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以行政為主導的國家，取消一個稅種（或降低稅率）可能比增加一個稅種更難。因為這類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公共品的供應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是發展的主要矛盾。在既定的財政預算下，取消一個稅種，意味著減少財政收入，這不僅會影響公共品的供給，還會影響一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要重新化解這些矛盾，其代價可能遠大於減稅帶來的效益。反之，增稅由於立法機構的掣肘要遠遠小於憲政國家，因而增稅的阻力會小於減稅導致的矛盾。
但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國家，也就是憲政國家，由於執政黨由普選產生，政客的綱領都集中在短期內如何擴大民生福利方麵，因而其稅收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如何增收，而在於如何分配。增收必然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使反對力量增加，政客可能會丟失選票，從而不能實現政治抱負。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政府。撒切爾為了提高效率，醫治“英國病”，決心征收人頭稅，話音甫落，就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街頭抗爭（騷亂），最後不得不收回成命，黯然下台。美國的小布什就比撒切爾聰明，2000年他競選的主要綱領之一就是減稅，花掉克林頓政府（更遠可以溯及其父老布什因為結束冷戰而產生的戰爭紅利）的財政盈餘，最終險勝戈爾。當然，他上台以後也沒有食言，兩次推行大幅度的減稅政策，獲得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好評與擁戴。
我國無疑目前還是行政主導型的國家，在稅收上，全國人大兩次授權給國務院，可以製定必要的稅收法規。這就在籌集財政收入資金方麵給了國務院以很大的空間。
雖然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將近三十年間，我國的稅種經曆了先大幅度增加（1980—1994），後逐漸合並減少的過程，但其基本前提始終沒有改變，這就是任何減稅（減少稅種）都不能超過財政的負擔能力。換句話說，減稅是以擴大稅基或提高稅負並不減少總收入為前提的。這樣的減稅隻是稅收結構的調整（如所得稅的合並，流轉稅的重新組合等）而不是財政收入總量的減少。
當然，這期間也有一些取消稅種的大小舉措，如近年的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但這些稅一是占財政總量微不足道且征收成本偏高，如屠宰稅；二是其目的不在收入而在調節，經濟環境一旦發生變化，即失去了存在意義，如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三是確實不合理，已成為社會分配不公正，阻礙生產力的象征和桎梏，如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即便這樣，農業稅的取消其動因也有著接下來將要論述的公民的力量。
從2007年8月15日起，我國已征收9年的利息稅將由原20%的稅率減為5%。國務院的這一決定先是獲得了全國人大的授權——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減征或停征，隨後不到一個月，國務院即決定大幅度調減利息稅。
看起來，調減利息稅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為經過連年的物價上漲，我國的儲蓄利息早已為負，再征收20%的利息稅使儲戶利益雪上加霜。其後果不僅使銀行存款流失，造成流動性過剩，而且導致投資過熱，還加劇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為不區分儲蓄額的比例稅率使窮人的收益累退。在這種情況下，調減利息稅應是政府以人為本，順應經濟規律的舉措。然而，筆者注意到，同以往的取消某個稅種、降低某個稅種稅率不同，這次調減利息稅背後還有著強大的公民力量的推動。
從去年全國兩會起，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或動議或提案，不斷建議取消利息稅，其理由不外乎以上列舉的幾條。雖然人數不過幾十人，但他們是人民和團體利益的代表，背後有著億萬民意的支持。筆者曾以“取消利息稅”為關鍵詞上網搜索，發現相關信息竟達二百九十多萬條，雖然無力統計其中民意，但從中國青年報與某網站的一項有6000多人參與的調查中可以看到，93.7%的人認為利息稅不合理，可見民意之強大和洶洶。
所以，與其說調減利息稅是政府順應經濟規律之舉，不如說是順應民意之舉，也可以說是兩者綜合作用的結果。與其類似的還有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以此而論，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從稅收體製改革這一微觀點上關注，已從過去的寂然無聲變成了眾議洶洶，同時也不再是說了也白說。這說明了什麼，一是權利要靠公民的政治參與去爭取，二是政府的政治體製改革已然啟動，正向公民與政府的良性互動方向發展。