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節交替是自然規律，本不必惜春、傷春。但花苞尚未綻放，就被風暴侵襲凋零，總讓人痛心不已。截至6月上旬，汶川地震死難人數已達到69000多人，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會繼續增加。天災不可抗拒，傷亡難免，但最讓人痛惜的是中小學生死亡人數比例之大，據不完全統計，四川省學生死亡人數達4737人，傷者1.6萬餘人，占死亡人數的7%。都江堰市的向峨中學死亡學生327名，占全鄉3/4；綿竹市漢旺鎮，漢旺幼兒園、漢旺小學、東方汽輪機廠附中全部垮塌，遇難學生過千人；都江堰市聚源鎮聚源中學、綿竹市五福鎮富新二小，周圍的民房基本沒有垮塌，學校卻在瞬間變成廢墟；北川中學旁邊幾棟20多年的樓房沒倒，北川中學卻整體垮塌了……在汶川、北川等震中重災縣統計數據還沒有出來的情況下，據四川省教育部門的初步統計，倒塌的校舍就已達到6898間。學校成為最脆弱、最令人心碎的地方。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國家的未來。這些年，不論走到哪裏，都能看到這樣的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在災區，人們看到的許多現實卻與這樣的宣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任何人都難以接受，遑論家長。
家長們在學校的廢墟間看到，一些殘磚上的水泥可隨意掰開，一些折斷的預製板裏竟然沒有一根鋼筋甚至鐵絲……
天災可以認命，但人禍卻無論如何無法接受。家長們憤怒了，綿竹市的數百名家長冒著餘震向市政府請願，要求調查學校垮塌原因，嚴懲“豆腐渣”工程的責任者。媒體和網絡輿論也發出了一致的譴責和追究責任聲，他們還將一些災後完好的學校與之對比，證明並非所有的學校都不堪一擊。
筆者完全讚同媒體對一些垮塌學校建築存在人為質量問題的調查結論，也強烈要求政府部門對所有垮塌學校建築和公共建築進行徹底的調查，如係豆腐渣工程，不論問題出在哪個環節，不論涉及什麼人，都應嚴肅追究責任，觸犯刑律的，必須繩之以法，以儆效尤，以慰逝者和生者。
但是，筆者認為，在悲痛的時候，還應保持理性；在進行道德譴責和法律追究的時候，應該冷靜反思，造成如此普遍、嚴重的學校等公共建築質量問題背後的製度原因。
5月29日《南方周末》一篇建設部專家認定聚源中學是問題建築的調查中透露出的許多信息，很值得讀者深長思之。
在報道聚源中學校舍存在質量問題的調查以後，記者又深入采訪了該中學的兩任校長及都江堰市教育局及成都市教育局的官員。他們談到倒塌的三層教學樓建成於1986年，當時我國中小學的教育資金主要由鄉鎮投入，而貧困的鄉村常常連民辦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更別提校舍建設。建造這幢教學樓的資金隻有1萬，建築成本被壓到極低，承建商還要賺錢，質量就可想而知了；聚源中學還倒塌了一幢建於1996年的四層教學樓，這是為迎接“普九”達標而建的。當時鎮政府財力不足，但為了達標硬著頭皮也要上，造價被壓得很低，因此造成的債務“好幾年沒翻過身來”。這種欠債搞“普九”，低價建校舍的情況，在國內經濟欠發達地區比較普遍。都江堰市在去年還沒有化解“普九”債務。四川省至2007年底還有約40億元“普九”債務。
教育特別是九年製義務教育，屬於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物品。但是多年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基礎教育、衛生保健、五保戶等都是農民自己的事情，通過農民自己集資、投勞來解決……長期以來的城鄉分治在財政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固化為一種製度合排。即便2002年以後，農村教育公共物品改由縣級財政提供，但縣級財政一直是我國四級政府中最薄弱的，事權與財權嚴重不符，這是造成鄉鎮中小學教學樓投入偏低的重要原因，成都市教育局普教處處長何榮說：“這實際上是最低水平的運轉——隻要能把學生裝進一個房子就行。”
就全國而言，我國教育的投入在世界上一直屬於偏低水平，中央1993年就提出：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例在20世紀末要達到4%，但十幾年過去了，盡管絕對額有所增加，但比例一直沒有達到。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中央特別強調，今後要加大財政支出向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類產品的傾斜。
由此可見，從製度麵分析，基本公共物品的分配未能做到不分城鄉、不分地區的平等分配，教育資金投入不足也是造成災區學校建築垮塌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原因。所以，人們在反思災難的時候，也絕對不能忽略公共財政體製方麵的原因，並且應在重建中，將“城鄉統籌”和製度的改革與完善放在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