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錢財平等使人們激動
錢財平等這句話，好像是談起了我們這個塵世所不了解的另一個世界時的情況那樣，使人們感到激動。有些人，激進派也好，溫和派也好，一提到這個觀念，他們就充滿著憤怒。那就讓這些愚蠢的貴族取消那些由於互助的遠見而創辦的商業公司和保險公司吧。因為所有這些完全出於自發的和不受任何要求平等的意願拘束的社會實際情況，都是平等的本能的合法成果。
當立法者製訂一條法律時，他其實不是在製造法律，——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他是在敘述法律。在從事關於公民道德、民事和政治關係的立法工作中，他並不表示任何武斷的意見；他說明概括的觀念，——就是支配著他所考慮的問題的較高的原理；總之，他是法律的宣告者而不是它的發明人。所以，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在他們之間通過雙方訂約而組成了一個工業的或保險的社團時，他們認識到他們過去在自私和獨立不羈的謬誤精神的支配下孤立起來的利益，都是通過它們的內在本質並通過它們相互的牽連關係而緊密地聯係著的。他們實際上並不是用一種出於私願的行為把自己約束起來的：他們宣誓從今以後要遵照一種早已存在的、到現在為止一向被他們所忽視的社會法則。並且這是由下列事實所證明了的：就是同樣這些人隻要能夠避免聯合在一起，他們就不會聯合起來。在他們能夠被引導去把他們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前，他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競爭和孤立的危險性；所以有關禍害的經驗是使他們發生交際的唯一的事情。
現在我要說，為了在人與人之間樹立平等，確實必須把保險、農業和商業的社團所依據的原則加以普遍化。我說，競爭、利害關係的孤立狀態、壟斷、特權、資本的積累、獨占的享受、職能的居於從屬地位、個體生產、利潤或收益的權利、人剝削人，或者把這種種情況彙總在一個名稱之下，就是所有權，乃是苦難和罪惡的主要原因。並且，因為已經得出了這個打擊所有權和反所有權的結論，我就成為一個遭人痛恨的惡人；激進派和保守派同樣指責我是應該受到迫害的人物；許多大學把它們的譴責像驟雨似的淋潑在我的身上，最尊貴的人把我當作瘋子；那些僅僅說我是傻子的人是太寬大了。唉，除非為了履行一種義務而說老實話的作家是多麼不幸啊！如果他指望得到友伴的誇獎；如果他以為貪婪和自私在對他表示欽佩的時候就不給它們自己打算；如果他忽略了把他自己用三層厚的老麵皮裹起來的話，——那麼他就會像他該當的那樣，在他的自私的事業中遭到失敗。不公正的批評、重大的挫折、對於他的錯誤野心所感到的失望，是會把他殺死的。
但是，如果不許我再在這個關於社會平衡的有意義的問題上發表我個人的見解的話，至少要讓我說明我的老師們的思想，並闡述那些以政府名義提倡的學說。
先生，雖然您為了您的學院，對錢財平等的學說發表了強烈的批評，我卻從來不想反駁您並與您相對抗。在傾聽您的意見時，我深深地自慚形穢，不容許我參加這樣的討論。因此，——如果必須說明的話，——無論您的語言與我的語言不同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卻相信同樣的原理；我們所有的意見是共同的。先生，我不打算借此來暗示：您擁有一種（用學院中的用語來說）秘密傳授的學說和一種公開傳授的學說，——您內心是相信平等的，您隻是出於審慎的動機和由於命令才為所有權進行辯護的。我不致於那樣鹵莽地把您看做是我的革命計劃的同事，並且，我對您十分尊敬，決不能疑心您有什麼虛偽。我不過是要說，嚴格的調查研究和辛勤的、形而上學的理論研究所艱苦地給我指明的真理，在您這方麵是由您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深刻了解和長期的經驗啟示給您的。