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英國恢複契約的製度
英國決策者中諸位先生們、女士們，在這篇跨世紀人才研究院經過八十多年的科研成果，數十名專家和學者論證過的論文中，我不知道是由於哪種無知和狡獪的慫恿而呈給你們，我曾經做了些什麼呢？我在給我們社會上那些確鑿的事實尋找一條不可動搖的定理時，首先把一切次要的、目前爭論得這樣激烈和意見這樣分歧的問題都追溯到一個唯一的和根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問題，據我看來，就是所有權。然後，在我通過分析方法和形而上學的驗證過程而把所有的學說彼此互相比較並分析出共同的因素的時候，我找尋在所有權觀念中的那個必要的、不變的、絕對的因素；我曾肯定這個觀念可以歸結到個人的和可以遺傳的占有的觀念；這種占有可以交換、但不能出讓；以勞動為條件、而不是以虛擬的占用或無益的空想為條件的。此外，我曾經說，這個占有的觀念是我們的革命運動的結果、一切新的見解在逐漸拋棄了它們的矛盾因素以後向之集中的頂點，並且我曾力圖用法律的精神、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和曆史來證明這一點。
如果我推論錯了，那就應當指出錯誤並把我從錯誤中引導出來；這種麻煩肯定是值得的，我應當得到這種待遇，沒有加以責罰的道理。因為，用那位不喜歡斷頭台的國民公會議員的話來說，處死不是答複。直到現在，我還堅持把我的著作看做是有用的、有社會意義的、值得獎賞和鼓勵的。但我在這裏不想說明那些負責政治的人可以從我的著作中引申出來的有關管理國家事務的知識。
就我來說，我知道一件事：各國人民是依靠絕對的觀念而不是依靠大致是如此的和片麵的觀念生活的；所以需要有一些能夠把原理明確下來或者至少能夠在火熱的爭論中加以檢驗的著作家。法則就是這樣：首先是觀念、純粹的觀念、關於上帝的法律的知識，理論；隨後是緩步前進的、審慎的、注意事實的來龍去脈的實踐過程；在趨向這個永恒的頂點時，務必體會最高理性的指示。
因此，我由於我所抱的宗旨而感到堅強，我確信對於真實的知識有所貢獻，在這種心情之下，我耐心地在等待那個應該對我主持的正義，並且我輕視這個虛偽的、誣蔑的控訴，說我曾經利用一種火熾的著作，煽起……。什麼！諸位先生，你們難道是為了審判思想犯而被任命的嗎？……你們可能因為濫用職權而使你們失去尊嚴，但我不能承認你們的審判權，以免更加重你們的恥辱。你們可以排斥我本人和我的著作；總有一天，無論是怎樣的權力機關，也許會給我榮譽的。僅僅是我的人所共知的性格就可以給我作保；我既沒有必要改變我的行為，也沒有必要改變我的主義。
現在我願簡單地答複對我提出的幾點次要的責備。
Ⅰ．人們曾經苛刻地批評我著作中的語氣。在這方麵，我隻後悔一件事情，並且我沒有等受到學院的批評就已向有關方麵作了檢討。這就是曾對所有權這種特權表示過一種過於激烈的惱怒，因而使那些頭腦簡單的人以為我也是一個瘋狂的陰謀家，而那些陰謀家卻由於一些隻應歸罪於他們自己的邪惡的不幸而憎恨社會，並且他們的那些糊塗的仇恨，像他們的不道德性拒絕一切紀律那樣，威脅著所有的政府。我的苛刻的諷刺，無疑是出於一時的惱怒（abirato），可能對於某些心地和平的人，不能產生什麼效果；某一個窮困的工人從我的狂熱的譏刺所受到的感動可能勝過我的那些論據，他也許會得出結論說，所有權是那些政府對於被統治者的一種永恒的欺詐行為的結果。可悲的謬誤呀！我的著作本身就是這個謬誤的最好的反駁。這是我憤憤不平之餘所抱有的唯一遺憾；如果這個不平就它的對象來說不是最好的話，那麼就它的根源來說至少是可以原諒的。當一個過了三十年勤勞生活的人仍然身處瀕於絕糧的困境，而當他突然在一句模棱兩可的語言中、在一個會計學上的謬誤中發見了那個折磨他並折磨著好幾百萬與他同樣的人的原因時，他不禁發出一種痛苦和恐懼的呼聲，這是難免的。你們也許會把這些感想看做是一種病態的想像力的結果；但是，諸位先生，請容忍我這樣說，你們是不會體會到這些感想的正確性的。你們沒有經過一番特別的、充分的研究，所以你們要對一個有關所有權的學說發表意見，是沒有足夠的準備的。
Ⅱ．其他的責難。我不僅大膽地控訴了基督教會當局，而且還控訴了它在正義和道德上的不忠誠。我的答複將是簡單而絕對的：我是故意這樣做的，並且是為了宗教的光榮；我是為了在無數以基督教為對象的攻擊中給它準備一次勝利的光彩；這一點我將在我的第二篇論文中加以解說。
