，人們就看到有一些英雄、強盜、冒險的騎士贏得了王冠並自立為王，所以人們就把王權和專製製度混同起來了。但是王權從世界上一有生民的時候起就已存在；它在消極共產製社會時期還是繼續存在著；而古代的英雄主義和它所產生的專製主義隻是後來隨著正義觀念的最初表現而開始的，即隨著武力的統治而開始的。在比較功績以後，最有勢力的人被認為是最優秀的人，從這時起年老者就不得不放棄他的地位，同時王權就變成專製的了。
皇權的那種自發的、本能的並且也可以說是生理上的根源，最初就使它具有一種超人的特征；各個民族把王權和神聯係起來，他們說最初的國王是神的後裔。這個想法就產生了王族的神聖家譜、天神化身說、救世主的傳說；由此也就產生了神權的學說，這些學說現在還有一些十分奇特的擁護者。
皇權最初是選舉出來的，因為在人還生產得不多並且還沒有什麼財物的時期，財產太小，所以還沒有產生繼承觀念，也想不到要保障國王的兒子去得到他父親的王權；但是當人們開墾了田地並建築了城市的時候，各個職位就像其他一切事情那樣被私有化了；從而就有了世襲的王權和世襲的司祭職位。世襲的原則甚至擴展到最普通的職業中去，這種情況引起了等級的劃分、級位的驕傲、平民地位的低落，它還證實了我關於財產繼承原則所說過的話：這是由大自然所指示的補充出缺的職位和完成一件已經開始的工作的一種方式。
由於野心，不時地產生了一些霸占和僭奪王位的人，因而人們就把某些國王叫做當然的、合法的，而把另外一些國王叫做暴君。但是我們不應當為名稱所拘束：曆史上有過一些令人受不了的合法國王和一些很寬大的暴君。當王權是唯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時，一切王權都可能是良好的；至於合法問題，王權永遠是不合法的。世襲、選舉、普選、元首的卓越性、宗教和時代的推崇都不能使王權成為合法的。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出現，君主政體也好，寡頭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王權或人統治人的政治是不合法的和荒謬的。
為了使他的各種需要得到最迅速和最完善的滿足起見，人就去找尋法則：在原始時代，這個法則對他來說是生動的、見得到的和觸覺得到的；這就是他的父親、他的老師、他的國皇。人愈是無知，他對他的領導人的服從和信任就愈加絕對化。但是，人的本性的一條定律是遵從法則，即通過思考和推理去發現這個法則，於是人就開始研究他的領導人所發出的命令：可是這樣一種研究過程本身就是對於法權的抗議，一種不服從的開端。一旦人開始探究那支配著領導人的意誌的動機，人就不是馴服的了。如果他不再是因為國王在指揮而服從，而是因為國皇證明了他的命令合理而服從的話，那麼人們就可以肯定，從此以後，人就不再承認有任何法權了，並且可以肯定，他已經把自己當做他自己的國皇了。誰敢對他領導並為了說明他的法律的根據而隻能向他提出尊重多數的理由的話，誰就將要遭殃；因為少數是遲早會變成多數的，而這個不謹慎的專製君王將被推翻，他的一切法令將被消滅。
隨著社會逐漸覺醒，國皇的權威就逐漸減弱。這是全部曆史可以證明的事實。在國家開始產生的時候，人們徒然進行了思考和推理。如果沒有方法，沒有原理，甚至不知道怎樣使用他們的理智，他們就不能辨明他們是對的還是錯的。在這個時候，國皇的權威是巨大的，沒有任何已有的知識來同它對抗。但是經驗逐漸產生了習慣，習慣又發展成為風俗；後來這些風俗就被明白地在格言中表述出來，被規定為原理，總之，被編製成為法律；而作為活法律的國王就不得不屈服於這些法律。到了一個時期，風俗和法律是這樣的眾多，以致可以說，君王的意誌已被公眾的意誌纏住了；在加冕的時候，他不得不宣誓他將按照風俗和習慣來治理國家，並且宣誓他本身不過是一個社會的行政權力機關，而這個社會的法律並不是由他來製定的。
直到這個時候，一切都是自然地、也可以說是不知不覺地發生的；但是讓我們看一下這個運動的致命的終局。
在受了許多次教育和得到了很多的觀念之後，人終於獲得了科學這個觀念，即獲得了那種關於與事物的實際情況相符合的並從觀察中推論出來的智識體係的觀念。於是他就去尋找那種關於無生物的科學或體係、有機體的體係、人類思想的體係、宇宙的體係：他為什麼不應該也去找尋社會的體係呢？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懂得政治的真理或政治學是一種完全不受君主的意誌、多數的意見和群眾的信仰所支配的東西；同時國王、大臣、法官和人民，作為一些意誌的話，是與那門科學毫無關係的，並且絲毫不值得重視的。他一下子就懂得，如果人生來就是營社會生活的話，那麼在他的理智已經成熟和他的教育已經完成的那一天，他的父親對他的權威就告終止，他就成為他父親的夥伴；他的真正的領袖和真正的國王就是業經獲得證明的真理；政治是一種科學而不是一種詭計；並且懂得，歸根到柢，立法者的職能可以變為有條不紊地追求真理的工作。
因此，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人對人的權威是和這個社會所達到的文化發展程度成反比的，並且這種權威的大致的存續期間是可以按照要求得到一個真正的政府、即符合那門科學的政府的比較普遍的願望而計算出來的。正如強權和詭計權在愈來愈擴大的正義麵前縮小而最後一定會在平等中消滅那樣，屬於意誌的主權同樣也要向那屬於理智的主權讓步，並且最後必將在科學社會主義中消滅。自從世界開始以來，財產和王權曾不斷地遭到摧毀。人在平等中尋求正義，同樣地，社會則在無政府狀態中尋求秩序。