如果說我是經過長時期的思考並且幾乎是違反了我的願望而得到了我對於平等的信念的話，那麼，先生，您的這個信念卻是以全部忠誠的熱忱——以全部自發的天才——謹守不渝的。所以您在工藝學院的演講教程是一種對於所有權和錢財不平等的不斷的鬥爭；所以您的最為博學的研究、您的最為巧妙的分析以及您的無數的觀察結果，總是歸結為一種關於進步和平等的公式；最後，所以您最受欽佩和讚揚的時刻，是在您被科學的翅膀帶起來達到崇高真理的那些感悟的時刻；這些真理使平民的心起著熱情的衝動，同時使懷有邪惡意向的人因恐怖而發抖。有多少次，從我如饑如渴地聆聽著您的雄辯話語的座位上，我內心默默地感謝上蒼使您免去聖保羅對於他同代的那些哲學家所下的判斷，——“他們知道了真理，可是沒有把它宣布出來”！有多少次，當我在您的每次演講中找到了給我自己辯護的理由時，我感到快樂！不，不；我既不希望也不要求得到任何不是經您自己講過的事理。我向您的為數眾多的聽眾請求；如果在詮釋您的理論時我曲解了您的意思，讓他們來證明我是虛偽的吧。
作為薩依的一個門徒，在您的心目中，還有什麼比那些海關——或者像您正確地稱之為由壟斷機構樹立在國與國之間的柵欄——更加反社會的呢？關稅壁壘製度強迫我們在法國要付四十個蘇的代價才能買到在英國或比國隻要用十五個蘇就可買到的東西，還有什麼比這種製度更加可惱、更加不公正或者更加荒謬的呢？您曾經說過，①阻礙各種工業的專門化從而阻止文明的發展的，就是海關；使成百萬的公民貧窮而使一百壟斷者發財致富的，就是海關；在豐產的年景中造成饑荒的，由於禁止互易而使勞動不能從事生產的，以及把生產窒息在死亡的擁抱中的，就是海關。使各國互相嫉妒、互相敵對的，就是海關；曆代的五分之四的戰爭根本上都是海關造成的。並且在您的熱忱達到頂點時，您曾高呼說：“是的，如果為了結束這種可恨的製度，有必要使我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話，我隻要求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感謝上帝認為我配得上殉道，就可以愉快地跳到那個裂口中去！”
①1841年1月15日的講演。
於是，在那個莊嚴的時刻，我心裏想：“如果在法國的每一個省都任命一位這樣的教授，革命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先生，通過這種主張商業自由的宏偉學說，您就使得軍事上的榮譽成為不可能了，——您就使外交機關無事可做了；在您完全廢止利潤的同時，您甚至消除了征服的意願。的確，如果敘利亞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主人，願意同誰交換產品就可同誰交換的話，那麼由誰來收回君士坦丁堡、亞曆山大裏亞和聖讓達克，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問題僅僅在於由我們還是由英國人去提高東方文化——教導埃及和敘利亞來學習歐洲的技藝，使它們懂得製造機器、挖掘運河和建築鐵路，那麼為什麼歐洲要對這小小的蘇丹和它年老的巴夏自尋煩惱呢？因為如果在民族獨立上再加上貿易自由的話，那麼這兩個國家的外國勢力此後就隻能通過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或學徒與職工之間的自願交往的關係來發揮它的作用。
在歐洲的列強中，獨有法國愉快地接受了使東方文明化的任務，開始了一種在其性質上完全是使徒式的侵入行為，——高尚的思想使我們的國家變得這樣的歡樂和自豪！但是外交上的爭勝、民族的自私心、英國人的貪婪和俄國人的野心妨礙了它的前程。為了要實現一種計劃了很久的霸占行為，就有必要去壓倒一個過於寬大的同盟國：神聖同盟的強盜們組成了一個聯盟來反對不怕威嚇和無可責備的法國。因此，在聽到了這個有名的條約的消息時，在我們之中就出現了對所有權原理的異口同聲的詛咒；那時這個原理是在舊的政治體係的虛偽公式之下起著作用的。所有權的喪鍾好像是從敘利亞那方麵響起來的；從阿爾卑斯山脈到海洋，從來因河到比利牛斯山脈，人民的良心激動起來了。整個法蘭西唱著戰歌，那個同盟在聽到下列令人發抖的喊聲時驚慌失色了：“起來對想做舊世界的所有人的專製君王作戰！起來對發出虛偽誓言的、吞噬印度的、毒害的、虐待愛爾蘭的英國人——法國的永恒敵人——作戰！起來對那些陰謀反對自由和平等的同盟國作戰！作戰！作戰！對所有權作戰！”
