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從事這一崇高的工作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說：“隻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各人都被要求按力量的大小從事奧林匹克這一崇高的工作。”它使我們擔負的唯一的責任，就是不要通過隱瞞真理、使真理適應時代的風氣或者為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等辦法來把真理據為己有。我經常想到這一如此重要和如此簡單的良心的原則。
先生，請您確實想一想我本來可以做到而不願去做的事情。我是根據最正當的假設推理的。當時什麼東西阻止我在此後幾年中把有關錢財平等的抽象學說隱瞞起來，同時阻止我批評憲法和法典；阻止我指出在現今或過去的法律中所存在的絕對的和偶然的因素、不變的和暫時的因素、永恒的和轉瞬即逝的因素；阻止我建立一個新的立法體係並把這一屢毀屢建的社會大廈建立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呢？在我提出詭辯家的種種定義時，也許我沒有清楚地指出他們的矛盾和不可靠性的根源並同時補充他們的結論的不足吧？也許我沒有用大量的曆史闡述來肯定這種工作吧？在這種闡述中，財產的專屬作用和積累作用的原理、集體財富的私有化以及發生在交換中的根本弊害，本來可以被表明是暴政、戰爭和革命的經常的根源的。
您會說，“這本來是應該做的。”請您不要懷疑，先生，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耐心。既然有了我已經加以分析的社會經濟的原理，我本來隻要動手耕地並順著畦溝前進就行了。法律的評論家覺得最難辦的事情是確定正義的涵義：單是這件工作就需要較長的時間。啊，如果我曾遵循這種燦爛的方向，並曾像那燃燒著的灌木林裏的人一樣，有一天滿臉興奮地用深沉而莊嚴的口氣，獻給自己很多新的食物，那就會找到一些愚人來崇拜我，一些蠢物來讚美我，一些懦夫來把獨裁者的職位奉獻給我；因為，在群眾癡迷的狀態下，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
但是，先生，在做了這種充滿著傲慢和驕傲的業績之後，據您看來我在上帝的法庭上和自由人的判斷中會受到什麼獎賞呢？先生，死亡和永恒的斥責！
所以，當我看到了真情實況，我就立即把它說了出來，隻是為了使它得到適當的表達才耽擱了一段時間。我指出了錯誤，以便讓每一個人自行改正並使他自己在工作上做出更大的貢獻。我曾說存在著一個新的政治因素，以便我的夥伴們在改正的過程中同心協力地加以發展時，能夠更迅速地達到原理的統一，而隻有這種統一才能保證社會過更美好的日子。我當時希望，即使不是為了我的那本著作，也至少為了我的值得表揚的行為，可以得到共和主義者一次小小的熱烈歡呼。可是，您瞧！新聞記者攻擊我，學院的院士咒罵我，政治冒險家（哎喲！）認為隻要表明他們與我不同就可以使自己為人所原諒！我列出一個可以據以科學地改造整個社會大廈的公式，可是最果斷的人責備我隻能從事破壞。其餘的人輕視我，因為我是一個無名小卒。當那篇《論所有權》的文章落到革新派的陣營中去的時候，有人問道：“誰的言論？是阿拉哥嗎？是拉門奈嗎？是米歇爾·德·布爾奇呢還是加爾尼埃－巴傑斯呢？”當他們聽到的是一個新人的姓名時，他們就會回答說：“我們不認識他。”這樣，思想的壟斷，理智的所有權，就不但壓迫著資產階級，也壓迫著無產階級。對於惡人的崇拜甚至在猶太神堂的台階上也是占著優勢的。
但是，我在這裏說的什麼呀？如果我責備那些可憐蟲，就讓上帝叫我遭殃吧！啊！讓我們不要輕視那些宅心仁厚的人；他們在愛國熱情的激動下，總是匆忙地把他們領袖的言論和真理等同起來的。讓我們寧可鼓勵他們的天真的輕信，愉快地和溫和地啟發他們的可貴的真誠，留下箭來去射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們，那些人總是誇獎自己的天才，用各種不同的話來籠絡人民，為的是好去統治他們。
僅僅是由於這些原因，我不得不對《人民報》（1840年10月11日出版）關於所有權問題所得出的奇特而膚淺的結論提出反駁。因此，我撇開那位記者而隻對他的讀者發言。我希望，如果在群眾麵前我不提起某一個人的話，那個作者的自尊心不致受到冒犯。
你們，《人民報》的無產者說，“就是因為存在著人和物品的緣故，所以總會有一些願意占有物品的人；因此什麼東西都摧毀不了所有權。”
在這樣說的時候，你們就不知不覺地完全按照古尚先生的方式進行辯論，因為他總是從占有推論到所有權上去的。可是這個巧合並不使我驚奇。古尚先生是一位頗有才智的哲學家，而你們這些無產者，則具有更多的智力。當然，即便是對於一個哲學家來說，成為你們犯錯誤的同伴也是榮幸的。