無政府狀態就是沒有主人，沒有元首，①這就是我們一天天在接近著的政治形式，並且這就是把人當作法則、把他的意誌當作法律的牢不可破的習慣使我們把它看作紊亂的頂點和混亂的表現的政治形式。人們傳說，十七世紀巴黎的一個公民在聽說威尼斯沒有國王的時候驚奇不置，在初次聽到這件可笑的事情時幾乎笑死。我們就有著這樣頑固的偏見。隻要我們活著，我們就要一個領袖或若幹領袖；現在我手裏還拿著一本小冊子，它的作者——一個熱心的共產主義者——像另一個馬拉那樣夢想著獨裁製。我們中間最先進的人物就是那些希望有盡量多的元首的人，他們最熱烈的願望是針對著國家保安隊的王權的。無疑地不久就會有一個嫉妒民兵隊的人說：大家都是國王；但當他這樣說了之後，我卻要接口說：誰都不是國王，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都是夥伴。一切內政問題應當根據各省的統計徹底加以解決；一切對外的政治問題是一件屬於國際統計的事情。政治學應當屬於科學院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的常任秘書必然是內閣總理；既然每一個公民可以向科學院提出研究報告，每一個公民就是立法者。但是，由於任何人的意見隻能在它被證實的限度內才有價值，所以誰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誌來代替理智，誰也不是國皇。
①通常“無政府狀態”一詞的意思是沒有原則，沒有秩序；因此人們就把它作為“紊亂”的同義詞。
一切立法和政治的問題都是科學的對象而不是爭論的對象。立法的權力隻能屬於那種被係統地認可和證明的理智。把否決權和批準權賦與某一個權力機關是虐政的頂點。正義和合法性，像數學上的真理一樣，是不受我們意見支配的兩件事情。要使正義和合法性具有強製力，就須使它們被了解；要了解它們，就必須加以深思和研究。如果國民不是最高權力機關，如果立法的權力不是來自國民，那麼國民是什麼呢？國民是法律的保衛者，國民是行政權。每一個公民都可以肯定：這是對的，那是合乎正義的；但是他的意見隻能支配他自己。如果要使他所宣告的真理成為法律，那就必須使它得到認可。但是，什麼叫做認可一項法律呢？這就是去證實一個數學的或形而上學的計算方法；這就是去重複一種實驗、觀察一種現象、證明一件事實。唯有國民才有權利說：讓我們發布命令。①、①這一段是從《論星期日舉行宗教儀式的好處等等》第一章的一段中摘錄或照原文抄錄的。——原編者。
我坦白承認，這就是推翻公認的觀念，並且好像我正在企圖推翻現今的政治製度似的；但是我請求讀者注意，我既然是從一個反論出發的，如果我推理正確的話，那麼我每前進一步就一定會遇到許多反論，最後也一定會用一些反論來作結束的。如果不把立法者的筆而把法律的寶劍放在公民手中的話，我看不出對於公民的自由會有什麼危害。理應屬於意誌的行政權不能委托給太多的代表；這就是國民的真正的主權。①、①如果這樣的觀念有一天能深入到一般人的思想中去，那麼代議政體和空談家的虐政就將告終。過去，科學、思想、言論是由同樣的說法表述的；如果要說一個人具有豐富的思想和知識，人們就說這個人談吐敏捷和議論風生。很久以來，語言就被抽象地同科學和推論分別開來了。這種抽象作用像邏輯學家所說的那樣，逐漸在社會中獲得實現；所以我們今天擁有各種各樣話說得很少的學者和一些甚至在語言學上都不是博學的空談家。因此，一個哲學家不再是學者，而是空談家了。過去的立法者和詩人是一些淵博而高尚的人物：如今他們是空談家了。空談家是一口宏亮的鍾，稍稍震動一下就可以使它響個不停；對於空談家來說，滔滔話語總是和思想的貧困成正比的。空談家們統治著全世界；他們使我們頭暈，使我們心煩，掠奪我們，吸我們的血，並且嘲弄我們。至於那些學者，他們則保守緘默；如果他們想要說點什麼，就有人來打斷他們的話。那就讓他們用筆來寫吧。
所有人、盜賊、英雄、元首——因為所有這些名稱都是同義的——把他的意誌當作法律強加到別人身上，並且既不容許反對，又不接受監督；這就是說，他既要求立法權又要求行政權。因此，要用科學的和真正的法律來代替國王的意誌，就非經過一番可怕的鬥爭不能辦到；除了財產之外，這種不斷的取代過程甚至是曆史的最有力的因素和政治變亂的最豐富的泉源。這一類的例子很多而且也很顯著，毋需一一列舉。
要知道，財產必然會產生專製製度，產生隨意行事的政治和驕奢淫佚的統治。這與財產的本質有著極密切關係，所以你隻要想到什麼是財產，再觀察一下四周發生的事情，就可以對此深信不疑。所有權是使用和濫用的權利。所以，如果政治就是經濟，如果它以生產和消費、勞動和產品的分配為目的，那麼在存在著所有權的時候，怎麼有可能實行政治呢？如果財物是財產，為什麼所有人就不應當是國皇，而且是一些專製的國皇，就是說一些與他們的經濟特權相稱的國皇呢？如果每一個所有人在他的財產的勢力範圍內是最高的權威，是他產業的整個範圍內的不可侵犯的國皇，那麼一個屬於這些所有人的政府怎麼能夠不是一片混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