天意使那些國家的解放推遲了。法國將不用軍隊而用以身作則的榜樣來戰勝。全世界的理智還沒有了解這個偉大的等式，這個等式從廢除奴隸製開始，在貴族及王權的廢墟上前進，最後必須歸結為權利和錢財的平等。但是這個真理像出身平等的真理那樣成為眾所共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大家好像已經懂得東方問題不過是一個海關的問題。那麼，難道輿論真的很難使這個觀念普遍化，並終於了解到，如果海關的取消牽涉到國家所有權的廢止的話，它也就必然牽涉到個人所有權的廢止嗎？
事實上，如果我們取消海關，這個行為本身就宣告各國之間的聯盟；它們之間的連帶關係就得到確認，同時也就是宣告它們之間的平等。如果我們取消海關，那麼聯合的原則從政府達到省、從省達到城市並從城市達到工廠的過程就不會太慢了。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作家和藝術家的特權將變成怎樣呢？發明、創作、改革、改進執照和專利證還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的議會議員在製定一條把海關打開一個寬大裂口的法律的同時，又製定一條著作權法律的話，他們事實上就自相矛盾，就是用一隻手來推翻他們用另一隻手建設起來的東西。如果沒有海關，著作權就不存在了，我們那些挨餓的作家的希望也就消失了。因為，您一定不會同善良的傅立葉的意見一樣，期望著作權將有利於一個法國作家而在友生效力；並且也不會期望拉馬丁的一首短詩，由於享有在全世界出售的專賣權而給它的作家帶來成百萬的金錢！詩人的作品是他生活在那裏的地方所特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他的作品的翻版，既然沒有市價，就應當是免費和免稅的。可是怎麼啦！難道各國有必要為了那些詩句、塑像和藥酒的緣故而把它們自己放在互相監視的情況下嗎？那麼我們永遠將要有國產稅、城市通行稅、進口稅和通過國境稅，以及最後是海關了；並且，作為對獨占的一種反作用，還會有走私。
走私！這個詞使我想起所有權的一種最可怕的形式。“走私，”您說過，①先生，“是一種從政治上創造出來的罪行；它是天然的自由權的行使，在某些場合由君主的意誌界說為一種犯罪行為。走私者是一個豪俠的人，一個剛強的人，他高興地忙著為他的鄰居用很低的代價買進一件珠寶、一條圍巾或者任何其他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國內的專賣使得這些物品變得非常昂貴。”然後，您在寫了一篇關於走私者的很有詩意的專論之後，又補充了這個憂鬱的結論，——說走私者是屬於曼德林②家族的，他的家應該在帆槳並用的劃船上！
①1841年1月15日的演講。
②曼德林，十八世紀法國有名的盜首。——譯者
但是，先生，您沒有叫人注意以所有權的名義用這種方法進行的可怕的剝削行為。
據說，——我舉出這個傳說不過是作為一個設想和一種例證，因為我對它並不置信，——據說當今的財政大臣的錢財是靠走私得來的。據說斯特拉斯堡的許曼先生從法國運出大量的糖，為此他得到了政府所答應給予的出口獎勵金；然後，他把這批糖私運回來，重新再輸出，得到了第二次的出口獎勵金，並且照樣的反複做下去。請注意，先生，我不是把這段話當作事實來陳述的：我不過是照原話複述人家的傳說，不加肯定或者甚至還對它並不相信。我唯一的打算是想用一個例子來把這個觀念在思想上確定下來。如果我相信一位大臣犯了這樣的罪行，也就是說，如果我鑿鑿可據地親身知道他做過這樣的勾當，我一定要向眾議院告發財政大臣許曼先生，大聲疾呼地要求把他逐出內閣。