所有權一詞原來是特有的或個人的占有的同義詞。它表示每一個人使用一件物品的特殊權利。但是，當這種對於其他享有用益權的人來說雖然是不起作用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權利，卻變得活潑和居於首要地位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享有用益權的人把他的親自使用物品的權利變成由他鄰人的勞動來利用該項物品的權利，——那麼所有權就改變了它的性質，它的概念也變得複雜了。法學家對於這一點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他們不是像理所當然的那樣去反對這種利潤的積累，卻全盤地加以接受和承認。由於租佃權必然包含著使用權——換句話說，根據大者包括小者的原則，利用一個奴隸的勞動來耕種土地的權利包括著一個人自己來加以耕種的權力——所有權這個名稱就專門被用來代表這種雙重的權利，而占有這一名稱則被用來代表使用權。由此，所有權便開始叫做完善的權利、支配的權利、高超的權利、英雄的或羅馬公民的榮譽權利，——拉丁文是Jusperfectum，jusoptimum，jusquiritarium，jusdominii——同時占有則與田地的租賃相同化了。
現在，所有的哲學家都承認，個人占有是根據公道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根據自然的必要而存在的，並且是不難加以證明的；但是當我們摹仿古尚先生的說法而認為占有是所有權的基礎時，我們就陷入所謂含糊的說得更確切些就是模棱兩可的詭辯（sopismaamphibolivelambiguitatis）中去了；這種詭辯在於用一種雙關語來改變那個意義。
人們往往自以為十分淵博，因為借助於一些具有極度概括性的辭句，他們就好像上升到絕對觀念的頂點，從而欺騙那些沒有經驗的人；並且，更糟糕的是，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檢驗的抽象概念。但是通過相同事實的比較而形成的抽象概念是一回事，而從同一名詞的不同意義推論出來的抽象概念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提供普遍的觀念、定理、定律；後者則表示各種觀念產生過程的次序。我們的一切謬誤都是由於經常混淆這兩種抽象概念而造成的。在這方麵，語言和哲學都同樣是有缺點的。一個成語愈不普通，它的措辭愈是晦澀，它就成為愈加豐富的產生錯誤的源泉：一個哲學家的詭辯的程度是與他對於任何可以消滅語言中的這種缺點的方法的無知成正比的。如果有一天能發現那種用科學方法糾正語言的謬誤的技巧，那麼哲學就找到了它的確實性的標準了。
現在，既然所有權和占有之間的區別已得到了很好的證明，並且根據我剛才舉出的理由，前者必然會消滅這一點也已得到了解決，那麼，為了恢複一個語源的微不足道的利益，難道最好是把所有權這個詞保留下來嗎？我認為這樣做是很不聰明的，並且我願意說明理由。我從《人民報》上摘錄了下列的一段文字：
“限製所有權，規定取得、占有和遺傳財產的條件的權是屬於立法機關的……無可否認，繼承、查定稅額、商業、工業、勞動和工資需要極重要的修正。”
無產者們，你們希望限製所有權；那就是說你們希望摧毀所有權，把它變為占有權。因為，未經所有人的同意就去限製所有權，那就是否認所有權；使雇員和所有人聯合起來，那就是摧毀高超的權利；取消甚或一般地限製田租、房租、收入和收益，那就是消滅完善的所有權。那麼，當你們為了建立平等而以這種值得讚揚的熱忱辛勤工作時，你們為什麼要保留這樣一個辭句，即它的模棱兩可的意義永遠會是你們成功道路上的障礙的辭句呢？
從這裏你們就可以看出我們所以不但要拋棄財產這個東西、而且還要拋棄其名稱的第一個理由——一個完全是哲學上的理由了。而這就是政治的理由、亦即最高的理由。
每一次社會革命——古尚先生會告訴你們——都隻是為了要實現一種政治的、道德的或宗教的思想而發生的。當亞曆山大征服亞洲時，他的思想是為希臘的自由對東方的專製製度的侮辱進行報複；當馬裏烏斯和凱撒推翻了羅馬貴族時，他們的思想是把麵包給予人民；當基督教在世界上進行革命時，它的思想是解放人類並用對一個上帝的崇拜來代替伊壁鳩魯和荷馬的許多神祗；當法蘭西在1789年起義時，它的思想是在法律麵前的自由和平等。古尚先生說，真正的革命都是有它的思想內容的；所以，凡是在沒有一種思想甚或不能正式表達一種思想的地方，就不可能發生革命。這種地方會有亂民、謀叛者、暴徒、弑君者，但不會有革命家。缺乏思想的社會隻會在原地旋轉和打滾，並在它的無益的努力中趨於滅亡。