Ⅲ．人們責備我把學院和我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因而就牽累了它。在這個非難中，愚妄多於惡意。我重讀了我的書中的前言，而我在其中所見到的隻是那種在我這方麵是很自然的、對於我認為是真理的東西的敬意；這個敬意是向那些我因為發現了這個真理而一定應當感荷的人所表示的。我甚至覺得這個意願在我的書中明顯地表達出來了：但願你們能夠像我自己一樣希望平等……希望你們熱愛平等是否就是把你們當作平等主義者呢？
Ⅳ．最後，人們埋怨我在我的著作上給學院的獻辭並沒有得到它的許可。我已經榮幸地給學院說明我的序言是一篇彙報，而決不是一篇獻辭。諸位先生，一篇獻辭的文字是用冗長而委婉的散文寫成的關於獻辭的對象的真實的或假定的優點的抒情歌頌。人們不是稱頌對方品格的高貴，便是矜誇他的財富，稱讚他的美麗，盛道他的天才，祝頌他的德性，特別是焚香膜拜對方對於這類獻辭文章的作品所發揮的鑒別力。但是人們在任何獻辭中什麼時候見到一個作者談起他的研究工作、他的進步和引導他去選擇他的論文的原因，陳述他的靈感、他的反感、他的期望的呢？諸位先生，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既然我應當和你們討論我如何支配時間以及我的工作的方向，我想我這種作法是再也恭敬不過了。
但是人們說，為什麼要把這篇彙報印刷出來呢？為什麼把學院的不可侵犯的名義和您私人的連夜寫成的文章混在一起呢？
諸位先生們、女士們，當我把作品向學院提出的時候，我並沒有存著我是在對那些在一定時間內組成這個學院的成員說話的意思。這不是對第一主席羅阿爾維賽先生說的，也不是對主席莫諾先生說的，也不是對法官吉約姆先生說的，也不是對曾任律師的克萊爾先生說的，也不是對醫生居拉鬆先生說的，也不是對哲學家陶奈先生說的，也不是對分行行長呂埃萊先生說的，最後，也不是對任何個人說的。①我書上的敬意並不是向四十位以他們高貴的人格突出地代表著弗朗歇－孔戴的科學、文學和藝術的公民表示的；這是向他們的學院表示的，它是一個集體的、永久的、不可分的、縱然不是永遠不會錯的但能每天獲得新知識並能改正暫時的謬誤的單位。可是這個出於自願的、絕對的、沒有別的用意的敬意，我是有權來表示的，並且我不能把它收回，而你們，諸位先生，你們是不能把它當作一個罪行的。否認和我的學說有聯係，這是你們的權利，這也可能是你們的義務；的確，作為公民，你們可以肯定我的見解，但是作為科學團體的成員，這種接受我想可能是太早了一些，因而可能是輕率的和可以受到譴責的。一般說來，由學院來發動一個文化運動是不妥當的，發動一些政治改革也是不妥當的。它的通則是觀察，是等待並讓時間去考驗那些思想；但是你們的特權隻能到此為止。為了你們的榮譽，請你們考慮不要發生一次不幸的誤會；人是會消逝的，而思想則長存於世；如果你們用多數的表決來責備我，時間——這個對形式的改革者——會給我造成一個多數的。就是今天責難我的那個學院，在十年之後，可能會給我獎賞的。我認識幾位你們的後繼人。好吧！諸位先生，如果你們處罰我，那麼他們已經給我許下了願，要撤銷你們的判決。①1月31日蒲魯東在寫給貝爾格曼的信中說：“我和學院之間的事件，對我來說已僥幸地結束了；現在就是希望不要來一個第三次的事件。省長先生、修道院院長布羅卡爾先生、圖書館館長魏斯先生和終身秘書貝雷耐先生曾經支持我去反對那個陰謀。但是人們告訴我，我的辯護比我的書造成了更大的難堪；這隻是說明了，我在那些成員之間造成了分裂，並且我采用了一種迫使我的敵人在變得十分可笑的情況下被指明出來的方法，使他們互相嘲笑。”——原編者。
為了我的微薄的知識，我感荷貝桑鬆學院，我很愉快承認這一點，並且在我平時的思想中，我永遠對它懷有更多的感謝；永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我對這個有名的團體並通過它對弗朗歇－孔戴所抱有的恭敬和愛慕的情意。
你們也使我受惠很多，學院的先生們、女士們，我對此是念念不忘的，難道你們真想消滅我心中的這個記憶麼？因為，諸位先生、女士，如果你們收回那個我從你們的投票選舉中所得到的名義，這就是使我免除了感恩懷德的義務了。