對於許曼先生來說無疑是捏造的事件，對於那些和他一樣富有、在榮譽上不比他低的其他的人來說卻是真實的。由那些吃人肉的人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的走私，是他們輕率的犧牲者冒著艱難困苦和生命危險為了少數巴夏的利益而進行的。懶惰的所有人拿出他的商品來出售；實際的走私者，則把他的自由、名譽和生命作孤注一擲。如果事情獲得成功，勇敢的仆人就可以得到他的那趟旅行的費用；利潤則落進那個懦怯的人的腰包。如果厄運或叛賣把這可惡的運貨的工具送到海關官員的手中，走私的主使人所受的損失不久就可從另一次比較幸運的航行中得到補償。那個被宣告為壞人的代理人則被扔進監獄去同強盜作伴；與此同時，他的光榮的保護人——一個審查員、選舉人、議會議員或大臣——卻正在製訂關於沒收、專賣和海關的法案！
在這封信的開頭，我曾表示將在我的筆下毫不放鬆地抨擊所有權，我唯一的目的是舉出一般的互相攻訐來向公眾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不能不斥責這樣一種可憎的剝削方式，並且我相信這段短短的題外之言是會被原諒的。我希望所有權不會因走私所受的損害而進行報複。
反對所有權的密謀是普遍的；它是彰明昭著的；它占據了所有的人的思想，激勵了我們的一切法律；它是一切理論的根源。這裏，無產階級在街上追逐所有權，那裏，立法者對它設置了一道禁令；如今，一位拿了報酬來給它辯護的政治經濟學或工業立法的教授①，以重重的打擊在暗中破壞它；另一個時候，一個學院把它交付討論②，或者查考它的廢止過程的發展情況③。今天，沒有一種思想、沒有一種見解、沒有一個宗派不在夢想把所有權控製起來。誰也不肯坦白承認這一點，因為誰也沒有對它有所領會；簡直沒有什麼人能夠自發地抓住這個原因與後果、原理與推論的整體，而我是試圖根據這個整體來說明所有權不久就將消失的；另一方麵，一般對於這種權利所具有的觀念過於分歧並且界說得太不嚴密，以致不容易很快就認可相反的學說。因此，在文學和哲學的中下級階層，正如在普通人民中間那樣，都以為廢除了所有權就誰也不能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了；誰也不能保有專屬於自己的東西了；在家庭和自由的廢墟上將建立起一種專橫的共產製了！——這是一些在某一個時期內還能起著支持那種特權的作用的妄想。
①布朗基先生和沃洛夫斯基先生。
②那個學院——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的四年級所提出的命題：“按照現代社團的觀念，勞動組織對於工人階級會產生什麼影響？”
③貝桑鬆學院提出的命題：“關於子女平分遺產的立法迄今在法國經濟上和道德上所產生的後果以及將來在這些方麵可能產生的後果。”
但是，在確切地界說所有權的觀念以前，在從種種學說的矛盾中找出那個應當成為新權利基礎的共同要素以前，讓我們匆匆地注視一下所有權在曆史上的不同階段所遭遇到的變遷。各國的政治體製就是這些國家的信條的表現。這些體製的易變性、它們的變革和毀滅，都是一些重大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了種種觀念的價值，並且可以從那些變化無窮的風俗習慣中逐漸找出絕對的、永恒的和不變的真理。現在我們將要看到，各種政治製度必然地趨向於使地位平等起來，並且違背了這個趨勢就會滅亡；無論何時何地，境遇的平等（像權利的平等一樣）一向是社會的宗旨，不論是平民階級力圖利用所有權去取得政權，或者是他們——已經成為統治者——利用政權去推翻所有權。總之，根據社會的進步，我們將看到，正義的實現在於消滅個人所有權。