可是，你們都覺得革命就將來到，並且覺得單是你們本身就能完成革命。那麼，支配著你們的是什麼樣的思想呢，十九世紀的無產者？——因為我實在不能把你們叫做革命家。你們想些什麼？——你們相信什麼？——你們需要什麼？請小心地作出答複。我曾誠心誠意地閱讀了你們所喜愛的報刊，你們最尊敬的作家的作品。我到處隻看到一些空虛的和幼稚的實體，而找不到一種思想。
我要解釋一下實體這個詞的意義，——對於你們大部分人來說，這無疑是個新詞。
所謂實體，一般都了解為一種想像力所能理解的但非官感和理智所能辨認的東西。因此，斯加納列爾所說的鴉片的麻醉力和古代醫學上的病態的粘液都是實體。實體是那些不願自承無知的人的支柱。它是不可思議的；或者像聖保羅所說的，是不明了的論證（Argumentumnonapparientium）。在哲學上，實體往往隻是對思想內容毫無增益的一些字眼的重複。
例如，當比埃爾·勒魯先生——他曾說過這麼多美妙的話，但據我看來，他過分喜歡他那些柏拉圖式的公式——向我們斷言說，人類的禍害是由於我們對生活的無知時，比埃爾·勒魯先生就說了一個實體，因為很明顯的是，如果我們是邪惡的，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生活；但是了解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是沒有價值的。
當埃德加·基內①聲稱，法國之所以遭受苦難和衰微，是因為人與人和利益與利益之間存在著對立狀態時，他所宣告的是一個實體，因為問題是要去發現這個對立狀態的根源。
①埃德加·基內（1803—1875），法國作家兼政治家，曾在德國研究哲學，並廣泛遊曆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著有《意大利革命》、《奴隸們》、《1815年戰爭史》、《新精神》等。——譯者
當拉門奈先生大聲地宣傳自我犧牲和愛時，他宣告了兩個實體，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在什麼條件下自我犧牲和愛能夠產生和存在。
同樣地，無產者們，當你們談論自由、進步和人民的主權時，你們也就把這些當然可以懂得的東西在空間造成了這麼多的實體：因為一方麵，既然1789年的關於自由的定義已經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我們就需要一個關於自由的新的定義；另一方麵，我們必須知道社會應該朝著什麼方向前進，才能求得進步。至於人民的主權，那是比理性的主權更大的實體；它是實體中的實體。事實上，既然在人民之外和理性之外都不能設想有主權，那麼我們還必須加以確定的是，在人民之中應該由誰來行使主權；並且，在這麼許多思想中間，哪些應該是最高的。說人民應當選舉他們的代表，就等於是說人民應當承認他們的元首，這絲毫也沒有把困難消除掉。
但是，假定在出身上平等了，在法律上平等了，在人格上平等了，在社會職能上平等了，你們也就會希望得到地位上的平等。
假如在看出無論從事生產、交換或消費的人們的一切相互關係都是彼此公平相待的關係，——總之，就是社會關係；假如我說，你們在看出這一點的時候，要想給予這個天然的社會一種合法的存在並用法律來確定這一事實，——那麼我說，你們就需要對於你們整個的思想有一個清楚的、具體的和確切的表達方式，即能立刻說明原則、手段和目的的表達方式；而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那個表達方式就是聯合。
既然人類的聯合至少可以正當地說是從世界開始時就存在的，並且曾經不斷地拋棄它的奴隸製、貴族製、君主專製、特權政治和封建製等等這些消極因素，從而逐步把自己建立起來並使自己趨於完善，——那麼我說，為了消滅社會的最後的消極因素，提出最後的革命思想，你們就必須改變舊日的號召的口號，把廢除專製、廢除貴族、廢除奴隸！變為廢除所有權！……
但是，我知道使你們驚愕的是什麼，你們這些被窮困之風所摧殘的、被你們的恩人的傲慢所壓倒的可憐蟲：這就是其後果使你們感到害怕的平等。我們怎麼——你們在你們的報紙上說——我們怎麼可以“夢想一種既然是不自然的、因而就是不合乎正義的劃一的地位呢？我們該怎樣去償付一位科爾默南①或一位拉門奈的勞動日呢？”
①德·拉厄·科爾默南（1788—1868），法國律師兼政論家，著有《行政法》、《村治問題》等。——譯者
平民們，請你們聽著！在薩拉密斯海戰②之後，當雅典人集會討論給予勇士獎賞時，在把選票收集起來之後，發見每一個戰鬥員都得了一票頭獎的選票，西米斯托克利斯①得到了全部二獎的選票。米涅瓦女神②的人民是用他們自己的手來加冕的。真正英勇的人們！他們都有資格得到橄欖枝，因為他們都敢於為自己要求得到它。古人讚美了這種崇高的精神。無產者們，請你們學會去尊重你們自己並重視你們的尊嚴。你們希望得到自由，但你們不懂得怎樣去做一個公民。現在，無論誰說“公民們”，必然就是說平等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