但是，不，不，你們決不會對我采取嚴厲的處置的，諸位先生，這種處置的羞辱將回落到你們的身上，這是你們可以不必懷疑的；對於一個因遭受一次荒謬的責罰而在良心上已能自安的人，你們是不會再用公開的譴責使他丟臉的。你們，處罰我！根據什麼呢？根據我的低能？我坦白地說，這個理由對我將是新奇的。——根據我的品行？我在巴黎過著每年不到八百法郎的生活；我的德性的價值高過於胥阿爾獎金的金額。——根據我不去幹更幸運的事而寫出的那本不幸引起你們的憤怒以致我不敢在你們麵前加以形容的著作？那麼，諸位先生，你們就是認為像我這樣的一生被折磨得還不夠，它還缺少點什麼。因為你們不能取消過去，你們將剝奪我六個月的生活費，你們將盡情地窒息我的思想，你們將不公道地核定我的著作……我逃避，我拒絕其他很多人所追求的榮譽；我自審我並不純潔到足以容忍迫害的程度，在我們當今的一代，我看不出有任何人可以有資格被稱做殉道者。你們不要汙辱這個神聖的、勝利的象征吧。我確認人人地位應當平等，那麼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就是推翻當前的社會嗎？諸位先生，我什麼也不去推翻；像如今的一切人那樣，我從事改革。任何對此有所懷疑的人隻能證明他對於法國的動亂絲毫沒有認識，同時也隻能證明他既不了解他的時代，又不了解人類的精神，也不了解曆史。
諸位先生、女士們，我等待你們的決議。你們的獎學金的得獎人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841年1月6日於巴黎）
接下來是給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一）
先生：
在重新繼續我的“關於政治和所有權的探討”的工作以前，為了使某些有地位的人感到滿意並為了秩序的關係，我應當給您做一番坦白和直爽的解釋，這樣做是適當的。在一個約束得很嚴的國家中，誰也不許攻擊社會的外表形式和它的製度的基礎，除非他已經得到這樣做的權利——第一根據他的德性，第二根據他的才能，第三根據他的意向的純潔性。任何要想發表一篇關於國家組織的論文而無法滿足這三重條件的人就不得不去取得一位具有必要資格的負責保護人的讚同。
但是我們法國人是享有出版自由的。這個重要的權利——這柄可以把有德性的公民提升到立法者的地位並使作惡的公民成為一個破壞分子的思想寶劍——把我們從一切初步的法律責任中解放出來；但它沒有給我們解除我們公開交代情感和思想的內部義務。我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曾經充分利用了憲章授與我們的權利。先生，今天我是來把我的良心交給您判斷，把我淺薄的見識提出來供您敏銳的辨別力加以推究的。您曾經以一種和愛的精神——我大約曾經說過是以一種袒護作者的心情——批評過一篇著作，這篇著作提倡的是一種您以為有責任加以譴責的學說。“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您的報告中說，“對於那位作者的各項結論隻能就它所喜愛的加以接受。”先生，我大膽地希望，在您閱讀了這封信之後，如果您的小心和謹慎依然限製著您的話，您的正直卻會使您對我說句公道話的。
那些在他們的人身尊嚴上和在法律麵前是平等的人，在他們的地位上也應當是平等的，——我在一篇標題為《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的論文中所主張並闡述的，就是這樣一個論題。
甚至在個人錢財上的社會地位平等的觀念，在各個時代都曾像一種模糊的預兆那樣包圍著人類的想像力。詩人在他們的讚美詩中歌唱它；哲學家在他們的烏托邦中夢想它；傳教士提倡它，但隻是為了靈魂的世界。被這個觀念支配著的人民對它從未有過信心，並且使民政當局感到煩擾的，莫過於有關黃金時代和阿斯特萊王朝的那些傳說了。可是，一年以前，這個觀念獲得了科學上的說明，這個說明還沒有受到令人滿意的反駁，並且，請允許我補充一句，它將永遠不會受到這種反駁。由於它略微帶有憤激的語氣，由於它的推理方法——這種方法不同於一般所承認的權威人士采用的方法，——以及由於它的結論的重要和新奇，這個說明是能夠引起某種的恐慌的；並且，就一般公眾來說，如果它不是——像您先生說得這麼好的那樣——一封密封的、僅僅投遞給有學問的人的信件，它就會是有危險性的。當我看到您能透過它的那層形而上學的衣裳而辨認出作者的聰明的先見時，我感到愉快，並且我為此而向您致謝。但願上帝允許我的那些完全是和平的意向永遠不使我被當作叛逆犯而受到訴究！