為了簡潔起見，我不擬提起宗教史和基督教神學的記述：這個主題值得另寫一篇單獨的論文，我打算以後再來談這個問題。摩西和耶穌基督曾在高利貸和不平等①的名稱之下排斥各種盈利和利息。教會本身在其最純潔的教義中始終是譴責所有權的；當我不僅攻擊教會當局而且還攻擊它對正義的不忠實時，我這樣做是為了宗教的光榮。我要引起一個斷然的答複並給基督教的勝利鋪平道路，盡管它現在已成為無數攻擊的對象了。我希望有一個辯解者立即起來，根據《聖經》古代基督教著作家的著述、教會法典以及教皇主持的會議和他們的憲章，來說明教會一向總是維護平等的學說的，並把教會在教規中的自相矛盾之處歸諸於暫時的必要性。這樣的一種努力既可以給宗教運動效勞，也可以給平等運動效勞。遲早我們一定會知道基督教是否能夠在教會中或在教會之外得到革新，這個教會是否接受對它所施的憎恨自由和反對進步的責備。在這以前，我們將暫時不加判斷，安心於把曆史的教訓放在傳教士的麵前。
①IIL∈BM∈ξíα——較大的所有權。《聖經》拉丁文本把它譯成貪婪（Avaritia）。
當萊克古斯著手給斯巴達製訂法律時，他發見這個共和國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呢？在這一點上，所有曆史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人民和貴族失和。那個城市處於混亂的狀態，並分裂成為兩派——窮人的一派和富人的一派。社會幾乎還沒有擺脫英雄時代的野蠻狀態，就很快地衰微下去了。當時的無產階級反對所有權，而所有權又反過來壓迫無產階級。萊克古斯怎麼辦呢？他所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有關一般安全的措施，我們現今的立法者一想到這種措施就要發抖的。他免除一切的債務；然後，他反複地采用說服和強製的方法勸導貴族放棄他們的特權，把平等重新建立起來。總之，萊克古斯在看到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調和自由、平等和法律時，他就把所有權從拉棲代孟的境內驅逐出去。我當然不希望法國去模仿斯巴達的榜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希臘立法者中最老的那個立法者由於徹底了解人民的本性和需要，因而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評價他在行使絕對權力時所廢止的那些債務是否合法；他曾把當時的立法製度進行比較，一個神諭曾經宣揚他的智慧，——我說，值得注意的是，萊克古斯居然斷定所有權與自由製度是不相容的，並且他居然認為他有責任通過一次摧毀錢財的一切差別的政變來開始他的立法工作。
萊克古斯完全懂得，由所有權所產生的奢侈、愛好享受和錢財上的不平等，都是社會的禍根；不幸的是，他用來維持他的共和國的方法是由政治經濟學上捏造的觀念和對於人心的膚淺的了解所提示給他的。因此，這位立法者錯誤地把財富和所有權相混淆，後者又和他力圖排斥的無數邪惡一起重新進入那個城市；這一次斯巴達就徹底地腐化了。
“財富的輸入，”巴斯托雷先生說，“是他們所經曆到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法律對於這些不幸采取了異乎尋常的預防方法，其中最好的就是反複進行傾向於克服欲念的道德教育。”
一切預防方法中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預先使欲望得到滿足。占有是對於貪欲的至高無上的救藥，一種對於斯巴達來說是危險性最小的救藥，因為在那裏，錢財差不多是平等的，地位也都差不多是相同的。大體上，持齋和戒酒是適度行為的不良教師。
“當時有一條法律，”巴斯托雷先生又說，“禁止富有的人穿著比窮人較好的衣服、吃較為優美的食品並擁有較為優雅的家具、花瓶、地毯、精致的房屋”等等。所以萊克古斯希望采用使財富成為無用的方法來維持平等。如果他按照他的軍事紀律把工業組織起來，並教育人民用自己的勞力來獲得他白費氣力地企圖使他們不得享受的東西，那他就會比原來聰明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公民由於享有中肯的思想和愉快的情感，除了由那位立法者努力給他啟發的欲望——對名譽和光榮的愛好、才幹和德性的優勝——之外，就不會再有其他的欲望了。
“婦女們不許佩戴金飾和各種裝飾品。”荒謬！萊克古斯死後，他的製度就敗壞了；紀元前四百年間，過去的樸素精神就已經一點痕跡也不留了。奢侈和對於黃金的渴望早就在斯巴達人中間有了發展，其強烈的程度，根據他們那種被迫的窮苦生活和不嫻於工藝的情況來看，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曆史家責備坡舍尼亞斯、萊桑德、亞吉西老斯和其他一些人由於把戰爭中獲得的財富運入國內而敗壞了他們祖國的道德。那是一種誹謗。拉棲代孟人的窮苦一旦同波斯人的奢侈和雅典人的風雅相接觸，斯巴達人的道德就必然立刻敗壞。所以，萊克古斯在試圖強製人們過一種徒有其表的、自以為榮的樸素生活來啟發寬厚和謙遜的精神時，鑄了大錯。
“萊克古斯對於懶惰並不感到害怕！當雅典（在這個地方，懶惰是禁止的）的一個公民被認為有罪而被判處刑罰的期間，有一個偶然在那裏的拉棲代孟人請求去訪問那個由於行使了自由人的權利而被處罰的雅典人……萊克古斯的實行了幾百年的原理之一，是自由人不應當從事營利的職業……婦女們厭惡家務勞動；她們不像其他的希臘人那樣自己紡績羊毛（據荷馬的記載，她們不是這樣做的！）；她們讓奴隸為她們縫製衣服。”（巴斯托雷：《法製史》。）
能有什麼事比這更矛盾的嗎？萊克古斯在公民中間剝奪所有權，把所有權的最惡劣的形式——用暴力得來的所有權——作為維持生計的基礎。由於這樣，一個不從事實業的懶惰城市變成一個貪婪盛行的地方，那有什麼奇怪呢？斯巴達人由於聽憑自己的粗鄙習性的擺布，比較容易受到奢侈和亞洲式的放蕩淫樂的引誘。當軍事上的成就把羅馬人帶到意大利境外的時候，他們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法布裏西烏斯的寓言的作者所不能解釋的事情。使道德敗壞的不是技藝的培養，而是由他們懶惰的和奢華的富裕所引起的墮落。財產的本性是使台達留斯的勤奮和菲迪亞斯的才幹有助於它自己的荒唐的怪想和可恥的歡樂。毀滅斯巴達人的是所有權而不是財富。
當梭倫出現的時候，雅典共和國中由財產所造成的無政府狀態已達到了頂點。“阿提卡的居民關於政體的意見頗多分歧。住在山嶽地區的人（窮人）喜歡平民政治的體製；住在平原上的人（中產階級）喜歡寡頭政治；住在沿海地帶的人則喜歡寡頭和民主的混合製。由於錢財的不平等，也發生了一些其他的爭執。窮富相互之間的對立狀況變得十分緊張，以致單獨一個人的政權似乎是唯一可以防止當時威脅著共和國的安全的革命的辦法。”（巴斯托雷：《法製史》。）
貧富之間的爭吵好像成為平民政治的生活狀態了，而在君主政治下，它們是難得發生的，因為一個很穩固的權力可以消除爭論。亞裏士多德曾經注意到這一點。對受製於土地法或過重捐稅的財富的壓迫；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的憎恨（上層階級永遠有被控誹謗罪因而被判處沒收財產的危險），——這些就是雅典政治的特色，它們特別使亞裏士多德感到厭惡，並使他讚成一種有限度的君主政體。如果亞裏士多德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他是會擁護立憲政體的。但是盡管對這位斯塔吉拉①人懷有崇高的敬意，一個為了所有人的生活而犧牲無產者的生活的政府，和一個為了支持無產者而劫奪所有人的政府同樣是不合理的；它們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會得到自由人的支持，更不會得到哲學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