像扔到一個蛇堆裏去的石塊那樣，關於所有權的第一篇論文引起了強烈的仇恨，並且喚起了許多人的激昂情緒。但是，如果說某些人希望作者和他的著作受到公開的譴責，其他的一些人卻隻是從作者和他的著作那裏找到了關於社會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少數的人甚至把他們所獲得的新的看法用來作為一些邪惡的理論研究的基礎。我們不能期望，一種抽象地集合在一起的並且更加抽象地表達出來的歸納的體係，在它的整體和它的各個部分都能得到同樣確切的領會。
要在正義中而不要再在仁慈和自我犧牲（它們本質上是沒有拘束力的）中去尋找平等的規律；要把職能上的平等放在人身平等的基礎之上；要確定交換的絕對原理；要通過集體的力量去消除個人稟賦上的不平等；要在所有權和盜竊之間劃一個等號；要更改繼承法而不必去摧毀那個原理；要在一種絕對的社團體係中維持人類的人格並從共產主義的鎖鏈下把自由拯救出來；要把君主的和民主的兩種政體綜合起來；要推翻分權製；要把行政權給與國家而使立法成為一門具體的、固定的和絕對的科學——一係列多麼似是而非的理論啊！如果我不能說那是怎樣的一條真理的鎖鏈的話，那就是怎樣的一連串的謬見啊！但是我不打算在這裏談起占有權的學說。我不討論教條。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證明我的見解是正當的，並且指出在我那樣寫的時候，我不僅是行使一種權利，而且是履行一種義務。
是的，我攻擊了所有權並且還要加以攻擊；但是，先生，在您因為我服從了我的良心和說明了絲毫不爽的真理而要我公開認罪以前，我請求您垂顧一下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件；看看我們的議會議員、長官、哲學家、大臣、教授和政論家；考查他們在所有權問題上的做法；和我一起計算一下每天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對所有權所加的限製；丈量一下那些已經造成的缺口；估計一下今後社會還想要造成的缺口；總括一下所有的學說中關於所有權所包含的相同內容；查一查曆史，然後告訴我，在半個世紀之後，這個古老的所有權還能剩下些什麼；如果您能答應我這些要求，那麼，在您因此而覺察到我擁有這樣多的同謀者的時候，您會立刻宣告我是無罪的。
那個大家所歡迎的並且甚至被認為過於溫和的公用征收法是什麼呢①？一種彰明昭著地侵犯所有權的行為。據說，社會對於被剝奪財產的人是給與賠償的；但社會是否會把傳統的聯想、詩意的美景和伴隨著財產的家庭自豪感歸還給他呢？拿伯和桑－叔西的磨坊主會對法國的法律像對他們的國王的任性舉動那樣，提出抗議：“這是我們祖先的田地，”他們會叫喊說，“我們不願把它出賣！”在古人中間，個人的拒絕曾經限製過國家的權力，羅馬法曾屈服於公民的意誌，並且有一個皇帝——康莫德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為了尊重那些拒絕退讓的占用人的權利而放棄了把公民廣場向外擴展的計劃。所有權是一種實在的權利，是及物權（jusinre），——事物所固有的一種權利，並且它的原理在於人的意誌向外的表達。人在他親手造成的那些物件上留下他的痕跡，蓋上他自己的性格的戳記。人的這種塑造力，像現代的法學家所說的那樣，就是蓋在物件上的並使這物件成為神聖的戳記。無論是誰違反了所有人的意誌而把手放到這物件上去，那就是侵犯這所有人的人格。可是，當一個行政委員會認為應當宣告公共利益需要這個物件時，那麼所有權就必須屈從於公眾的意誌。不久以後，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耕種的方法和享受的條件就將受到規定；將任命一些農業和工廠的稽查員；財產將從笨拙的人的手中拿走而托付給一些比較能幹的勞動者；並且將設置一個生產總監的職位。在不到兩年以前，我曾看見一個地主摧毀了一片廣達五百英畝以上的森林。如果公益機關曾經加以幹涉的話，這片在周圍數英裏以內僅有的森林可能到現在還依然存在。①在眾議院1841年1月5日的會議上，杜福爾[1]先生提議根據公共利益修改征收法案。[1]阿爾芒·杜福爾（1798—1881），法國律師和政治家，任多屆內閣閣員，並兩度擔任法國首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